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国际和军队——库恩贝拉（004）

　　1918年3月的一天早上，一位足蹬浅腰皮鞋，身披薄大衣，头顶宽檐帽的匈牙利人，冒着严寒，来到了有上万战俘聚集的库乔莫沃战俘营。许多匈牙利人已经思乡心切，他们翘首以盼回到多瑙河畔，但是这个人却不希望他们立刻回国，成为卡尔皇帝在阿尔卑斯山上的枯骨。他说：地主贵族老爷们抢走了他们的土地，而俄国抢走了老爷们的土地，现在我们要保卫自己的土地。在这一天，他鼓动了五十七名战俘加入了赤卫队。这位穿着便装风尘仆仆却又神采飞扬的匈牙利人，就是库恩贝拉。

　　1918年2月，苏维埃俄国革命政府从彼得堡搬迁到了莫斯科，跟随着布尔什维克而来的还有库恩贝拉这些外国同志。一到莫斯科，库恩贝拉就奔赴战俘营，开展了战俘的动员工作。3月3日，《布列斯特和约》签订，苏维埃政府以暂时在东欧的领土上退却为代价，换来了于德奥的和平。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无法直接去通过军事手段支援匈牙利以及德国的工人运动了。基于此，库恩贝拉对于匈牙利革命工作的新形势，做出了判断。他在3月14日发表的一篇《在战俘中做宣传工作的新途径》中写道：

　　“我们要沿着俄国同志们的道路前进。对我们来说，缔结和约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同志从此以后要转入地下。我们要利用苏维埃国家给予所有农民和工人的自由，在俄国共产党内部建立匈牙利、德国、罗马尼亚和其它支部，在苏维埃联盟国家内部继续进行宣传革命的工作。……

　　我们不抱幻想，我们不认为革命可以从外面送进国内。但是俄国流亡组织的历史，教我们学会了建立必要的革命组织和同本国无产者一农民群众建立联系的本领。的确，我们主张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反对各国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的合法主义。我们主张发动工人和农民的武装起义，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我们的共产党将会证明，我们全部实现了马克思以第一共产国际名义所发出的号召”

　　也就是说，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运动领导权要从国内的机会主义社民党转移到在俄国的战俘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利用列宁党的组织形式，通过灌输，联系，斗争的形式，开展革命工作。质言之，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坚定的革命组织。

　　3月24日，俄共（布尔什维克）匈牙利小组在库恩贝拉的主持下成立了。库恩论述了建设列宁党的问题，要求党员的基本素质就是忠诚，学习，和积极。俄共匈牙利小组的任务是，在开展俄国革命的同时，壮大组织，为匈牙利共产党的成立做准备。

　　为了吸引来自罗斯土地四处的匈牙利战俘，库恩贝拉又创立了匈牙利文的《社会革命报》，并开展宣传培训班。转轮印刷机开动轰鸣，这战斗的声响传遍了苏维埃，甚至传到了大洋彼岸美利坚的匈牙利人手中。4月13日到17日的战俘代表大会上，从西伯利亚到萨拉托夫，从高加索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数百名代表受五十万在俄战俘的重托齐聚莫斯科，其中还有未来奥地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向整个东欧战俘们呼吁：回到祖国去，在全国点燃革命到烈火，以武装斗争，反对资产阶级军队的压迫。库恩贝拉就是这帮“外国人”的首领，他所创立的外国团体联合会，后来成为了“第三国际”的组织基础。库恩，列宁，卢森堡等人筹备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5月1号，俄布莫斯科匈牙利组的成员大会上，一封来自匈牙利国内反战组织和地下左派社会主义运动的信，来到了库恩贝拉手中，向在俄国的同志们表示祝贺。萨博埃尔文率领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已经在匈牙利开展反战运动了，而且很快，就要和俄共匈牙利组建立紧密的联系。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为在异国他乡的几百名同志们，送去了希望。当库恩贝拉在俄罗斯“寓居”的这段时间里，他的故乡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之后再提。我们要先说完他在俄国的生活。

　　身在异乡，却不只是异客，文人也不仅仅是墨客。库恩贝拉率领的匈牙利组还积极投身于俄国的武装斗争实践中。1918年2月，他带领一支国际主义战士组成的部队在纳尔瓦参加了对威胁彼得格勒的德军的反击战。在国内战争的每个战场，都印满了由库恩·贝拉及其伙伴组织起来的国际主义战士的足迹。在布琼尼骑兵中，在突厥斯坦、克里米亚和伏尔加河畔，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远东游击队负责人谢尔盖·拉佐在谈到曾在他领导的远东部队中战斗过的国际主义战士时说:

　　“这些国际主义者打仗很出色，其中大部分人是匈牙利人(占百分之八十五)。”

　　他们当中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匈牙利的国际主义战士在库恩·贝拉领导下，于1918年夏天在莫斯科参加了镇压社会革命党人发动的反革命的斗争，同年又参加了击溃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机枪排排长的库恩·贝拉曾在波瓦尔街的房顶上用机枪向反抗苏维埃的无政府主义扫射。到了秋天，他回到乌拉尔山麓，和白军继续战斗。这些在俄罗斯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使得库恩贝拉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锻炼，也愈发坚定了这位革命者的意志。

