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革命家列宁
编按：旧文重发，纪念列宁逝世100周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不管后来中国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有一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值此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说，青年同志们，向列宁学习吧!
100年前，一批俄国的职业革命家领导工兵大众夺取了国家最高政权，人类历史上工农首次获得了当家做主的地位；10年后，在他们的帮助下，一批中国的职业革命家率领工农兵举行了武装起义，历经22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后同样夺取了国家最高政权，拯救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今天中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首先就是要纪念我们的良师益友!二十世纪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正是在这个世纪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就是开创者中最杰出的领袖，我们应该向他致敬。
列宁，出生于1870年，恰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跨入帝国主义的阶段。17岁时进入喀山大学读法律专业，大一时因闹学潮被开除。次年在喀山参加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并开始研读《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21岁时以校外生的资格通过了彼得堡大学的毕业考试，并被授予优等生毕业文凭，获得律师助理资质。此后他除了以此为身份掩护外，从没有正式从事过一天的职业律师生涯。他不以职业律师去谋生，却以职业革命摧毁了一个旧制度。
据史料记载，他毕业后的七八年时间里，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革命组织的建设和理论的批判。22岁时首次组织了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还写下了第一本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1892年)；24岁时写成《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对民粹派进行了全面批判和清算(1894年)；25岁时在彼得堡创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5年)，同年12月因此被捕入狱，在度过了14个月的狱中生活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三年，29岁在流放地完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1899年)；1900年跨入新世纪之际，30岁的列宁前往德国莱比锡创办《火星报》，实施他的建立全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计划；至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的17年间，他几乎一直流亡在国外。
革命的支点就是职业革命家组织。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有一句科学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列宁则借喻讲了一句革命的至理名言：“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朴实的农人也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给我个牛鼻子，我就能牵走一头犟牛!”由此可见，无论要成就一番什么事业，不管是经营某种商品，还是经营江山，传播一种主张，不管条件有多大差别，以何种方式把同道者聚拢在一起，是首要的关键的条件，是普遍的规律。因此，干革命拥有一个革命家组织，对革命取得成功至为关键是不言而喻的。
列宁尤其强调要建设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宁波市委党校一位学者刘彦昌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一概念的内涵有较好的梳理，我们这里直接引用他的考证：
列宁明确提出“职业革命家”这一思想是在1900年，系统阐述在1902年的《怎么办？》和1904年的《进一步，退两步》两文中。其基本内涵是，第一，职业革命家的存在是有前提条件的：一是在进行革命斗争时期，尤其是在俄国沙皇专制制度下，革命者同政府进行政治斗争随时都面临着“被捕捉”的危险，使斗争无法继续。二是革命时期群众的觉悟水平不高，不能指望他们自动产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要进行有效的政治斗争并能够胜利，组织具有特别的决定意义，“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因此，职业革命家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是在俄国社会环境下的不得已选择。第二，职业革命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这种职业革命家应该具备这样的品格，不是为了权位，而是能够牺牲个人利益的具有奉献精神的先进分子，是“一些不仅能够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够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二是职业革命家是有领导身份的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列宁明确指出，“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三是职业革命家担任领导职务，掌握权力的领导身份要相对稳固，不像马克思时期那样，党每年都严格按期召开代表大会，对党的领导人进行改选。四是职业革命家是集权的，工作具有秘密性，责任是“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把一切秘密工作如准备传单，规定大致的计划，为各城区、各工厂、各学校指定领导人员等等集中起来。”他们一经选出后，即赋予他们因势而变的全权，实行集权的体制。五是这种职业革命家的人数是很有限的，只能是“十来个”，是“‘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职业革命家也不是越多越好，“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愈难被‘捕捉’”。
1、初生牛犊不怕虎
