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有志透露：李际均将军曾向高层建议恢复“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的军歌精神

　　【原编者按】我军著名军事战略专家、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中将离开我们一周年了。在此之际，我们授权重新编发军科战略研究部的老部长姚有志少将撰写的这篇回忆文章，以表达深深的怀念和追思。

　　李际均中将（1934年5月-2023年1月13日）

　　深切怀念领进战略研究殿堂的恩师

　　——与李际均首长交往40年的4个片断

　　姚有志

　　李际均首长（以下简称首长）是我军的一位军政素质兼优出众，工作能力出类拔萃，廉洁奉公一尘不染，尤其是战略思维深刻敏锐，不可多得的高级将领，是当代我国军事学术界公认的泰斗级人物。首长在军旅生涯70多年每一个履职岗位上，都交出了优异的答卷，为国防和军队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卓越贡献。我仅从与首长交往40年切身经历中，略谈几个片断。

　　一、最初的引领与指导

　　1981年，首长作为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主管学术调研和组织计划的负责人，提出组建“军事辩证法研究室”的建议被采纳，开始在全军范围内物色人选。当时我在步兵193师（聂帅题名的“红一师”）任宣传科长。曾经共过事已在军事科学院工作的两位老大哥——刘先廷和我的前任宣传科长杨家祺，联名向首长作了推荐。首长给我出了一道开卷考题：写一篇3-5千字的文章，谈谈对军事辩证法或军事哲学的认识。于是，我撰写了《军事与哲学三题》一文，从“军事与哲学的亲缘关系”、“军事科学是辩证法的小宇宙”、“军事辩证法学科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三个方面，阐述了对军事辩证法的悟性认识。首长对我的答卷表示满意，把我列入选调对象。然而客观上因为首长调任24军71师师长，主观上因为我学历过低，没能进入“军事辩证法研究室”（后改称“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

　　1983年底，我由65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任上，调到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工作。直到80年代后期，首长由38军军长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后，我被临时抽调到军委办公厅参与相关文件起草时，才与首长第一次谋面。首长当面对我的勉励、点拨的话虽然不多，但句句都有醍醐灌顶般彻悟之感。清楚记得首长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就没有正确的学术。同样，没有唯物辩证科学战略思维驾驭的学术研究，就难以出管用的学术成品。

　　1992年底，首长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调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同时，另一位我敬佩的首长赵南起，由总后勤部部长调任军事科学院院长。赵院长熟知首长的战略思维水平和学术组织才干，便全权委托首长主管全院的科研工作。此时，我所在的“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正处裁撤中。经首长推荐、院党委研究，我被调到战略研究部第一研究室，半路出家进入战略研究的殿堂。

　　二、学术守正与创新两例

　　首长在主管全院军事科研工作的5年多时间里，管得最具体、精力投入最多的要数战略研究部。那几年战略部的现实课题和基础课题，大都是在首长提出、参与和具体指导下完成的。现实课题如海洋权益问题。首长在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时，就在海洋权益问题上，曾力驳国家某部门所持不同意见，干了两件漂亮事：

　　一件是以钓鱼岛为焦点的东海斗争，由此前港澳台和大陆民众自发组织的民间“保钓行动”，转变为有计划、有组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行为。

　　另一件是谋划填补我军在南沙群岛的防卫空白——“3·14”海战。1988年的“3·14”海战，是我军20世纪的收官之战。此战之前，南沙群岛及其周边海域，岛屿被抢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共同开发”只有别的国家在开发，中海油集团在南海的开发被有关部门勒令撤回，同时除国民党军队驻守太平岛外，毫无我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存在。正是自“3·14”海战之后，组建了南沙防卫基地，我军在南沙群岛才逐步建立起稳固的防卫工程。

　　1993年初，我刚到战略研究部时，首长就着重提醒我说，近代以来，我国陆地领土丧失很多，海洋权益丧失更为惨重。陆地是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空间，不可再失。海洋则是生存与发展的广阔空间。老祖宗留下的坟头一个都不能丢！海洋权益研究的重点是东海和南海问题，迫在眉睫的是南海南沙问题。南海问题研究虽然暂未正式立项，但你们要注意形势跟踪。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术积累，1995年春，受时任战略研究部余起芬部长委派，我和刘红松、任向群两位研究员组成课题组，搭乘海军的补给舰，赴南沙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考察调研，撰写了《关于南海斗争现状与趋势》的报告。首长阅后明确指出：这是南海问题研究的初步成果，后续研究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无论南海问题还是东海钓鱼岛问题，都需要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通贯中，从史、法、理的结合上，进行系统性研究；二是对策要具体不要抽象，南海斗争对策有两条不能变，即“不动声色地强化军事存在”，“把共同开发落实到中国参与和主导协作的共同开发”；三是要关注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军事动向。

