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李达在八大二次会议后是怎样“左”倾的？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和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八大”二次会议，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一些相应的正确的决定。但会议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作了错误的分析，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给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样既干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又使党在阶级斗争方面“左”的错误愈来愈严重起来。这里所说的“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指的是“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的：‘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见《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第485页）而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见《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第466页）

　　作为党性极强的李达，自从1949年12月重新入党后，一直坚决维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一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一切决议和指示，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本人在上篇文章《李 清｜李达的哲学观：为什么“大跃进”运动能创造奇迹？》中有这样的内容：李达在《整风运动的辩证法》中写道：“我们知道，我国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这两条道路的矛盾，要到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建成，即过渡时期宣告结束的时候，才能完全解决。”这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中的有关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李达全集第十九卷》包括了李达1959年1月至1964年4月的文章。上次已经介绍了李达1958年的主要文章，这次介绍他从1959年到1964年4月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李达在武汉大学期间，经常在年初发表文章或讲话，对过去的一年作出总结，对新的一年提出努力方向。在第十九卷中，有1959年元旦、1960年元旦的文章和1963年的元旦讲话。本文将介绍这三篇的主要内容。这三篇文章涉及到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八届八中全会和八届十中全会。因此，先简单介绍这一下这三次全会的情况。

　　八届六中全会于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湖北武昌举行。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李富春作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说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八届八中全会于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江西庐山举行。7月2至15日，会议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着重讨论毛泽东提出的19个问题，包括形势、任务、体制、宣传、综合平衡、群众路线、协作区关系、公共食堂、农村初级市场、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讲话，指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序列。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使用“农、轻、重”的概念，是对《论十大关系》的重要发展。7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因而在会议后期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8月1日，中央常委会上，算了彭德怀的历史旧账。8月2日至16日召集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公报。

　　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并且通过了决定；讨论了关于商业工作的问题，并且通过了决定。全会认为，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全会号召全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一切爱国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辉旗帜，鼓足干劲，努力增产节约，为争取明年农业的丰收、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新发展、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下面言归正传。

　　1959年1月1日，李达在武汉大学校报《新武大》上发表了《巩固胜利，继续跃进》——欢送伟大的1958年，欢迎更伟大的1959年》。文章在阐述1958年国际形势“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后，写道：

　　“1958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以空前的速度发展的一年。在工业战线上，贯彻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钢产量达到了1100多万吨，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机床达到9万多台，比去年增加将近4倍；煤产量达到2.7亿多吨，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其他各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也有相应的增长。在农业战线上，粮食达到7500亿斤，棉花达到6700万担，都比去年增加一倍以上，其他各种农副产品，也都有相应的增长。在科学文化教育战线上，也有很大的跃进，科学上的创造发明层出不穷，有很多项目已经超过或达到国际水平；学校遍设于工厂和农村，在全国工人农民中涌现出学文化、学科学技术、学理论、学哲学、写诗歌、写文章的文化大高潮。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划时代的成就。1958年11—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总结了这些伟大成就和取得这伟大成就的经验，制定了有关人民公社一系列的政策，并规定了1959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将是一个宏伟的跃进计划。现在我们可以预言，在党的领导下，在1958年伟大胜利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我国人民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但有可能在1959年继续跃进，而且有可能实现比1958年更伟大的跃进，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

　　接下来是关于学校的内容，文章指出：

　　“1958年是我校和其他各高等学校在教育革命方面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批判了所谓‘少数专家办学’的资产阶级路线，破除了‘为教育而教育’的资产阶级观点，以及‘迷信’、‘自卑’等各式各样的右倾保守思想，坚持了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我们在1959年的任务是：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继续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在各门学科各门课程中牢固地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结合生产劳动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建立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使我校成为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三结合的基地。”

　　文章最后强调：

　　“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跃进再跃进，争取在新的一年中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1960年1月1日，李达在《新武大》上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和总路线的红旗前进》。文章首先指出“在国际方面，东风日盛，西风日衰”后，写道：

　　“国内的形势是好得很，好得很，好得很。1959年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跃进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旗帜下，全国人民鼓足了冲天的干劲，在各个战线上展开了有声有色的、轰轰烈烈的斗争，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一个奇迹接着一个奇迹，有如波涛澎湃，万马奔腾。在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和财贸战线上，开展了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许多省市提前完成了全年总产值任务，跨进了1960年；大批的新企业投入生产，大批的新产品试制成功，大批新的工业基地正在形成。在这条战线上，涌现出了千千万万意气风发、奋勇当先的英雄人物，今年在群英会上聚首的六千多名当代英雄，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一批。在农业战线上，人民公社这个初升的太阳在严重的考验中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威力。”“在水利建设方面，全国几亿大军正在移山造海，向地球开战，不仅修筑了成千上万的大大小小的水库，而且要进一步使各地的江河湖泊贯通起来，实现灌溉自流化，建设四通八达的河运网。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战线上，由于教育革命的胜利，由于确立了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由于正确执行了党的文艺方针，结果是教学质量提高，科学研究果实累累，艺术作品大放异彩。这些无可辩驳的生动事实，充分证明了1959年是继续跃进的一年，是取得了辉煌胜利的一年。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以及跟在他们后面随声附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样下死劲攻击我们，污蔑我们，把我们在1959年所做的事情说成漆黑一团，这恰恰表明了他们对于我们伟大成就的恐惧心情。”

