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继东：陈云关于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重大任务和永恒主题。没有党的纯洁性，就没有党的先进性。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部门、单位的党组织放宽入党标准甚至买卖“党票”，更有不少地方、部门、单位对一些不合格党员不敢采取有力措施进行处理甚至清除，这些都是造成理想信念缺失、组织纪律涣散、腐败问题严重等众多问题的重要原因。而要真正彻底解决好这些问题，就必须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大力开展党的纯洁性建设，从思想、组织、作风等多方面入手，真正打造一个思想上纯洁、组织上纯洁、作风上纯洁的党。20世纪40年代，陈云在党内最早明确提出“纯洁”概念。新中国成立后，陈云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他关于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思想，多次针对如何从思想、组织、作风等多方面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作出论述，不少思想成为我们党的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认真总结陈云关于党的纯洁性建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对于在新形势下深入推进党的纯洁性建设和确保我们党永远不变质、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具有重要意义。
一、不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永远保持思想上的纯洁性
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永远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古田会议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和正式确立思想建党的原则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坚持把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通过学习不断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努力保持思想上的纯洁性。
作为伟大、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云参加革命之后就非常重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把这个好习惯保持终生。尤其是在延安时期，他抓住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不仅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著作，而且认真学习、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特别是反复研读了毛泽东的一些经典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他都读了很多很多遍，在提高理论水平等方面都受益很大。1938年11月，他还在中央组织部内成立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并担任组长，集中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小组成员有十多人，旁听的干部还有三十余人，形成了很好的学习风气，大大提高了大家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他还带动身边的同志一起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觉悟，成为不断加强思想纯洁性建设的表率。
【陈云到江西时，带了三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鲁迅的著作。这是他阅读的部分著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工作非常繁重，但陈云依然坚持加强理论学习的良好习惯。在20世纪50年代，负责中央财经工作的他不仅自己加强理论学习，还亲自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领导干部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1954年2月，他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们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危险，就没有什么方法防止了吗？我看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再次强调了党的思想纯洁的重要性。
“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使身处逆境，陈云也丝毫没有放松理论学习。他被下放江西时，重新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以及鲁迅等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书籍，并对其中的很多文章、讲话及书信等反复研读。为深入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他特别把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著作反复研读了很多遍，并结合我们党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思考。通过这个时期的学习，他不仅对马列主义有了比以往更深刻的感悟，而且更进一步坚定了对党和革命的信心。
回到北京后，陈云在给女儿陈伟华的信中透露说，自己已经制定了个读书计划，准备用两年时间再精读一遍毛主席著作、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的若干著作等，并希望女儿参加他发起的家庭读书会，一起学好革命著作。陈伟华很高兴地响应父亲的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等。经过学习，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并在不久之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3年8月7日，陈云写给女儿陈伟华关于读书计划的一封信。】
改革开放后，陈云的工作更加繁重，然而他依然没有放松理论学习和思想建设。1985年6月，他在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指出：“任何单位，任何领导干部，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要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他强调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不仅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警醒作用，而且对今天仍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1985年6月，针对一些地方部门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等问题，陈云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这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并强调这是使党始终有战斗力、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1987年7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再次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陈云这些话，不仅是郑重的叮嘱和对全党的号召，也是对当时一些问题和思潮的回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思想教育要突出重点，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在新时期，面临新挑战、新考验，尤其是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和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大潮的冲击，广大党员、干部思想上的滑坡是我们党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峻性，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建设，特别是要重点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精神文明工作，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努力真正实现思想上的纯洁。