　　基础课题如新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我军的首部《军语》，是刘伯承元帅于50年代主持编纂的。而首长则是在1982年版《军语》的基础上，于1993年启动的新《军语》的倡导者和担纲人。《军语》虽说是一部军事专用语辞书，但涉及到不少超出军界带有时代印记的学术问题。由于“和平积弊”、“盛世太平”、“商战蜂起”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始，军事学术界刮起一股淡化战争、回避“战争”一词，甚至躲闪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风潮。这股风潮波及到与战争相关的诸多词条，开始泛化为社会用语的“战略”一词首当其冲。“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这是我军《军语》统一规范使用的定义。然而就在首长主持编纂新版《军语》前后，我军从高等学府到各军（兵）种院校的战略课，多数把“战争全局”改称“军事斗争全局”。围绕学术上这一分歧，争论双方还在报刊上公开论战。针对这种现象，首长在主编新版《军语》和指导战略研究过程中，对“战争”、“战略”、“军事”、“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准备”、“和平时期”等等一系列概念，作逐一厘清和解析。其中印象深刻的观点至少有：

　　“军事”是行业用语，战争与和平的交织和对立统一是人类社会的最常态，战争比和平成熟得早，“战争”概念的含量比“军事”概念的含量更丰富；

　　“战略”在本质本源上是战争战略，长期以来是纯粹的军语。“战略”一词的泛化是近几年的事。为了与泛化后的上位战略和形形色色的旁类战略相区别，须前置“军事”二字；

　　“战争全局”是军事战略的内核，而“军事斗争全局”容易使这一内核趋于软化和模糊，“军事斗争全局”、“军事斗争准备”等提法，可以视作为避免“战争”、“战争准备”的刺激性而使用的宣传用语；

　　“战争全局”涵盖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战争与和平交织与共存的全时空、全过程，把军事战略区分为“平时战略”和“战时战略”是不科学的；

　　“战略”含有全局统筹、前瞻谋划、对抗或竞争研判、以及重点重心把控等丰富意蕴，泛化为社会各层面、各领域、各行业的通用语是个好现象，但绝不能用泛化为社会用语的军语来改造军语。军语要固本守正，在固本守正的前提下，根据战争和军事领域的演进与发展，求实创新。

　　正是在首长学术思想的引领下，1997年颁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中，与“战略”相关的若干词汇，都在固本守正原则基础上，具体贯彻了“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略方针，并有广泛而深入的内容创新。同时，首长关于“战略”的学术思想，在1996年启动、2000年完成，以彭光谦研究员为第一主编的2001版《战略学》中，也得到比较好的阐释和展开。

　　三、仿在昨日的访美之行

　　1997年7月，以首长为团长的军事科学院代表团，率领时任战役战术研究部部长刘永祥、外国军事研究部研究员姚云竹、战略研究部副部长的我一行，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短促突击、走马观花式的访问。访问行程安排极为密集，一周时间，共被邀走访了包括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陆军战争学院、五角大楼、陆军第1军、陆军25师等大大小小十多个单位，地理空间上从美国东海岸的诺福克，到西海岸的西雅图，再到太平洋腹地夏威夷。每到一个访问单位的演讲、会谈，还是座谈，我方发言几乎全部由首长包揽。而首长的讲话或长或短，总能吸引对方神情贯注，鼓掌或点头赞许。尤其是首长在陆军战争学院作的《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与防御战略》的演讲，用凝炼、智慧加幽默诙谐的语言，宣传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的军事传统，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战斗历程，整场演讲赢得不下10次的热烈掌声。演讲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在50年代刚开始之际，我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初级军官，在朝鲜战场上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今天，我作为美国陆军的客人，在这里介绍中国的防御思想。把现在的世界同近半个世纪前的世界做个对比，大概你们中间的许多人也会同我一样，感受到历史的巨大力量。现在应当让冷战思维的残云随着冷战结束而消散。合作比对抗好，协商比冲突好，互惠比制裁好，尊重比歧视好，信任比猜疑好。对于我们军人来说，用酒杯在餐桌上瞄准比用枪炮在战场上瞄准好。”

　　这番话一讲完，听众席上300多名校级军官报以长时间热烈鼓掌。之后是提问环节，当主持人陆军战争学院院长奇尔科特少将宣布提问开始时，听众席上呼啦啦举起100多只手。主持人一看这场面，只能随意点兵。学员们陆续提出十多个问题，首长都一一做了令他们十分满意的回答。当主持人宣布，因会议超出的时间太长，现在提最后一个问题时，一位韩裔上校直接用汉语提问：“请问李将军，您认为军队指挥官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首长不假思索地回答：“忠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精通军事艺术，具有勇敢和献身精神！”话一落地，300多名校级军官全部起立，演讲在起起伏伏的热烈掌声中结束。