今天对我们来说，布尔什维克是一个闪耀着光辉的名字。但是，在它出世之前，却像一个难产的婴儿，是经历过生死才降临人间的。要讲清楚这个过程，我们首先必须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说起。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使沙皇俄国在1861年实行改革，废除了野蛮落后的农奴制，以便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所需的自由劳动力。但是，沙皇贵族实行的所谓改革，首先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不但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同时又引来了杀人不见血的资本，这更令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对沙皇的十二分痛恨。他们密谋组织，自称是人民的精粹，故有“民粹派”之称。暗杀沙皇和鼓动农民绕过可恶的资本主义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他们的两项主要主张(他们认为，俄国农民村社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和基础，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生的革命者”)。其中一部分民粹派建立了密谋组织叫“民意党”，专司暗杀活动。1881年终于成功刺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它并没有唤起人民的觉醒，更没能推翻沙皇制度，其结果却是对民粹派自身的大规模清洗。然而，民意党人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暗杀活动，在1887年他们准备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被警察机关提前破获，所有参与者被判绞刑，其中就包括列宁的哥哥。
俄国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还算不上“纯粹”的帝国主义)几乎同俄国资本主义的最终确立同时发生。到十九世纪末，鉴于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挫败，以及俄国资本主义的极速发展，工人运动的高涨，国际工人运动中心由德国向俄国转移(即革命由西向东转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到工厂中去，到罢工的工人中间去，仿效西欧社会民主党建立政党去，就成为了这一时期俄国进步知识分子革命运动的主流。但是，俄国是一个介于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和尚未觉醒的东方之间的国家，政治上的突出特点是，沙皇俄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警察国家，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是绝对被禁止的。但是，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没有政党何以革命，何以获得政权!1898年3月1日，分别来自四个城市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四位代表，以及《工人报》社和崩得(犹太无产阶级派)的五位代表，共九名知识分子(列宁尚在流放中)，在当时俄国比较偏远的明斯克市的一个铁路工人家中，以给这位工人的妻子举办命名日晚会为幌子，召开了被载入史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会议进行了三天，没有作记录，也没有形成党纲和党章，只进行了一次选举，选举产生了三位中央委员；作了一个决议，即以五票对四票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并决定会后由三位中央委员起草宣言并向外界公布党的成立。“工”字在会议讨论时因分歧太大没有被采纳，还是在代表大会之后起草宣言时，经两位中央委员同意加进去的。所以在相关文献中，正式叫法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非正式叫法也有“俄国社会民主党”的。1903年党的二大出现分裂后，就流行起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叫法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引起了欧洲各大国的社会民主党的兴趣。德法英等国工人阶级报刊相继转载了代表大会的宣言。盛赞在沙皇俄国专制条件下成功建立这一政党的伟大壮举。此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参加历届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和第二国际的一些执行机关。
但是，这种单纯为了建党甚至个别人为了名垂青史的举动，今天看来自然是过于草率。简单仿效西欧民主制度下的建党方式，也给俄国初始革命者带来了灭顶之灾。据1964年版的《苏联共产党史》中记载，仅在代表大会召开后不到十天的1893年3月11日至12日的一夜之间，警察就袭击了欧俄27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约有500人被关进监狱。在全国各地每个稍大一些的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几乎都遭到了摧毁打击。此后积极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至多只能工作三四个月即被抓捕，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加入社会民主党组织而又缺乏斗争经验、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深刻了解的青年(此时期只要积极为党工作，无需履行任何手续即可被承认为社会民主党人)。
此后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就像列宁所说的：它好像用尽了全部力量，又回到了过去的分散状态。
我们再以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来进一步说明。
