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用勤答网友：列宁去世后为什么党内民主就失灵了？

　　答网友

　　有朋友们办的无国界公众号刊发了拙文《1930年代苏联大清洗原因考》，一位认真的网友阅读拙文后，给我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近日，通过贵公号拜读了施用勤先生的《1930年代苏联大清洗原因考》一文。施先生在文中提出，列宁在世时党内有着良好的民主氛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破坏了党内民主。想通过贵号向施先生请教:一、斯大林何以能够以个人力量破坏党内民:主，是斯大林的力量太强，还是党内民主机制太差，抑或其他原因。二、列宁时期党内民主氛围的保持依靠的是什么。是依靠列宁的个人威信，还是依靠健全的不以个人意志所左右的民主机制。如果是列宁个人威信，这是否是真正的民主。如果是依靠制度，为什么这个制度在列宁去世后就失灵了？”

　　朋友把他的问题转发给我并告诉我，拙文的点击量已突破6000多，说此文的点击量创造了该公众号的纪录。听了这个消息，我颇感欣慰，这段历史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历史已经翻过的一页，关注它的人还不少，对它的深入客观的研究，还会引来相当数量的读者，甚至还会引起想深入了解它的网友与作者的互动。

　　对于现在的网上文章来说，拙文的篇幅已经相当大了。但对澄清这么复杂的问题来说，仍是不够的。因此笔者把重点放在分析与清洗直接相关的事实上，而相对间接的原因只能一笔带过。读者来信反映的正是这个情况。他把党内民主的实施和破坏归结到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身上，故产生了他的两个问题。在此简单地予以答复。

　　首先，党内制度的演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列宁失去理政能力后，联共（布）党内爆发的斗争。俄共本是个非常民主的党。十月革命后，哪怕是在内战的艰难岁月中，俄共每年都要召开两次大会，一次是代表会议，一次是代表大会。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通过投票解决。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引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样空前的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回溯十月革命到1923年以前的时间，布尔什维克党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曾有尖锐的意见分歧，如是否夺取政权（在主张起义的列宁、托洛茨基和反对起义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何时和以什么方式夺取政权（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 列宁从1917年9月14日（俄历）开始，就敦促立即发动夺取政权的起义。但起义的实际组织者、领导人托洛茨基认为形势将会朝着对苏维埃有利的方向发展，他不为列宁的催促和指责所动，有条不紊地推行他自己的夺权计划，使夺取政权与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时间上的同步，突显了十月革命的民主性质（参见拙文《十月革命是两种夺权方案妥协的结果》，《上海文化》2017年第6期第5-11页）。列宁的主张和指责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布列斯特和谈（主战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和主和的列宁，同样主和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何时签约问题上）、内战时期的战略战术问题（南线的进攻路线之争，放弃还是保卫彼得格勒之争）、工会辩论、新经济政策之争、对外贸易垄断制之争、民族问题之争等，这些分歧虽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却并未妨碍布尔什维克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分歧由表决裁决，获得多数的意见成为党的政策，少数便被否决，但没有给谁扣上反党、反革命、反对派的帽子。而且，经实践检验，多数支持的意见是错误的，不妨再用少数的意见，如在南线进攻路线上，开始用司令部的方案，攻打邓尼金的后方——哥萨克村镇，在遭受巨大的损失之后，再接受托洛茨基的进攻路线。[ 见拙文《未曾修改的伪造的档案》，载《上海文化》2015年第2期。]因为那时斗争的双方是党内同志，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事业的胜利。派别是由立场和观点决定的，而且不是固定的。

　　但在列宁病重后，这一优良的党内民主传统被破坏了。可以追溯到内战期间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在列宁患病期间就变得更加公开了，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的目的就是要在政治局中掌握多数，以便将托洛茨基排挤出权力中心。早在1922年秋，在列宁第一次发病期间，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为排挤托洛茨基结成“三驾马车”，很快又由“三驾马车”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 的基础上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 古比雪夫（Валери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Куйбышев，1888-1935）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4年起）。斯大林的得力助手，1923年起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6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27年起为政治局委员。他的神秘死亡至今仍是谜。]，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更可怕的是“七人小组”代表的是一批有实权的中央委员。1924年召开的八月全会期间，季诺维也夫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伏罗西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等人，“七人小组”就是这次会议选出的执行机构，其候补人员有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伏龙芝。会议对新建的领导集体的活动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其中一条是严守纪律，即“七人小组”在内部调解本身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对付托洛茨基。“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难怪季诺维也夫后来证明，“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拥有专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这些历史事实说明，破坏党内民主的并非斯大林一人，而是相当部分的党内高层，所以问题并不存在斯大林力量太强，还是民主机制太弱的问题。