　　访美7天，十几次的会谈、演讲、座谈，首长谈到的话题内容丰富，但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特别是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上。首长指出：

　　在中国近代史上，英国在中国领土上殖民统治的时间最早也最长，沙俄帝国割占中国领土面积最大，日本是屠杀中国人民最多，掠夺中国财富最多的国家。比较起来，除3年的朝鲜战争外，中美两国倒没有太多的历史积怨。当前中美之间发展关系的最大障碍是台湾问题。只要中美双方都按“三个公报”精神办，问题就不难解决。对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双方，中国更担心的是日本。中美两国学者都清楚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100年，真正威胁美国的是日本。日本是一个不肯反思的民族，至今不肯就其犯下的侵略战争罪行公开认罪，不肯向被侵略奴役的国家和人民公开道歉。日本殖民中国领土台湾50年，是“台独”的故乡和制造者。如果台湾独立，必然投入日本的怀抱。日本复活军国主义野心勃勃，到那时候，日本还能乖乖听美国的话吗？美国有学者说，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有防止和限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意图。这个作用是否能起到，我看要打个问号。

　　在场的美国军官听了首长这席话，有的点头，有的沉默，有的鼓掌。记得有位军官站起来挥手大声说：“日本，不值得信任！”

　　首长的访美之行，在美国上层和陆军部队中，刮起一股“李际均将军旋风”。随后出笼的关于阻止李际均式的人才上到军队更高层的“老鼠计划”，就源于首长的这次访美行程。

　　回国之后，首长在亲自撰写访美总结报告时，与刘永祥部长和我就访美的收获进行了深度交流。刘部长和我共同认为，访美印象最深、震撼最大的是美国军队上上下下那种强烈的战备意识，浓郁的战争氛围，鲜明的作战主题，和“为战争、为战争准备而努力”（美陆军战争学院的训词）的行为准则。首长不无忧虑地说：“英雄所见略同。在这一点上，我军比美军差得远啊！不改革怎么行呢？”

　　四、为军队改革殚精竭虑

　　从1997年访美归来，到2014年下半年，首长在担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和名誉会长的十几年间（其间我任孙子兵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会长、顾问），数次与我回忆起访美之行，交谈过找回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的精气神，以及新形势下以弱胜强的战争需求牵引军队改革的话题。首长忧心忡忡地说：战场是最公平的考场。敢于同强手作战并取得胜利，是军队荣誉的最高境界。我军就是登上这一最高境界满载历史荣誉的胜利之师！但是从我军现实存在的种种弊端看，总有一种我军会丧失这一历史荣誉的恐惧感！1998年，即将到全国政协任职的军事科学院老院长赵南起首长，专门给我交待了一项任务：征求李际均首长关于军队改革的想法，加上你的认识和理解，起草一篇关于军队改革重要性必要性的内参汇报稿。我按照赵院长的意图，综合首长的思想观点，写了一篇《以作战需求为牵引深化军队改革》的内参汇报稿交给了赵院长。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主席提出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的根本要求，毅然决然启动了我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重塑性改革。2014年重塑性改革处于论证阶段，某部门的一位领导奉命专访李际均首长，征询首长对军改的战略性意见，并要求写成较为翔实的文字稿。当时首长身体状况欠佳，且正忙于新版《中国军事战略思维》事宜，便把写文字稿的任务交给了我。我综合首长的思想观点，遵照习近平主席关于问题导向的原则，撰写了《军队改革应着力解决的五个战略性问题》的内参件。展开的五个战略性问题的标题引文是：

　　正视我军二元结构并存迹象的现实，切实通过改革回归和强化“军权贵一”的一元化武装力量体制；

　　正视我军领导和管理职能膨胀，作战指挥职能式微的现实，切实通过改革建立起平战一体、职责清晰、运转流畅、精干高效、适应打赢现代战争需求的作战指挥体系；

　　正视我军价值导向出现的严重偏差，切实通过改革回归和强化重作战、重基层、重一线的价值导向体系；

　　正视我军军魂犹在，却时常“魂不附体”的现实，切实通过改革唤回军魂、重铸军魂，大力加强军队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

　　正视我军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渐行渐远、若即若离的现实，切实通过改革恢复和弘扬“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的军歌精神。

　　稿子经首长字斟句酌认真审读、修改与校正后，交给了有关部门。

　　首长的逝世，是我国军事学术界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然而，首长留下的战略思维科学遗产，则为新一代战略学研究者构筑起坚实的前进出发阵地。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原文首发于2023-02-12昆仑策网，现为作者授权重新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