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丨邓小平：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强调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建设和全面发展的事业。在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重温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对于认识和把握邓小平理论，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与践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1979年3月30日，他首先指出：“我们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风气是健康的。”然后他特别提到：“我们提倡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展正常交往，这对于加强我国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是必要的，对于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也是必要的，今后这种交往还会日益增多。但是由于对少数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不够，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注意。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由左至右）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作了庆祝国庆30周年的重要讲话。叶剑英的讲话稿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由胡乔木具体负责起草的。邓小平要求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新水平。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达到邓小平提出的要求。讲话稿对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解释，不仅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而且还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而相当完整地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纲领。这个提法是对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贡献。

　　同年10月，邓小平在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从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服务的角度，阐述了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1981年6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讲话】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社会主义必须具备高度的精神文明”作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个要点之一，肯定了精神文明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邓小平在1982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和同年9月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保证之一。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全国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倡议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年3月，“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在全国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在1981年底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部分代表联合提出倡议，把每年的3月份作为“全民文明礼貌月”。198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报告依据多年来在3月5日前后集中开展学雷锋、做好事的传统经验和良好社会效果，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报告指出开展这一活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步骤，目的是要将学雷锋、做好事的传统经验推广开来，用“文明礼貌月”这种形式使之制度化。1983年的第2个“全民文明礼貌月”，把“五讲四美”同“三热爱”，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紧密相连，同“学雷锋”活动结合起来，把整个活动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

　　雷锋精神是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和主要实践形式。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1963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应解放军报社的请求也为雷锋题了词，内容是：“谁愿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邓小平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直接领导和见证了这一精神文明建设成果诞生的历程，他深刻认识到这一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价值。

　　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了“雷锋叔叔不在了”，当时会场上有人发出笑声。在场的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14年后回忆说：“小平同志讲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笑话，我们这些老同志听了心里很沉重。小平同志讲雷锋，举的是为人民服务这面旗，举的是我军光荣传统这面旗。”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我国的物质文明建设不断取得进步，但精神文明建设却出现诸多的困惑和争论，社会风气中的健康的东西，比如集体主义、奉献精神、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精神受到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歪曲和抵毁，反对无私奉献，反对艰苦奋斗精神，鼓噪雷锋精神是“驯服工具论”，雷锋精神“过时论”。它窒息了刚刚恢复起来的学雷锋活动形成的良好社会氛围，对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和不正之风，邓小平首先对其反击。1980年12月25日，他在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时，作了题为《贯彻调整方针，改善党的工作，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严正指出：“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为了从根本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3年3月4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决定重新发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手迹。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报纸重登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云、董必武的题词手迹。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了“首都各界隆重举行纪念向雷锋同志学习二十周年大会”。此后，全国学雷锋活动再掀热潮，形成了一种时代呼唤雷锋、人民需要雷锋的强大声势。

　　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客观环境，注定了精神文明建设是一场持久战。例如，对影响甚大、流传甚广的“一切向钱看”，邓小平反复多次给予严厉的批评。

　　在1980年12月25日那次讲话中，邓小平指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369页）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着重讲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尖锐指出：“有些同志又认为，既然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一切向钱看’就是必然的，正确的。这些错误的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可见理论界的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乱到什么程度。”“‘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很可惜，有些名演员、有些解放军的文艺战士，也被卷到里边去了。对于那些只顾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而不惜败坏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的人，广大群众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3页）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出席全国科技工作会议闭幕式并接见与会同志和首都科技界代表时说：“现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纪律的表现，比如说，一切向钱看。对这种现象的批评当然要准确，不要不适当，但是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有的党政机关设了许多公司，把国家拨的经费拿去做生意，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还有其他的种种不正之风。对于这些，群众很不满意。我们要提醒人们，尤其是共产党员们，不能这样做。不是在整党吗？应该首先把这些不正之风整一整。”（《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112页）

　　【1983年6月28日，《解放日报》刊登《“一切向钱看”不是经济改革的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切向钱看”，对孩子们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1985年，江苏无锡钱桥中心小学10个品学兼优的孩子看着刚刚改革开放的社会人人都在谈钱，心中充满了焦虑，自觉陷入了迷途。为了寻找理想，他们向“人民作家”巴金写信寻求答案。信中写道：“一句话，为金钱工作、为金钱学习，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这难道就是我们八十年代的少年应该追求的理想吗？”

