为什么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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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读者朋友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深入了解毛主席的，我对主席的深入了解，是从2020年初开始的。
那个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半年，考研败北，又遇到疫情肆虐，找工作不很顺利，整个人颇为迷茫，一度选择了躺平摆烂。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读到栩然老师写的关于毛主席的故事，才发现，原来伟人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和现在年轻人类似的迷茫和困顿，但他的应对态度却很积极向上。
为什么同样是面对问题，毛主席与多数人的态度却是大相径庭呢？
我来了兴趣，开始阅读起毛泽东传记，深入系统了解有关毛主席的人生经历。
与此同时，为了对主席的思想有更深刻的领悟，我又买来毛选，结合他的传记，一起认真研读起来，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深受启发。
我意识到，如果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
毛主席的人生经历，不就是一个人坚持不懈的奋斗历程吗？
《毛泽东选集》，不就是毛主席记录这段奋斗历程的深度思考笔记合集吗？
在毛选这份深度思考笔记合集中，有一个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就是：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初看这个观点，你可能会觉得挺极端，甚至质疑：
没有调查，凭什么就不能有发言权呢？
坦率地说，一开始，我也抱有这样的疑问。
但随着对毛主席的了解愈深，我才发现，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著名的论断，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并不是简单地就下了这个结论。
那么，为什么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呢？
他提出这个观点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在我看来，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毛主席的青年时代说起。
让我们把目光投回到百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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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毛泽东正在湖南一师上学。
这年暑假，在许多人选择回家休息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外出游学。
听到游学，很多人可能想到的是出国游学，一边游玩，一边学习。要想出国游学，没点经济基础，根本玩不转。那时候的毛泽东，是一介“穷学生”，没有什么钱，根本不可能出国游学。
他所说的“游学”，其实是穷游，用湖南俗语说的话，叫“打秋风”。
什么是“打秋风”？
简单来说，“打秋风”就是穷知识分子靠作点诗，写几个字，送给乡里的土财东，换几个钱糊口，此举形同乞丐，故曰“打秋风”。
毛泽东约上好友萧子升，两个人各带一把雨伞、各背一个挎包，装着些简单的换洗衣物和文房四宝，身无分文，就这样开启了外出游学之旅。
这次游学，毛泽东和萧子升两人，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多个乡镇，历时一个多月。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他们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为此，还写了许多笔记。
这些笔记记录了毛泽东与萧子升两人游学的所见所闻，以及对其的深入思考。
游学结束后，有一师的同学读到毛泽东的游学笔记，说他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这句话所体现出来的强烈反差对比，其实也在彰显毛泽东的与众不同。
第二年春天，毛泽东又出发游学了。
这一次，他是和好友蔡和森一起。两个人沿着洞庭湖南岸和东岸，途径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为时半月有余。
类似的游学，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期，经历过好几次。当时看看好像没啥用处，但其实，毛泽东这是在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
在毛泽东看来，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有字之书”指的的书本教材，而“无字之书”，则是实际的社会。
为什么毛泽东注重读“无字之书”？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跟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不无关系。
什么是湘学士风？
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传承着的文化底蕴。
这种文化底蕴，其实自古有之，而承载它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书院。要知道，湖南历来有兴办书院的传统，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这里的学风崇尚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
到了明末清初，湘人王夫之继承湘学士风，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其思想精华汇聚在他的文集《船山遗书》里。
而后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书院，自然也就继承了王夫之的思想、继承了湘学士风，并将这种思想和风气在湖南推而广之。
在湖南一师，毛泽东遇到了他的恩师杨昌济。杨先生曾是岳麓书院的学生，承袭了王夫之那一套思想，在与毛泽东的交往过程中，自然少不了言传身教，毛泽东深受影响，大受裨益。
求学期间，他曾抄录过许多体现这套思想的观点，比如：
“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实意做事，真心求学”；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
毛泽东不仅抄录这些观点，更是发自内心地认同之。
在湖南一师所进行的外出游学、打秋风，实际上都是他对这些观点的尝试和践行。
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前往北京，当了一名北漂。
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期间，他曾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工厂调查，收获不少。当朋友邀请他一起出国留学时，他表示赞同，但仍以调查研究为首要事务。
对此，他说：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
这些实践和理念，让毛泽东逐渐养成了调查研究的作风，对他日后的人生走向、对中国革命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北漂的毛泽东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