读者熟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是社会主义的俄国，委派革命者来到中国一手推动建立起来的，是俄国社会主义者输出革命的产物(当然，拯救中华民族而又前途暗淡的中国仁人志士渴望寻找到一条新路是其内因)。它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来到中国相当于是移花接木。但庆幸的是，它所产生和生长的过程却比俄国第一次党代会条件宽松一些，也更浪漫一些：帝国列强由于一战分赃不均而吵闹不休。在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时期，不会重视十三个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年轻人在一间房子里“空谈”什么革命。在一个没有主权，国家统一被撕裂的社会，俄国革命者即便从民族利益着想“瓜分”一块邻国的红色地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这个婴儿出生了，它渺小而无人在意。不过有人知道它有一个强大的新政权在抚养呵护它，甚至暂时不管它是什么主义什么主张。这个政治团体的领袖就是正在走投无路的孙中山。渴望美国资产阶级哺育而不可得又穷途末路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袖孙中山，此时是很羡慕新生的共产党的。但是，孙中山一方面在号召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获得俄国欢心，接受俄国资金援助创办黄埔军官训练学校，把共产党人吸收进他的地盘弥补自己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同时，这位具有资产阶级觉悟的领袖却能意识到这种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从而不断地提醒国民党同仁，领导权受到威胁时必须清除共产分子。但是，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轻信(曾给过蒋介石“共产国际执委名誉常委”的头衔)，给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灭顶之灾，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时)蒋介石即发动了“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事件。
共产党人的愤怒是毫无疑问的。共产国际恼羞成怒，年幼的共产党人更咽不下这口窝囊气。那些在和平时期共产党前途灿烂的时候加入共产党的各色人物(我们不怀疑他们向善的愿望)，面对大屠杀时可供选择的，要么是投降，要么是抗争。这并非是他们已经具备了共产主义觉悟的结果，更大程度上是一个人的个性品质所决定的(如贺龙、彭德怀等等)。随后在共产国际的主张下，仓促之中举行了南昌起义，接着勉强进行了广州起义，不得已利用农民抗租要求又发动了秋收起义。义气任性之下，面对强大又有准备的敌人，没有不失败的道理。随后，危难之中见英雄，中国式的列宁出现了——毛泽东，中国革命道路从此发生了转折。
置之死地而后生!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是毛泽东在武装斗争条件下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新创造。如果说列宁是在和平时期政治专制条件下创造了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有效方法，那么，毛泽东就是创造了在革命战争条件下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方法。也可以说，毛泽东通过枪杆子聚拢群众，列宁通过笔杆子聚拢群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是以革命的暴力反抗反革命的暴力，列宁时期的阶级斗争方式是政治总罢工与城市武装起义)。但是，没有主义领导的武装极可能成为打家劫舍的土匪，有主义而没有武装的后果刚刚已经发生。秋收起义落败的毛泽东，不能怨天尤人，只能面对由起初的5000名战斗人员锐减为七八百名半武装的工农兵群众，鼓动他们暂时“占山为王”。旧军队的人不愿屈尊上山“当土匪”而选择了投奔有建制的军队，对革命失望的人愿领取路费自寻出路，最后剩下的人跟随毛委员上了山(来自安源煤矿的工人的阶级觉悟在此时有了充分表现)，最终做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冲上井冈山，以党的绝对领导保障革命的领导权，以武装割据保障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条件就此形成。就像列宁的《火星报》成为俄国革命的火种一样。
由此可见，无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大，还是中共的一大，它们之所以永垂史册，不是因为它具体做出了哪些伟大成就，而是在于它展示了革命运动在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
2、成长中的烦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量涌入革命队伍引起的自发性
富有经验并且立场坚定的老革命被清洗后，客观上就为在“合法马克思主义”(正如今天欧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一样，对左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公开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书刊熏陶下成长起来并投入运动的“青年派”扫清了地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也首次出现了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并在党内占据了优势。列宁把它称之为“经济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拒绝政治斗争而主张发展一段资本主义(声称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能跨越“卡夫丁峡谷”)，反对自觉性而崇尚自发性，宁愿做落后工人的尾巴给工人一些小恩小惠获取救世主的快感，热衷建立一些合法的罢工基金会、各种小组和工会团体(称之为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传播来自西欧的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改良主义(革命中心德国的经验是不可抗拒的，舶来品是不可置疑的)等等。此时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党的组织，而是更像今天所谓的毛派共产党人。这恰如当前中国随着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造反派(以下简称三老)的陆续离世，革命队伍便出现了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所说的“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三老”的方向性错误在于，热衷于揭露批判修正主义，严重忽视组织建设；政策性错误在于，主观上以讲团结为由，客观上迁就各种错误思想的泛滥。此处不再多议，以后另辟文章分析)。
注释：“合法马克思主义”，即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党代会各地成员几乎被清洗后，出现的一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因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却能经常在经沙皇政府准许的合法报刊杂志上发表言论，公开或半公开出版书籍，故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称之为“合法马克思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猛烈抨击民粹主义，赞扬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逾越性及其取代封建主义的进步性(与今日中国某些体制内左派痛斥文革造反派，或明或暗主张“补课论”异曲同工)。但他们总是把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变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化，把西欧资本主义奉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典范，颂扬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号召向这个已在西欧取代了封建贵族的阶级学习(隔山打牛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同时颂扬“新时代”)。