　　巴金在回信中写道：“我常常想，为什么宣传了几十年的崇高理想和大好形势，却无法防止黄金瘟疫的传播？为什么用理想教育人们几十年，今天年轻的学生还彷徨无主、四处寻求呢？小朋友们，不瞒你们说，对着眼前五光十色的景象，就连我有时也感到迷惑不解了。我要问，理想究竟是什么？难道它是虚无缥缈的东西？难道它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空话？这几十年来我们哪一天中断过关于理想的宣传？那么传播黄金疫的病毒究竟来自何处、哪方？”

　　值得称道的是，巴金对国家的未来，对年轻的一代仍然有信心。“拜金主义的洪流不论如何泛滥，如何冲击，始终毁灭不了我的理想。问题在于我们一定要顶得住。我们要为自己的理想献身。”

　　巴金的信心来自于哪里？毫无疑问，肯定来自于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来自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坚持不懈地用“理想教育人们几十年”打下的基础。

　　2023年3月5日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题词60周年纪念日。2023年2月，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今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60周年。60年来，学雷锋活动在全国持续深入开展，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滋养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灵。实践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抵制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错误倾向，反对企图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1979年至1981年，思想战线上出现软弱涣散状态。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在同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话时，就当前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发表意见。指出：当前思想战线上，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仅文艺界，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谈话还列举了思想战线特别是文艺战线存在的问题，特别严肃批评了《苦恋》等作品的错误。他说：“《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8月8日，在中宣部主持的讨论邓小平讲话的座谈会上，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发表了讲话。这个讲话是胡乔木同胡耀邦、习仲勋商量过的。他批评《苦恋》极力向人们宣传这样一种观点：“似乎光明、自由只存在美国，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那里的知识分子自由生活的命运才是令人羡慕的。”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作者白桦后来撰文谈了他对《苦恋》的批评由抵触到心悦诚服的思想转变过程和对于批评的由衷感激之情。

　　1981年中共中央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现象，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领导人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更严重了。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的，攻击社会主义没有前途的文章大量出现在报刊上。文艺领域的精神污染越来越严重。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对中国青年的腐蚀状况，使邓小平感到“再也不能容忍了”。

　　【1983年，邓小平在杭州】

　　在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他指出，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不能一窝蜂地盲目推崇。他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根据这次全会精神，在全国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反对精神污染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1983年11月2日上午，胡乔木在与上海一家媒体负责人谈话时，就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问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结合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学发展的历史和当前中国文艺界的状况，讲了很多重要意见。胡乔木说，“精神污染”这个名词是小平同志的创造，创造得非常正确。通过整党整风，认识错误，清除污染就行了。在精神污染方面，理论不如文艺的影响面广，但理论的影响很深。如社会主义异化，是个理论问题，不是文艺问题，但影响很深。

　　关于“社会主义异化”，当时有这么一个背景。在1983年3月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有人在中央党校3月7日召开的学术报告会上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并列举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存在的阴暗面不加分析地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异化。这个讲话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邓小平曾对此进行过批评。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再一次对“社会主义异化论”进行批评。他指出，“社会主义异化论”，“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他指出，所谓“社会主义异化论”，“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页）

　　根据邓小平关于异化论的评论和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胡乔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四易其稿，写出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篇文章。

　　1984年1月11日，邓小平在胡乔木报告稿上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学生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版，第953页）

　　1984年2月28日，邓小平同薄一波谈话。在薄一波谈到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在国内外反应很好时说：反应不一，有些人还在准备反驳。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来镇住了，把文艺界、思想界的一些人的气势压下去了。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一时间闹得很厉害，我说过，他们实际上是搞自由化，现在这样就可以了。我讲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64-965页）

　　3月14日上午，邓小平同胡乔木和邓力群谈话。当谈到精神污染问题时，邓小平说：过去一段时间，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我说过，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二中全会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会以前那一套了。又说：乔木的讲话（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对前一段精神污染问题的总结。但是也有不同意见，包括青年人，尽管他们不说，思想还是不通。胡乔木说：这是长期的斗争，也许要搞几十年。邓小平赞成，说：对，这是长期的斗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67页）

　　为了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党的第一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指导方针。

　　但是，这个《决议》所强调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没有立即得到认真有力的贯彻。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学生闹事问题时再次说：“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1162页）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特别提到了什么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页）

　　（作者：胡新民；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党史博采”，修订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