　　当库恩贝拉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的时候，匈牙利，形势正在起变化：

　　1917年10月以后，奥匈帝国的军事危机直接导致了财政问题，不得不加紧对国内工人的压迫力度。1918年1月起，罢工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而匈牙利反动政府仍然心存侥幸，既不愿以在国际上的和平换取国内阶级矛盾的缓和，也不愿意放弃长久以来的民族压迫政策。

　　基层人民的热情高涨使得政府内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也被调动起来。独立党的卡罗伊·米哈伊以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试图在政府内推动民主改革，但是其缺乏阶级基础，就不得不与有着广大社会基础的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反动政府。这时候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所组织的工人规模从1915年的43381人倍增到了1918年的215000多人。可是在革命的条件和形式高涨的时候，社民党的右倾领导却没有利用这些可能性。

　　1918年夏天，同盟国的军事形式已经岌岌可危，9月保加利亚，土耳其先后投降，德国的形式也不好，奥匈更是苟延残喘了。可是战争的失败没有组织奥匈帝国在战场上做出无意义的牺牲，这直接使得维系这个多民族帝国的最后一点温存和希冀彻底幻灭：7月捷克民族委员会建立，8月在卢布尔雅那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成立。卡尔希望保护帝国领土最后的完整，在10月份宣布的联邦化改革也是螳臂当车，民族自决的浪潮不可阻挡。

　　10月25日，以社民党，独立党，资产阶级激进党组成的匈牙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向匈牙利王国政府停止战争，土地改革，宣布独立，承认民族自治等12点要求。但是激进的主张却是以保守的实践来体现：委员会幻想可以以和平的手段，预防人民与政府的冲突，进而保护匈牙利的领土完整。任命几个部长决定不了什么，谁掌握了枪杆子才能决定什么。社民党右派在群众已被宣言所调动起来时又压制着群众的革命热情，连资产阶级激进派都看不下去了：

　　“如果一部分士兵、学生和工人不迅猛地起来，把他们推到形势的前面，这个党的领导人的大多数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去搞革命。”

　　直到10月29日，匈牙利王国政府还在耍花招：说是要让卡罗伊·米哈伊担任总理，结果出尔反尔，让哈迪克亚诺什伯爵组阁，把这位“匈牙利资产阶级代表”狠狠羞辱了一番。

　　工人受不了了，士兵受不了了，匈牙利的革命者也受不了了。“学俄国人的路！”匈牙利的工人们如是说。桑托·贝拉，前社民党的反对派，将布达佩斯的士兵苏维埃和社民党左派联系了起来。10月30号，起义因为王国政府要把布达佩斯的军队调走而爆发。士兵委员会和工人民兵很快占领了各个要道，专门为了镇压革命的波斯尼亚军队也按兵不动。

　　31日拂晓，布达佩斯的各中心挤满了人，欢呼着和平，与万岁。反动头子蒂萨伊斯特万被处决，卡罗伊被正式推举为共和国总理。士兵们把帽徽上象征王国的玫瑰花摘下，而带上了紫苑。这就是“紫苑革命”。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苏维埃政权也同时存在。

　　对于许多劳动人民来说，这只是革命的开始，大地主还没革完……。而对于卡罗伊政府来说，革命已经结束，现在是恢复生产，解除群众武装的时候了，法制，官僚化，理性和“民主”。

　　这就是1918年11月开始时，匈牙利的脆弱的“表面张力”。

　　1918年11月4日，德累斯顿旅馆的阳台上，列宁和库恩贝拉并肩站着。“小伙子们，回国去！推翻资产阶级！”贝拉以匈牙利话高声叫到。紧接着，在苏维埃广场内，匈牙利小组的会议召开了。会上，根据库恩贝拉关于革命形势的讲话，与会者确定了要在布达佩斯创立匈牙利共产党，并且要夺取政权的方针。

　　“我们不可能与社会民主党合作。即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不坐部长交椅，不同资产阶级政党达成已经达成的妥协，我们也不会与他们合作。因为就是最激进的民主制和人民政权也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不是要求资产阶级做某些局部的让步，而是要为夺取政权进行努力和斗争，因为这是解放无产阶级的唯一办法。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存在一年，因此在这方面已经不可能有什么怀疑了。”

　　11月5日，在去车站之前，贝拉和当时的俄共书记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又做了一次谈话，革命的黑魔鬼如是和“bin”先生告别：“我想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将会在你们那里--布达佩斯举行.....”晚上，共青团的小伙子们也围着库恩给他送行：“青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定要在布达佩斯开。”

　　可惜历史不完全和不总是取决于人们的意愿，即便这些人被我们习惯地称之为“历史的创造者”也罢。

　　那都是之后的哀叹了。

　　在1918年的11月6日，怀揣着对祖国解放事业的无限希望，对世界革命的无限热忱，库恩贝拉离开了沐浴着红色光芒的莫斯科，踏上了返乡的旅途。

　　【文/矮人和牡蛎，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