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与唾沫—— 纪念导师马克思逝世143周年
「纪念导师马克思」
"到人民中去生活，才能取得经验，学习到本事，这就是生活实践的意义。"
01
这一篇小文，是前些时候在夜窗下写的。
近来颇有些关于马克思先生的纪念文字，洋洋洒洒，很是热闹。我看了，却总觉得有些话堵在心里，不吐不快。但真要吐时，又不知从何说起——这情形，就像对着一个盛大的庆典，你忽然想问：那被庆典簇拥着的本人，此刻若在，究竟会作何感想？
于是便想起了鲁迅先生。
先生在世时，见过许多“纪念”。有的纪念，是借死人的名字，活自己的名；有的纪念，是把活人的精神，做死人的骸骨。他对此是极厌烦的。他曾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这话说得刻薄，却也说得透彻。
马克思先生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一面是香火，一面是唾沫；一面被供成圣像，一面被画成魔鬼。香火与唾沫，看似相反，其实相成——它们都把活的思想当作死的东西来摆弄，只不过一个用敬，一个用骂。而那曾经在大英博物馆地板上踱来踱去、搅得整个旧世界不得安宁的灵魂，反倒被这两样东西严严实实地盖住了。
至于“历史终结论”之类，则更是奇妙的发明。它教人安心站在山顶，说再往前走便是深渊。这说法实在体贴得很，体贴得叫人昏昏欲睡。只是不知道，那些在梦里打盹的人，万一被山风吹醒，会不会发觉自己其实站在火山口上？
这些念头，在夜里萦绕不去。于是提起笔，学着先生的笔调，零零碎碎写了一些。写的时候，总觉着先生就坐在对面，捻着烟，眯着眼，偶尔点一点头，偶尔哼一声。但真要请教时，他又只是笑，不言语。
现在把这些零碎的文字整理起来，算是一种纪念。但究竟纪念的是谁，是马克思，是鲁迅，还是那些在暗夜中赶路、手里还亮着一星灯火的人——我自己也说不清了。
权且当作献给黑夜的一点微光罢。
02
夜气很凉，校订旧刊看得倦了，便推开窗。天上虽有月亮，却也是冷冷的，像是先生笔下那些看客的眼——他们永远站在远处，永远不置可否，永远等着瞧热闹。
月光照在书脊上，照见一个烫金的名字：卡尔·马克思。今年是他的诞辰，又是他的逝世纪念。报纸上排满了文章，会场里灯火通明，学者们宣读论文，论他的哲学，他的经济学，他的革命。这景象是隆重的，体面的，无懈可击的。然而我望着这灯火，眼前却晃动着另一些影子：是那些在油灯下抄写《新青年》的模糊面容，是“三·一八”惨案中年轻的血，是鲁迅先生独自坐在厦门大学的石棺上，望着海水说“我来时，便不得已而栖身于此”的那种寂寞。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对照。
马克思死在伦敦，书桌上是未完成的手稿，椅垫上印着深深的坐痕。据说他逝世时，身边只有恩格斯等寥寥数友，遗体送得冷清。鲁迅先生出殡时，虽有万余人相送，但他活着的时候，却也是终年坐在上海租界的书房里，一边吐血，一边写那些“投枪”和“匕首”，还要提防背后的暗箭和“战友”的误伤。伟人在世时，大抵不得安闲——他要与苍蝇斗，与叭儿狗斗，与那些“脸上涂着雪花膏”的文人斗。待到身后，大家却忽然恭敬起来，仿佛他们生前从未受过那么多温存。
倘使马克思有灵，看见后世这样郑重地纪念，怕是要皱起他那狮鬃一般的浓眉的。因为他一生所厌弃的，正是这种将活的思想做成死“圣骸”的把戏。记得鲁迅写过一篇《拿破仑与隋那》，说杀人放火的拿破仑战后受人崇拜，而发明牛痘的隋那却很少有人记得。马克思和隋那一样，是治病的人，是给黑暗中摸索的人指出火光照亮的路的人。然而后世偏喜欢把治病的人供成神像，把道路圈成围墙，把他当年用来作战的解剖刀擦拭干净，镶上金边，挂在墙上，再也不许见血，只许在纪念日对着它鞠躬。
这实在是一种最省事的法子。思想活着，便要刺人，便要干预我们的生活，便要我们像先生当年那样，横着站，去抵抗来自四面八方的黑暗。思想死了，成了圣像，便只剩恭敬，只剩平安。我们可以一边三跪九叩，一边心安理得去做圣像所反对的事——正如那些读着《论语》提倡读经的“遗少”，正如那些在租界穿洋服却劝人看《庄子》的雅人。
03
然而伟人的身后，也并非只有香火。
还有唾沫。而且这唾沫，有时比香火更热闹。
我常听见一些极聪明的人说，马克思是十九世纪的人了，他的学说自然也是十九世纪的——火车、电报、维多利亚女皇，和那浓烟滚滚的曼彻斯特。如今是什么时代？是互联网，是人工智能，是元宇宙。他们说这些洋字码时，脸上总带着一种悲悯的微笑，仿佛在可怜一个落后于时代的古人。那神气，恰如上海滩穿西装的后生，看见穿长衫的老头子走来，便赶紧捂着鼻子让开，还要回头对同伴说：一股樟脑丸味儿。
这种批判，鲁迅先生是熟悉的。他在世时，不也有人讥讽他的白话文不够欧化，他的小说不够摩登么？他大约只是笑笑，吸一口烟，说：“时装的人物，时装的思想，照例是 perishable 的。”
更有甚者，是将他画成魔鬼。西洋的报纸上，曾有过长胡子、红眼睛、手执炸弹的马克思。东洋的杂志上，也曾有过类似的漫画。这倒不足为奇，因为要吃饭，要拿津贴，总得给主子画一张像。但奇的是，有些吃得饱饱的学者，竟也跟着说，马克思的思想是“激进”的，“暴力”的，“破坏”的，仿佛他一生只教人放火。说这话的人，大约从未读过他那些厚得可以当枕头的经济学手稿，也从未体会过他在大英博物馆地板上磨出的那两道脚印。他们只看见“革命”两个字，便吓得魂飞魄散，于是赶紧跳出来，用“文明”的唾沫，替主子灭火。