一般来说，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天然的盟友，这至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这样的。当资产阶级上升的时候，他们从中寻求自己的前途，甚至渴望成为有产阶级的一员；当着资产阶级出现危机，堵塞了他们上升空间的时候，他们会借用无产者的力量来威胁有产阶级。历史向来如此，参与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门客儒生)总是有条件左右逢源的。由于被捕等原因致使职业革命者人数奇少，地下工作又极大地限制着同群众的广泛接触，而小资产阶级不仅与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革命者与无产阶级相联系的不可或缺的纽带。由此，那些热衷于接触工人群众的知识分子，必然成为了职业革命家与工农联系的必不可少的中介。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进步小资产阶级不是同志但却是朋友，而且相当程度上是职业革命者的源泉，排斥拒绝或者姑息迁就都不是正确的办法。
面对混乱的局面，列宁讲道：自觉性被自发性压倒“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进行了公开的斗争，一种观点战胜了另一种观点，而是由于‘老年派’革命家越来越多地被宪兵‘夺去’，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瓦·沃·’‘青年派’越来越多地登上舞台”。
所谓自觉性就是有组织性，自发性就是无组织性，在小资产阶级身上就是任性。自觉性与自发性在运动中的突出表现归根结底是个领导权问题，是个主动与被动的问题。无论思想运动还是政治运动，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小资产阶级手中，由他们来主持思想运动和群众运动，就会表现出左右摇摆，忽冷忽热；忽而热情万丈，忽而垂头丧气；忽而左倾冒进，忽而右倾逃跑。就会出现列宁所说的“混乱、瓦解和动摇”局面，严重的后果就是将群众运动带入低潮。因为，对改良主义者而言，一旦遇到阶级矛盾激化，激愤的群众就会走到前头，他们就会被群众抛在后面。此时，激进的革命浪潮如果没有职业革命家领导，面对统治阶级的专业组织，革命群众运动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那么，运动陷入低潮就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并不一般地反对合法斗争。在不具备革命条件的情况下，不直接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合法斗争是普遍存在的，它也是广泛接触和组织群众的日常形式。问题的要害在于，“经济主义”把一切工作全部局限于经济斗争范围内，认为只有在满足日常需要的斗争中，才能把工人组织和团结起来，才能使工人跟着自己走。借口条件不成熟不具备，把政治斗争的任务无限推延下去，最后必然走向工联主义的歧途，必然把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当成自己的座右铭。而在实际上，单纯进行经济斗争而不经过政治斗争训练的工人是觉悟不起来的。
他们还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命题，来证明工人的任何一种自发行动都是政治斗争。列宁批驳道：“只有当全国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切先进人物都意识到自己是属于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并且开始进行斗争，不是反对个别老板，而是反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和维护这个阶级的政府的时候，工人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
“经济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流行，也同俄国当时工人的基本状况有着很大的关系。1964年版《苏联共产党历史》一书中就有这样的描述：
“参加到运动中来的‘青年派’的观点并不只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渗入到社会民主党和工人中才形成的。它们的形成还由于受到俄国无产阶级进行群众性罢工斗争所取得的那些经济成果的影响。尽管这些成果非常微小，但却在一部分落后工人心中引起了想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大改善自己状况的种种希望。因此，反对现存制度的政治斗争在他们看来似乎是为时尚早，或者完全是多余的。
这样一些情绪在产业工人大军不断由来自农村的人所补充的情况下是尤其危险的。在1891至1900年的十年间，俄国工人人数增长了一倍。贫困把大批大批破产的农民赶入城市，他们不计较工资的多少而任人雇佣。劳动力从闭塞落后的农村源源而来，这就妨碍了无产阶级阶级自觉的发展，使改良主义的幻想在无产积极中间易于流行。
同时，1899年开始的工业生产的衰退，使工厂主转而向无产阶级发动新的进攻。在这种条件下，罢工多半带有防卫的性质。工人反对降低计件工资、增加工作时间、企业内部秩序恶化。在罢工斗争中也多半提的是经济上的要求。”
列宁不能容忍这种状况再持续下去了。他所要采取的措施就是要通过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把各个分散的社会民主党团体联合成为一个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采取团结与批判相结合的办法，正确对待和处理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并采取有效措施实行坚决的领导。
3、借助全俄政治报《火星报》重新建党的计划