到了1926年，毛泽东已经成长为全国有影响力的农民运动的权威。
那时候正值北伐战争，表面上看形势虽然大好，但实则暗流涌动。
北伐军所经之地，农民运动就会随之开展起来。以湖南为例，当时湖南农民有差不多一半已经组织起来，农民们以农协的方式，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的斗争。
由于农民运动兴起的很快，如暴风骤雨般展开，打得不少人措手不及，同时，在运动展开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阶级矛盾开始激化。
有些北伐军官与地主豪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农民运动触及地主利益，间接上也是在触及北伐军官的利益。
他们称农民运动是“越轨”，是“痞子运动”，是在“扰乱北伐后方”。
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引起了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注意。他也批评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
虽然党内不少人表示反对，但在会上讨论过后，最终还是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
毛泽东说：
“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观点还是感到怀疑。
虽然一开始他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去反对，但他愈发地感觉到，在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农民运动等重大问题上，自己与陈独秀之间，是存在着诸多分歧的。
觉得有分歧，想对问题的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应该怎么办？
毛泽东想到了调查研究。
有句话说得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当与某人观点不同时，一味地停留在口舌争论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争来争去，往往都是些道听途说的东西。
要把问题弄清楚，就得回归到问题发生的源头，去亲自调查一番，研究一番，才可能逼近问题的真相。
恰好，这时候毛泽东收到一份邀请，来自湖南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
先生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无任感祷！
1926年12月17日，毛泽东应邀从汉口回到了长沙。
参加完会议后，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开始下乡考察农民运动。
1927年1月4日起，毛泽东身着蓝布衣衫，脚穿草鞋，手持雨伞，陆续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总共历时32天，行程七百公里。
虽然这次考察的时间和距离比不上他之前在湖南一师的外出游学，但这并不妨碍他亲眼看到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事。
在韶山冲，他听说农民们可以去土豪劣绅家少奶奶的牙床上去踏滚；
在银田寺，他了解到某团防局长杀人不眨眼，连无辜的乞丐都不放过；
在湘乡县，他发现留在乡下的小劣绅怕被针对，愿意出十块钱加入农会；
在衡山县，他知晓农会掌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
……
这次考察让毛泽东大开眼界，收获颇丰。既了解到了土豪劣绅的无耻行径，也感受到了农民参与运动的热情与决心。
过去，毛泽东所了解到的农民运动“过火”，更多是道听途说，这一度让他担心是不是果真如此。
随着亲自实地考察一番后，他才知道，事实并没有说得那么夸张，有些问题被选择性的忽略了，有些问题则被选择性地夸大了。
从长沙返回武汉后，毛泽东结合这次考察的实际，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全文两万余字，看着挺长，却没有一句废话。
文章立场明确，观点清晰，他一一驳斥了当时右派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诘难，同时辅以考察过程中的种种见闻为素材，加以佐证，表达通俗易懂，甚至带点口语化的幽默，可读性很强。
比如文中的那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观点，至今听起来，依旧铿锵有力，发人深省。
从文笔上看，这份报告已是难得的佳作；
从深度上看，它更是指导中国革命宝贵的指南。
瞿秋白为这份报告亦是赞赏有加，并为其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
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年轻时候的毛泽东，外出游学、搞调查研究，更像是一种兴趣爱好、社会实践拓展，为的是开眼界；
而今数年过去，他前往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像是对这种兴趣爱好的一种升华和延伸。
是的，他已经将调查研究逐渐培养成为自身的一个优良习惯，一项工作上的核心能力，而不仅仅是一个兴趣爱好。
面对诸多悬而未解、争论不休的问题，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逐一解决，并在解决的基础上独立思考、梳理总结、不人云亦云，
因而得出了许多常人不可理解、但事后又证明他总是对的观点，让人不得不服。
难怪瞿秋白曾说：
“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事实上，通过调查研究，此时的毛泽东，已然远远地走在了同时代人们的前面。
但他并未因此而懈怠，而是继续努力着，不断向前更进一步。
4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没多久，蒋介石和汪精卫就陆续叛变了革命，北伐折戟，这也意味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组建了红军，开启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并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而后又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在此期间，每到一处，毛泽东依旧不忘调查研究。
当时担任红四军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以便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
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当地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
到了1930年5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因环境较为安定，在此处停留了一个月。
毛泽东利用这段宝贵的时光，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开启了一次著名的社会调查：
寻乌调查。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虽然涉及的方面很多，但其核心的调查目的却很明确。
毛泽东表示：
“（这正是对）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
说干就干。
参加调查会的有11人，分别是一些中级干部、一些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的商会会长、一个曾在知县衙门管钱已经失业的小官吏。