04
这些唾沫星子里，最时髦的一种，叫做“历史终结论”。
据说这是某位日本后裔的美国学者的高见。他说，人类的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便到了尽头，好比爬山到了山顶，再往前走，就是下坡，就是堕落。所以诸位，请安分些吧，别想着翻山越岭去看另一边的风景——那风景，要么是悬崖，要么是海市蜃楼。
这思想，实在是极体贴的。它贴心地告诉资本家，你们的万世基业已经铸成，可以安心睡午觉了；它贴心地告诉工人，你们受的苦，是山顶上难免的风寒，忍一忍，多穿件衣服——比如领一张消费券——就好了；它更贴心地告诉那些想批判的人，不必批判了，因为山顶上就是真理，批判山顶，就是批判真理本身，就是想要跌下山去。
这便是一种“辐射”了。不是核辐射，是思想的辐射，是麻醉剂的辐射。它辐射到哪里，哪里的人就昏昏欲睡，就以为自己真的站在了山顶，就忘记了山下还有深渊，山外还有山。它把马克思那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锐气，那种永远对现实说“不”的精神，用一块“历史的终点”的石头，死死地压住。
鲁迅先生当年批判那些“十景病”的患者，说他们非把破坏的废墟修成整齐的十景不可。如今的“历史终结论”，便是这“十景病”的最新变种。它要把人类波澜壮阔、充满可能性的未来，硬生生地修成一个“十景”——一个漂亮的、整齐的、再也不会变化的资本主义盆景。
然而，病毒会变异，经济会危机，战争会爆发。被压在石头底下的草，也总会弯弯曲曲地从石缝里长出。那站在“山顶”上的人，若是脚下的石头开始松动，不知会不会想起，那个十九世纪的“古人”，其实早就说过：山顶上的风，是会变向的。
05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鲁迅先生。
他当年最痛恨的，就是“做戏的虚无党”。若把马克思的学说也做成一场戏，若把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之批判的装饰，那真是对于这盏“偷来的灯火”的最大亵渎了。
马克思是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的，他对那些“跪着的造反”看得最透。他知道资本会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知道那些温情脉脉的面纱底下，藏着怎样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他用毕生的精力，去撕那些面纱，去戳那些脓疮。这种撕和戳，需要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是剖析自己灵魂的严酷。而我们今天的纪念，却往往只剩下“温情脉脉”——把批判变成书斋里的清谈，把愤怒变成论文里的脚注，把改造世界的呐喊，变成解释世界的玄学。
而那些批判他、丑化他的人呢？那些站在“山顶”上宣告历史终结的人呢？他们其实和纪念者做着同一件事：把活的思想做死。只不过纪念者是供奉，他们是唾骂；一个用香火，一个用唾沫。但无论香火还是唾沫，最终都只落在圣像上，而那个曾经在大英博物馆地板上踱步的、活生生的人，那个曾经为无产阶级留下成吨著作的人，那个在伦敦寓所里穷困潦倒却从未停止思考的人——他和他的思想，依旧在这香火与唾沫之外，冷冷地注视着一切。
夜更深了，窗外的月亮已经偏西。书桌上的灯光照着“卡尔·马克思”的名字。我忽然想起，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鲁迅，他们都是“偷火的人”，也是“举火的人”。他们的一生，都是在黑暗中行走，却用文字的火焰，照着后人赶路。作为后人的我们，与其在纪念日里点起盛大的蜡烛，对着他们的遗像歌颂光明，或者朝他们的遗像吐一口唾沫以示高明，不如各自检视一下自己的手中：那火焰还在不在燃烧？那从十九世纪传来的灯火，是被我们做成了圣像前的长明灯，还是被“历史终结”的狂风吹得奄奄一息？或者，它还在燃着，还在刺着我们，逼我们不得不在这个据说“已经到达山顶”的时代，仍旧像他们一样，横着站，去抵抗那来自四面八方的、永恒的黑暗？
倘是后者，则不必纪念，也是纪念；倘是前者，则无论纪念得如何热闹，批判得如何刻薄，离开他们，也便愈远了。
这大约又是“不敬”的想法了。但我想，真正的先驱者，或许并不在乎我们跪得是否端正，也不在乎我们骂得是否响亮——他们只在乎，我们走得是否正直，手里的火，是否还亮着。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逝世。他留下遗嘱：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他大约早就看穿了：真的纪念，不在会场，不在报纸，不在论文——而在那暗夜行路时，后人心头还亮着的一星灯火。
窗外起了风。月亮彻底隐下去了。我捻灭香烟，合上旧刊。
黑暗中，仿佛有一个声音在问：火还在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