有人可能对早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它应该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一样，尽管党员中存在思想路线、策略方针等方面的认识差异，但在组织上应是统一的，争吵后是可以做出决议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更像今天中国被统称为的左派，派别林立，各有山头。我们可以通过1905年2月3日列宁写给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著名领袖赫尔曼·格雷利希的一封信中得到印证：“在1903年年底以前，我们党是一些各不相干的被称为委员会的各地方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总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已经不存在了。警察破坏了它们，它们没有再恢复起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后遭到的毁灭性打击说明，西欧建设社会民主党的“先进经验”不适合俄国的土壤，那么，在专制统治下的俄国，如何重建一个既要推翻沙皇统治，又必须避免被沙皇剿灭的政党呢？为此，列宁既研究了在存在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条件下，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建设经验的同时，也研究了俄国民粹派组织“土地与自由社”那种建立在严格的集中制和纪律性之上的秘密组织经验，从俄国革命传统中汲取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养分。
他说，“在我们取得政治自由以前，我们必须用革命报纸”取代一切合法手段和可能，“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
思想信仰的力量是凝聚人心的根本。报纸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他写道，这种理论“教导我们透过那些积习、政治手腕、奥妙的法律和诡辩的学说看出阶级斗争，看出形形色色的有产阶级同广大的贫苦人民、同领导一切贫苦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它说明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真正任务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环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最终目的——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列宁认为，党报应当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应当毫不妥协地同那些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影响进行斗争。做到理论必须彻底，策略必须灵活。把革命者内部的理论批判和辩论作为报纸的日常工作，发起一次次的清除错误思想的战役，是凝结和教育革命者的有效方式，而不是整天盯着沙皇可恶的制度诅咒一番、发发怨气。列宁把拉萨尔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作为他《怎么办？》一文的题头，足见其钟爱程度——“……党内斗争给党以力量和生气，而党本身的模糊不清，界限不明，则是党的软弱的最大明证。党是靠清洗自己而巩固的……”
在政治策略上，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政治性质，俄国专制制度是工人运动的主要障碍，因此，争取政治自由是党的当前任务；与此同时，党将支持反对专制制度的一切政党和居民阶层；提出各项基本的民主要求以及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要求。
在组织上，通过创办这种机关报，就能够用一个共同的事业把分散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统一起来。除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制定纲领和策略以外，这种机关报使得有可能确定建党的统一原则，确定党的活动的形式和方法。列宁认为，在党报的实际工作过程中，组织本身也就在逐渐形成，在各地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广泛的团结就会形成。列宁在《迫切的问题》一文中写道：“必须使每个党员或每个党组织在党的工作的某一方面专业化：有的专门翻印书刊，有的专门从国外转运书刊，有的专门把书刊分送俄国各地，有的专门在各城市分送，有的专门安排秘密活动的处所，有的专门筹募经费，有的专门传送有关运动的通讯和一切消息，有的专门进行联络，如此等等。”这种党的工作专业化应当有助于克服手工业方式和小组习气，把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团结在全党的机关报周围。(此后《火星报》从外国运送到俄国，其办法甚至采用塑料布包装封存在箱底，然后沉入浅海，再由国内革命者人取走，其风险堪比贩毒。有了互联网的今天，传递信息可以说瞬间即达，但它却失去了组织的功能和意义)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报纸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出发点和主要环节，这个原则上崭新的观点推翻了社会民主党人以前对定期刊物的作用和意义的看法。列宁总结了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报纸不能只限于宣传和鼓动，它也应当成为革命力量的组织者，成为实际上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地方委员会和团体联合成为统一的、集中的政党的主要手段。这是列宁在建党策略上的一大发现。他要把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通过一份全国性的报纸统一起来。
可见，列宁是要把这个机关报当作为建造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这座大厦的独特的脚手架。
所以，当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代表、崩得代表以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强烈要求立即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并重新宣布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时候，列宁拒绝了。列宁认为，在召开二大前，必须首先统一思想和明确共同的政治任务，这就必须，一，出版一个全党的刊物；二，必须建立一个组织，负责搞好各个运动中心的联络工作并向它们供应书报，来为党的二大做好准备。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党才能获得生存的牢固基础。
列宁在准备动身到国外印刷出版《火星报》之前，还要完成一件必不可少的工作，那就是必须建立一个报纸出版后协助进行国内发行和供稿的秘密小组。为此，列宁在一个小镇秘密召集了三位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两名“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共六个人一起商讨了这项工作，达成了一些共识，做出了必要的分工。有戏剧性的是，这次聚会并没有被警察破坏，后来在沙皇政府档案中发现，沙皇的密探竟然把关于律师助理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的真实姓名)活动的情报详细地填写在了暗中监视的表格上。
会后建立报纸通讯网的工作就大规模展开了。在一些区域和各大城市确定了社会民主党的接头地点、通讯地址、联络地点。这样就一步一步地形成了著名的报纸代办员网，这个代办员网后来成了俄国《火星报》组织的骨干。