二、坚决清除不合格党员，把好入口关，真正实现组织上的纯洁
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问题考验都表明，保持党的纯洁性永远是全党重大的政治任务。没有党的纯洁性就没有党的先进性，党只有吐故纳新才能永远保持生命力，必须敢于清除不合格党员。在这方面，陈云给我们作出了表率。因此，我们应进一步剖析、总结、完善陈云是如何实现党在组织上的纯洁的，并及时调研、总结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在推进组织上纯洁的做法和经验，尽快制定可在全党推广实施的普遍性措施并加以制度化，通过制度完善彻底打破党员“终身制”，最终建立起一套包括及时清退不合格党员等举措在内的加强党员队伍纯洁性建设的长效机制，并尽快在全国各级党组织和所有党员中普遍推广。
保持党组织上的纯洁性，首先要敢于清除不合格党员。陈云在这方面敢于动真格，给我们作出了表率。在延安时期，有个名叫刘力功的知识分子，他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是在抗大学习，毕业后又进入延安党校训练班继续学习。最后毕业时，根据抗大和党校毕业分配的原则，党组织决定让他到基层去锻炼。然而刘力功不服从组织安排，坚持要到马列学院继续学习，声言如不能去学习就回原籍工作。他甚至明确表示，党组织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退党。为了教育刘力功，陈云和党组织找他谈话多达七次，苦口婆心地给他讲党的组织分配原则和基层工作的重要性，并明确要求他必须服从党的决定。令人遗憾的是，刘力功不仅对党的说服教育不当回事，而且变本加厉，不仅坚决不到华北基层工作，而且还提出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的无理要求。在得知党没有同意自己的要求后，刘力功竟然拒绝执行党的决定。对于刘力功这样的“钉子党员”该怎么处理？很多人都在看陈云要采取什么措施。经过深思熟虑，陈云决定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以此向大家表明党对于任何无组织、无纪律的党员都不会姑息、纵容。这是党纯洁组织上的一个成功范例，是我党纯洁性建设中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1939年5月23日，《解放》第七十三期发表的陈云《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
当时，一些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把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也带了过来，他们觉得自己有文化、有知识，甚至高人一等，不仅瞧不起劳动人民，也瞧不起工农出身的干部，不仅在工作、生活中讲条件、要待遇，而且名利心严重，造成了恶劣影响。因此，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之后，陈云决定抓住刘力功这个反面典型，有力推动党的纯洁性建设。他随即在延安开展了一场广泛的“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党籍”的讨论，并专门抽出时间参加机关、学校的讨论，还亲自撰文发表在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杂志上对讨论进行引导。他在1939年5月23日发表的题为《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文章中明确指出：“究竟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分配工作时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呢？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决议的义务。除此之外，决不能增加一点权利，也决不能附加一个条件，否则就违犯了党的纪律。”“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因此破坏党纪，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我们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倾向作斗争。”他在文章最后强调：“在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内，也决不允许那些明知故犯的不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分子存在。”他通过剖析刘力功的问题，不仅向全党强调了严肃纪律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向大家表明，党决不允许特殊党员存在，对于无视党的纪律的党员一定要坚决清除。
保持组织上的纯洁性，同时要切实严把党组织入口关，这也是陈云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他一直在思考一名好党员应该具备的标准，强调判断一个人能否被发展为党员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要看他是否真正信仰共产主义。1938年9月，针对当时一些党员干部在发展新党员时对党员标准产生争论、分歧、疑虑，甚至出现了“凡是会说话的，有胡子的，懂得各党各派情形的，就以为他背景复杂，不敢吸收”等问题，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态度鲜明地指出：“这种人在社会上常常是比较有经验的，他们了解许多问题，只要他们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而且现在愿意参加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一同革命，一同前进，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说这种人复杂是复杂的，但他从自己的经验中真正了解共产主义，本质也是纯洁的。”他首次提出了“纯洁”的概念，从而进一步厘清了什么样的人适合被吸收入党，如何对一些申请入党的同志通过表现看本质等问题。1940年，他又进一步阐释了“纯洁”的概念：“我们所说的纯洁，主要的不是年幼龄轻、没有社会关系、单纯的纯洁，而是指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忠心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的纯洁。”他在这里所说的“纯洁”就是指党的纯洁性，因此，陈云被公认为是党内最早提出党的纯洁性概念的领导人。
在因开除刘力功党籍事件为《解放》杂志撰文一周后，陈云再次为《解放》杂志撰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他在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什么人有资格加入党，是我党经常留心的问题。”他在文章中详细说明了什么人可以入党、一个良好的党员应该具备的六个条件等，为进一步从组织上纯洁党的队伍明确了标准。
在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等多重考验的新时期，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更加重要和迫切。随着党员队伍从改革开放前的3698.1万名壮大到2013年底的8668.6万名，有些问题也开始凸显。尤其是一些地方、单位近些年来在发展党员时讲关系、看利益、画圈子等“近亲繁殖”问题时有发生，严重败坏了党的风气，损害了党的形象。再加上一些党组织涣散、党组织负责人怕得罪人而不敢清除不合格党员，党员素质问题成为广大党员群众关注和议论的焦点问题。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纯洁性建设”列入党的建设主线。大会表决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写入了总纲。因此，我们应该学习陈云开除刘力功党籍的做法和经验，鼓励各地在党的纯洁性建设中积极探索，既要像山东寿光等地那样敢于通过制定科学标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清除不合格党员，又要强调把好党员组织的入口关是保持党的队伍纯洁性的重要前提和关键所在，使全党深刻认识到必须及时清退不合格党员才能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才能真正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解放区出版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四种版本。】