　　关于学校的情况，文章写道：

　　“我们学校的形势同全国的形势一样，也是好得很。”“虽然在我们的师生员工中间还有一些觉悟较低的人，但是总的说来，通过1959年的大变革，全校师生员工的精神面貌是焕然一新了。这一点，在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学习展开后表现得尤为显著。由于全校同志有了上述的变化，因而各项工作也就呈现出空前未有的大跃进的局面。”“由以上所述看来，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学校无论在教学工作方面、科学研究工作方面、文娱体育方面、行政事务工作方面，都出现了一种新气象、新局面。这是党的总路线的胜利。这种胜利，绝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胡言乱语能够抹杀得了的。”

　　文章最后写道：

　　“让我们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和总路线的红旗，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现以教学为中心的全面大跃进！祝同志们在新的一年中做到‘开门红，月月红，全年红，红到底’，并祝同志们工作顺利，学习进步，身体健康！”

　　1963年1月1日，李达发表元旦广播讲话，题目是：《团结一致 增强信心鼓足干劲 迎接新的胜利》。讲话在指出“过去的一年，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后说道：

　　“过去的一年，国内形势很好。全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战斗精神，进行了切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国经济情况，无论在农村或者城市，都已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想，新的一年会比过去一年更好。”“过去的一年，国际和国内的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我们生活在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时代，正如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所指出的：“一切斗争的考验都证明，我们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军队，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我们的前途充满了无限光明。”“在过去一年，我们学校的工作，成绩也是非常显著的。”

　　在谈到1963年的努力方向时指出：

　　“我们必须加强阶级教育，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我们应当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武装青年一代的思想，促进他们逐步树立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能够辨别风向，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抵制资产阶级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以及小生产者的思想影响。在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激烈，而我国整个过渡时期还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坚持又红又专的政治方向。”

　　讲话的最后一段是：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的事业一天一天好起来，一年比一年更为发展了，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乘胜前进吧！”

　　从上面三篇文章中，完全可以看到到李达对党中央的决议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的态度和行动。这段历史，就是胡乔木1989年文章《中国为什么犯20年“左”倾错误》所指的那段历史的一部分。李达这三篇文章的内容无疑都有明显的“左”倾烙印。

　　本人对照《李达年谱》，除了“毛李争论”外，在1962年部分还有一个这样的内容：

　　“9月底，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回故乡湖南零陵视察，仔细询问了故乡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严肃指出‘共产风’造成的严重后果，明确表示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并就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向零陵县委和湖南省委写信反映群众的要求和建议。”（见该书第231页）。

　　校方解释过这部年谱是关于李达学术内容的年谱，所以没有把毛泽东评价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编入年谱。那这条内容又有什么学术内容呢？特别是，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对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等等，李达文章的观点难道表达得还不够鲜明吗？

　　关于《李达年谱》的这条内容，本人查到，是来自于王炯华的《李达评传》。该书写道：1962年9月，李达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回乡视察。“人们从1958年大跃进敲锅砸铁搞炼钢、禾苗搬家放卫星到日前的卖‘余粮’和布票问题，都纷纷向他倾诉自己的意见和牢骚。”“他在家乡住了十多天，不仅了解了家乡父老乡亲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也了解了社队干部的不良作风。他切身感受到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他依据自己对家乡的这些了解和感受，写成书面材料，分别提交省、地领导机关。”（见该书第422页至423页）

　　值得一提的是，李达上面三篇文章所表述的事实，不少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关于这段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第六章第五节《经济上调整任务的完成和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写道：“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这样一种复杂情况：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一步步发展；经济上的调整和恢复工作大体上仍能按原计划进行，直到1965年胜利完成。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但矛盾被暂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见该书第519页）于是“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但也历经曲折甚至遭受过严重挫折。”

　　该书从536页到548页列举了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具体内容，其中包括：

　　“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交通运输业有了长足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科学技术的发展，成绩十分显著”，“教育、卫生、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等项事业的成就相当可观”，“党的民族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专门人才”，“ 党的建设得到加强”，“军队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等等。

　　该部分在列举了王进喜、陈永贵、焦裕禄、雷锋、“两弹一星”功臣的事迹后，指出：

　　“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个艰辛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和意气风发的年代。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铭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弥足珍贵，永远不会过时。”

　　关于对李达的评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的宋镜明著的《李达》称：“李达主持校政达13年之久，他是武汉大学任职最久、威望最高、影响最大的校长。”（见该书第234页）“李达不仅在武汉大学校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也是彪炳史册的。他为发展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见该书第258页）。

　　但是，本人认为，宋镜明在书中的评价还只是限于教育方面。如果全面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的李达，首先应该肯定的是：李达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在研究和宣传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方面，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作者：李 清；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