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英勇就义99周年纪念：山河犹在，精神长存

　　九十九年前的今天，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

　　面对军阀张作霖专门从欧洲进口的、为了延长受刑者痛苦而特制的重型绞刑架，一位留着八字胡、剃着平头、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人，神色从容，第一个走上绞架。

　　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分钟、惨绝人寰的三次“三绞处决法”后，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壮烈牺牲。

　　时年，仅38岁。

　　他叫李大钊，字守常。

　　在这个被各种娱乐热搜、消费主义狂欢填满的时代，今天，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个名字?

　　即使记得，在很多被刻意庸俗化、去政治化的历史叙事中，李大钊往往被剥离了其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内核，仅仅被塑造成一个“爱国学者”、“温和的北大教授”或是一个空泛的“民族英雄”。

　　但历史的真相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

　　李大钊的死，绝不仅仅是一个野蛮军阀对进步文人的残杀，而是一场极其深刻的、残酷的阶级绞杀战。

　　今天，传递敬意，缅怀守常先生。

　　我们更要去重温那段血迹斑斑的历史。因为只有看懂了李大钊是为什么被杀的，是被谁联手杀死的，我们才能真正看懂今天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

　　一

　　让我们回到1927年4月6日的那个清晨。

　　大批奉系军警、便衣特务如狼似虎地扑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冲进苏联大使馆原俄国兵营旧址，逮捕了李大钊及其妻女和几十名革命志士。

　　这起逮捕事件中，藏着一个被很多人忽略、却极其核心的政治细节：东交民巷的“治外法权”。

　　根据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东交民巷是列强的“国中之国”，中国军警是不允许武装进入的。

　　在过去几十年的军阀混战中，这里甚至成了无数下野政客、失势军阀和满清遗老的避难所。列强们非常乐意庇护这些人，以此来干涉中国内政、要挟当权政府。

　　哪怕是面对犯下滔天大罪的政客，列强也常常以“国际惯例”和“使馆神圣不可侵犯”为由，拒绝中国军警抓人。

　　但是，唯独在面对李大钊，面对这个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时，列强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张作霖动手前，奉系军阀与列强驻华公使团进行了秘密交涉。

　　以荷兰公使欧登科为首的公使团，在确认了要抓捕的是“制造赤色恐怖”的共产党人后，不仅立刻签字授权，甚至在抓捕当天，连使馆区内的外国军警都配合奉军封锁了路口，防止革命者逃脱。

　　看明白了吗?这就是国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平时，他们可以因为几个关税点、几块租界地和军阀们打得不可开交;但在面对共产主义这个试图彻底推翻私有制、解放无产阶级的“幽灵”时，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的买办军阀瞬间就穿上了同一条裤子。

　　他们害怕的不是李大钊这个人，他们害怕的是李大钊向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播撒的马克思主义火种。

　　当资本的铁蹄感到阶级统治的根基受到威胁时，所有的“国际公法”、“人权”、“外交庇护”，全都可以像废纸一样被撕碎。

　　“联合起来剿灭无产阶级先锋队”，这是资产阶级在面对生死存亡时，跨越国界的绝对政治正确。

　　二

　　李大钊本来可以不死，他本来可以过上让今天所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都梦寐以求的优渥生活。

　　翻开当年的账本，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李大钊每月的合法薪俸高达120到140块大洋(后期加上兼职甚至能到近300块大洋)。

　　在当时的北京，普通黄包车夫和纺织工人累死累活一个月，也挣不到几块大洋。一块大洋就能买好几十斤棒子面。

　　李大钊的收入，绝对是当时社会金字塔最顶尖的极少数，是标准的“高等华人”和“高级中产阶级”。

　　如果按照今天某些人“不管姓资姓社，只要自己过得好就行”、“把猪养肥了自己吃肉”的庸俗成功学逻辑，李大钊完全可以躲在书斋里，喝着咖啡，做个岁月静好的名流，偶尔写几篇伤春悲秋的文章赚取名声。

　　但是，他偏偏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他把绝大多数的工资交给了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剩下的几乎全用来资助了贫困的青年学生和北大的工友。以至于到了发薪水的日子，北大校长蔡元培不得不亲自交代会计：“一定要提前扣下几十块大洋直接交给李夫人，不然李先生的家里又要断炊了。”

　　为什么?

　　因为在李大钊的眼里，个人的锦衣玉食，在遍地哀嚎、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榨取的旧中国，是一种耻辱。

　　他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中，发出了石破天惊的呐喊。

　　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的未来、历史的动力，绝不是属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军阀、买办和资本家，而是属于那些终日劳作、却一无所有的“庶民”。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当他把目光投向十月革命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时，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在这个黑暗的国度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蹚出一条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血路。

　　他深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嗜血本性，他深知改良主义和妥协是救不了中国的。

　　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彻底砸碎旧的经济基础，把生产资料夺回到劳动人民手中，中华民族才有重生的可能。

　　这种彻底的、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正是今天那些满嘴“福报论”、试图将剥削合理化的人所极度恐惧的。