1900年7月，当未来的党的机关报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各地方组织的联系已经有了头绪的时候，列宁便动身前往瑞士的日内瓦。在那里，是沙皇当局管辖范围之外，列宁打算同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最老的组织——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社”共同出版《火星报》。此前，已经有一位旅居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出版报纸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打听清楚了可以在德国印行报纸，并同“劳动解放社”有了个人接触。尽管这位俄国资格最老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办报计划并不热心，列宁还是积极促成了一次五人参加的编辑出版会议，花了五天时间讨论了列宁提交的《<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编辑部声明草案》中涉及的纲领问题和组织问题以及其他工作事项，最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党的机关报的活动的纲领性文件——《<火星报>编辑部的声明》。
《声明》提出了建立同工人运动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一再强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同“经济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主义以及其他各种机会主义实行完全彻底的决裂：“在统一以前，并且为了统一，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不然，我们的统一就只能是一种假象，只能掩盖现存的涣散状态，妨碍把这种涣散状态彻底清除。”
报纸最后确定了六名编委，但其中一半不在德国，主要写手和编辑工作还是落在了列宁的身上。1900年12月24日出版了《火星报》的创刊号，报头题词采用了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一句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之焰”。印刷是在德国莱比锡一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印刷厂里，该厂的先进印刷工人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火星报》的出版也遭到了它所批判的几个政治派别的猛烈攻击，他们谴责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编辑部在搞“乌托邦主义”和“反民主主义”。但是，1903年成功召开了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仅凭这一点就说明，《火星报》播下的种子仅用了三年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且在往后的日子里，它不但改变了俄国，也改变了世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公历1903年7月30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社会党人提供的一间仓库中召开，在举行第13次会议后被当地警察驱逐，后迁移至伦敦举行完后24次会议，会议于8月23日结束，历时24天。第一次伦敦会议于8月11日在一个渔民俱乐部里举行。代表大会经常被迫迁移，租用各种工人团体的礼堂召开。
参加会议的代表有43人，分别来自26个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中只有三位老革命，其余大多数年龄都不超过30岁，都是精力充沛的青年革命家。会议由普列汉诺夫宣布代表大会开幕并致辞，接着代表们激昂地唱完《国际歌》，便开始了选举委员会即主席团的程序，产生了由普列汉诺夫、列宁和《火星报》俄国组织者巴甫洛维奇(彼·阿·克拉西科夫)三名代表组成的常务委员会。
代表的组成证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五个地方组织的九名代表参加)召开以后五年来，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加强。列宁的《火星报》三年来的工作取得了应有的成果。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党在自己队伍中已经拥有数千名工人，在思想上还影响着几十万没有加入组织的工人。
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丰富内容，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大会的主要议程就是通过党纲和党章。在有关党的纲领上要不要写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章关于党员资格的问题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投票表决的结果是：在党纲问题上通过了列宁的意见，写上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但在入党条件、党员资格问题上列宁的意见被否决了(列宁主张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以马尔托夫为首的一些人反对把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作为入党条件)。在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时，由于部分反对列宁的代表退出大会，反而促成拥护列宁的这一派代表形成多数。从此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俄语音译)和孟什维克(少数派的俄语音译)两个对立的派别(1903年后的若干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只是在形式上还在维持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到1912年六大上，布尔什维克派自己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此后，孟什维克便一直模仿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模式，只要求是同情者即可视为本党党员，以追求建立一个更大更公开的合法政党。而布尔什维克则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真正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到了1917年11月7日，果真把俄国翻转了过来!
2017年11月5日
(编注：本文为避免造成阅读困难，对引用1964年版《苏联共产党历史》一书中的部分材料没有加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