三、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时刻保持作风上的纯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必须聚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这就警示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积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发挥好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时刻保持党的作风纯洁。陈云正是这方面的表率。
陈云一直强调共产党员要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并提出要坚决反对自私自利、贪污腐化等，是党内最早提倡从严治党的领导之一。早在1939年5月，他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里就谈到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意义，他说：“群众常常根据我们党员的行动来测量我们的党，所以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我党，更加敬重我党。”他进一步提出要求：“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他同时强调指出：“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谁要是放弃了革命的和党的立场，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陈云提出了党的作风纯洁的一系列具体要求，给党的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制定了标尺，并在很长时期内起到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这把标尺仍然是适用的。
【一心一意抓党风。左起：王鹤寿、陈云、黄克诚。】
对于党的纪律问题，陈云一直特别重视，并从党的建设高度多次在讲话、文章中加以强调。1940年3月，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指出：“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无特殊人物，无特殊组织”，“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必须成为严守党纪的模范。”他强调所有党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证铁的纪律能被有效执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更是在作风建设上以身作则，时刻注意保持作风上的纯洁性。虽然自己是党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但他始终要求有关部门不要把自己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待遇上、宣传上并列。实行工资制时，有关部门给五大书记定的都是一级工资，陈云却主动把自己的工资降成了二级。自从1949年奉命进京后，他一直住在中南海外的东城区北长街一处老房子内，并且一直没有修缮。房子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出现了裂缝，有关部门担心首长的安全问题，提出要进行大修。但陈云坚决反对，认为这样做会脱离群众，简单搞点钢架支撑就可以防震了，没必要多花钱。
1976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征询陈云对当时工作的意见。陈云列举了六个最为迫切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1977年8月，他在党的十一大上再次呼吁要发扬毛主席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此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证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党风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陈云忧心忡忡，多次强调要从严治党。1980年11月，他在中央纪委的座谈会上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他针对部分党员干部经不起权力、金钱、物质、美色等引诱，贪图享受、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甚至贪污受贿等问题，再次强调要通过铁腕手段纯洁党的队伍，对这些腐败分子要毫不手软、严厉惩处，并在1982年1月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1983年10月，他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针对一些党员干部走私贩私、贪污腐化等现象比较严重的问题指出：“许多贪污犯本人就是党员，即使贪污犯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贪污，也是靠某些共产党员的保护。”“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所以，我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再次强调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提醒全党要高度重视和解决好这个问题。正是在他的重视和要求下，中央纪委于1984年10月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集中解决端正党风和搞好改革的关系。陈云在中央纪委常委会的《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报告上作出批示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陈云在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期间特别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提出了不少好的思路和理论，大大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党在作风上的纯洁性，这也为我们今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宝贵经验。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正在成为全党的自觉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抓党的作风建设，并指出，端正党风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提出四点希望，与大家共勉，其一是自觉做弘扬优良作风的表率。同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明确表示“打铁还需自身硬”。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给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党风建设指明了方向、定下了标准。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在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行动起来。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牢牢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放松，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和魄力切实解决好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真正保持作风上的纯洁性，真正确保我们党的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陈云纪念馆”，原载于《陈云与当代中国》第3辑，当代中国出版社202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