　　三

　　在狱中的22天，是李大钊生命中最辉煌的绝唱。

　　奉系军阀用尽了各种酷刑，试图从这位中共北方区委最高负责人的口中，撬出党组织的机密，甚至幻想他能像某些软骨头的文人一样，写下一纸“悔过书”以为军阀所用。

　　但张作霖这帮封建军阀永远无法理解，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了头脑的无产阶级战士，其精神结构是由什么材质锻造的。

　　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患得患失的政客，而是一座信仰的钢铁长城。

　　李大钊在狱中写下了被后世称为《狱中自述》的数千字长文。

　　在这篇长文里，他没有丝毫的乞哀告怜，没有半句出卖同志的供词。相反，他像一个坐在讲台上的导师，向审判他的刽子手们，坦荡而自豪地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真理，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

　　他甚至在自述的最后，大义凛然地要求军阀政府：“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

　　只要能保全那些年轻的革命同志，我李大钊愿意用我这一颗头颅，担下所有的“罪名”。

　　什么叫“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这就是。

　　他的文章，不仅仅是写在北大的黑板上，写在《新青年》的纸面上，更是用自己的鲜血，写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丰碑上。

　　面对死亡，李大钊表现出了极度骇人的平静。

　　据当年的报纸记载，行刑那天，李大钊是二十位烈士中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他没有哪怕一丝的犹豫和恐惧，在军警的簇拥下，他神色泰然，慷慨赴死。

　　他之所以不怕死，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刽子手只能绞杀他的肉体，却永远无法绞杀他所播撒的真理。

　　他的事业，后继有人。

　　四

　　就在李大钊牺牲前几年，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曾有一位湖南来的年轻助理员，操着浓重的乡音，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共产党宣言》和各种马克思主义读物。

　　李大钊毫不吝啬地提携这个年轻人，引导他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后来，这个年轻人回忆起那段岁月时，深情地说道：“他在我的指引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这个年轻的助理员，就是后来的毛泽东同志。

　　李大钊虽然倒在了绞刑架下，但他播下的火种，却在老人家等一代又一代真正的共产党人手中，燃成了燎原之火。

　　老人家带领着千千万万的泥腿子、工人和农民，用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彻底推翻了杀害李大钊的那些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中国。

　　从这个意义上讲，张作霖和八国公使的绞杀是极其愚蠢的。

　　他们砍掉了一棵参天大树，却不知道大树的根系早已在中华大地的深处蔓延，最终孕育出了一场足以翻天覆地的历史风暴。

　　今天，当我们缅怀李大钊时，我们绝不能陷入那种伤感主义的缅怀。

　　我们要缅怀的，是他在中国思想界最混沌的时期，毅然决然地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的决绝;

　　我们要缅怀的，是他面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绞杀，绝不妥协的阶级立场;

　　我们要缅怀的，是他深信“庶民的胜利”，始终和最底层的无产阶级站在一起的人民观。

　　一百年后的今天，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死了吗?国际金融资本垄断全球、剥削底层劳动者的本质变了吗?国内那些试图把劳动者重新变成资本增殖耗材的“福报论”消失了吗?

　　都没有。

　　当资本的异化力量再次试图挤压劳动人民的生存空间，试图重新将年轻人套上无形的绞刑架时，我们难道不需要重温守常先生的教诲吗?

　　五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这是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的绝笔呐喊。

　　他所想见的“青春之国”，并不是被逐利逻辑层层包裹的空壳;他所想见的“青春之民”，也不该是在流水线与算法之间被悄然消磨的沉默个体。

　　今天，传递敬意，缅怀守常先生!

　　最好的缅怀，就是绝不放下他交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

　　最好的缅怀，就是保持清醒的阶级意识，拒绝任何改良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麻痹，在面对一切剥削和不公时，敢于发出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声音。

　　因为，只要资本的剥削还在，只要劳动者还没有获得真正的全面自由与解放，李大钊就永远活着。

　　他就在那个冰冷的绞刑架上，用那双充满智慧与悲悯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这个世界，死死地盯着每一个试图背叛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者。

　　跋

　　192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血腥、最惨烈的一年。

　　在李大钊被北京的北洋军阀绞杀之前的仅仅16天。

　　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那个曾经高喊着“国民革命”的蒋介石，在江浙财阀的黄金和英美帝国主义的默许下，突然撕下了伪装。

　　他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青帮流氓和全副武装的军队，将机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上海罢工工人。

　　黄浦江的水，被工人和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

　　一南一北。

　　4月12日的上海，和4月28日的北京，形成了历史上最惨烈的镜像。

　　代表着旧买办、旧军阀势力的张作霖，和代表着新军阀、新大资产阶级势力的蒋介石，在屠杀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件事情上，达到了惊人的、不谋而合的高度默契。

　　这一南一北的滔天血海，用最残酷的现实，戳破了当时党内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投降主义幻梦。

　　它向全中国的无产阶级宣告了一个铁一般的真理：

　　资产阶级是绝对不可能与无产阶级分享国家政权的。

　　任何试图通过妥协、退让、依靠所谓“进步资产阶级”来获得解放的幻想，最终换来的，必定是绞刑架和重机枪。

　　鲜血洗亮了眼睛。

　　仅仅几个月后，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和秋收起义的隆隆炮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读懂了李大钊和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遗言——

　　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