在毛泽东看来，寻乌这个县处于闽赣粤三省交界处，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只要能明白这个县的情况，那么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也差不离，正所谓“具有代表性的统计调查样本。”
由于环境相对安定，毛泽东在寻乌进行的调查颇为顺利，调查结束后，他把搜集到的信息整理成了《寻乌调查》一文。
相比之前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寻乌调查》堪称Pro升级版，有足足八万多字，共5章39节。
这份调查细致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不仅记录了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还将农村和城镇结合起来调查。在城镇方面，他尤其调查了这里的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
像油、盐、酱、醋、茶之类的他都会单独列条，在种类、价格、店铺、价格方面也会细致标注。
就连县里妓院有多少家、名妓有谁、嫖妓的又都是些什么人都写到了。
和之前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他这8万字，没有废话，都是干货。
反观我们现在不少所谓做学术研究的人，写的文章不仅毫无新意，也不愿去做田野调查。
即便做了田野调查，其数据也弄得不尽详实，甚至有作假之嫌。
顶着学术的高帽，做着毫无水准的“研究”，想想也是滑稽的很，可悲可叹。
在进行寻乌调查的一个月里，毛泽东还写出了一篇名作：
《反对本本主义》。
而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就是在这篇名作中旗帜鲜明提出的。
《反对本本主义》，算是毛泽东对自己多年来所进行调查研究实践后的总结报告，其中提出了自己关于调查研究的诸多看法，甚至提出一套调查研究的方法论。
关于调查的技术，他谈了7个方面：
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调查会需要那些与调查主题相关的人参与进来；
开调查会人一般至少3人，但不苛求数量，要依调查人实际情况决定；
要定调查纲目；
要亲自出马；
要深入；
要自己做记录；
这标志着毛泽东的认知出现了一个飞跃，他开始不再局限拘泥于某一个具体的调查研究中，而是通过总结方法论，让调查研究变得有章有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这也让他之后开展的种种调查研究更加全面完善，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解也进一步加深，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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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毛主席人生中搞调查研究的3段经历，我们不难发现：
青年时期，毛泽东接触到务实的湘学士风，还受到杨昌济先生的真传，“实事求是”的理念逐渐深入骨髓，成为他提出一系列思想观点、指导一系列行动实践的根本出发点；
外出游学、打秋风的经历，让他将“实事求是”的理念辅助实际行动，并逐渐形成了调查研究的优良习惯；
这个习惯伴随着毛泽东一生。
不管是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还是作寻乌调查，亦或是其他什么调查研究，其实都是对“实事求是”这一根本观点的切实践行、巩固强化、发展延伸。
到他写《反对本本主义》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将调查研究的理念、方法、行动变成自身的一部分，他也通过调查研究的方式解决了诸多疑难问题。
这样一来，理念基础有了，方法基础有了，实践基础也有了，当遇到现实中存在的诸多因为枉顾实际而瞎指挥的糟糕情况时，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观点，其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说道：
“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
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
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
……
这些略带些武断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现实存在问题的一个强力纠正，正所谓“矫枉必须过正，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写到这，我不禁想起自己曾经的考研失败经历。
我大学读的金融，但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金融的兴趣不很大，对数字也不甚敏感，因而产生了想跨专业考研的想法。
我选定的专业是新闻传播，目标院校则是北京的一所很厉害的985。
当时我自视甚高，对相关专业、院校做了简单的了解，就买来教材资料备考起来，备考的过程也挺浮躁。
考研结果出来后，成绩虽然过了国家线，但相较于那所985的分数线，却差了许多。
分数线很高，参加的人多，竞争很激烈，我自然成了陪跑。
看着录取结果，我颓废了好一阵子，读了毛主席的《反对本本主义》，我才意识到，其实那会儿的失败，可以说是种必然。
为什么？
因为我根本没做好调查研究。
要知道，每年考研有国家线，有的学校也有自主划线权。不同的专业、不同的硕士类别招生的人数也有着天壤之别，考试的难度、报录比等，每年都会有所变化。
我虽然在备考前大致了解了下，但并没有对这些要素进行深入地分析、思考，更是忘了自己是在跨专业考研，本身就具备劣势，考名校的热门专业，竞争压力更是巨大。
由于严重背离实际情况，只是一味地在按照自己脑中所构想的思路走，那么，一开始可能活在看似美好的幻想里，但当幻想的泡沫被残酷的现实戳破，一切也都成了惘然。
留下的只有一地鸡毛，顾影自怜什么的，也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罢了。
而后找工作的不顺利，其实，更多的，也在于我对现实情况估计错误，把自身看得太重，进而造成行动上的错位，找工作当然不会理想。
一步错，步步错，忽略了客观实际，其最终的结果，总是不好的。
这些问题，也都是我在读过毛主席的《反对本本主义》后，才开始认真反思并发现的。
我开始摆脱了那种虚浮的状态，逐步回到正轨，实事求是，走上一条切实可行的个人成长发展道路上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毛主席的经历、毛选里的诸多观点，不仅让我深受启发，更让我重获新生。
我想，每一位关注栩然说的朋友，也都希望通过毛主席的经历、学习毛选收获启发，以帮助自己的成长进步，但有些朋友觉得毛选里的许多内容挺抽象，因而产生了畏难情绪，所以畏葸不前。
其实，在我看来，大可不必如此。
我的建议是，结合自己遇到的问题去读毛选，结合毛主席的经历去读毛选，你会发现，带着这样的视角去读毛选，那些抽象的观点居然都渐渐鲜活起来，而且能化为己用。
比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观点，如果我没有走过弯路、陷入迷茫、被社会毒打，我可能很难对其有多深的感悟，但正是因为经历了那些不堪，才会体悟得真切、深刻。
文章写到这，就暂告一段落。
最后以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里的一句话作结吧：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
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我们的成长何尝不是如此？
那么，如何纠正自己走过的弯路呢？
让我们从对实际情况作调查开始吧。
须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与你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