　　党内高层拉帮结派，就是为了排挤托洛茨基一个人。托洛茨基有多大能力，需要党内高层为排挤他一个人而沆瀣一气？是托洛茨基太杰出了。列宁在其所谓的遗嘱中评价他说，说他是现在中央委员中最能干的一个。在列宁被临时政府通缉时，是他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在其后爆发的内战中，他亲手创建了工农红军，并率领这支军队战胜了帝国主义支持的白卫军，捍卫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内战结束后，苏维埃俄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工业的动脉铁路已经濒临瘫痪，又是他兼起了运输人民委员的职务，使铁路恢复生机，创造了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的奇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的高层也难免俗，但有其历史原因。托洛茨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时，他开始站在孟什维克一边，后来一直致力于两派的统一，为此与布尔什维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直到1917年5月（俄历）他才加入布尔什维克。这也是他的对手以老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反对他的基础。

　　为权力斗争而拉帮结伙，并采用宫廷斗争、造谣污蔑、篡改历史手法的一方，肯定是弱的一方。制度不是万能的，民主制也不例外。制度是人推行的，再好的民主制度也不可能让所有当权者都自动地推行它。推行民主制的是强者，是宽容的人，而弱者是不可能推行民主制的，也不可能有宽容的品质。多数派（斯大林）破坏民主制，不是因为他们强，而是因为他们弱。多数派通过这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来进行权力斗争，民主制就是他们的障碍，他们为达到目的，就彻底破坏了民主制。

　　1923-1924列宁病重期间照片

　　即使多数派掌握了全部大权，要彻底消灭党内民主，也不那么容易。在党内斗争期间，多数派为夺取权力而破坏民主，而反对派则为能确保正确的方针路线捍卫党内民主。它捍卫党内民主的斗争像一条红线贯穿了整个1920年代的党内斗争。

　　党内民主无非是让党能够选择合适的人成为自己的领袖，让党员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而确保党能够集思广益，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能迅速改正，这是它的纠错机制。但在联共（布）1920年代的党内斗争中，由于多数派掌权，党内民主的纠错机制已不存在了，残存的只让党员有发表自己的看法的权利，即使是这个权利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只要反对派的领袖们还能发声，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就不稳固。所以就进一步加大破坏党内民主的力度，直至用党纪和国家镇压机器把反对派的领袖开除出党，关进监狱，流放西伯利亚。从这个角度看，列宁的民主制并不弱。

　　在革命建立的专政的条件下，如何完善民主制，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在苏俄，革命后，列宁和他的党一直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无暇进行制度建设。在内战的条件下，虽然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仍然每年召开，但党员的民主权利受到极大的限制，权力高度集中，集中在七人政治局，任命制普遍实施。这为官僚主义盛行打下了基础。而善于摄取权力的斯大林利用这种情况，把巨大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列宁开始认为苏俄的官僚主义主要在苏维埃，即政府部门中，想通过建立工农检查院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事与愿违，斯大林主管的工农检查院成了官僚风气的最大的源头（见列宁晚年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这个情况使列宁意识到，官僚主义的源头在党内，在斯大林领导的组织局。他在大病初愈后发现了这个问题，想着手解决它。他与托洛茨基建立了反官僚主义的联盟，可惜为时已晚，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亲手展开这场斗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斯大林多数在斗争中占据上风，一步步地排挤托洛茨基，最后在绝望中去世。

　　1920年代的所谓党内斗争，从一开始就是权力斗争，而在权力斗争中，斗争的双方是敌对的，是不可能遵循党内民主制的原则的。只是在一点上仍遵循的是民主原则，即通过投票。只不过这多数是通过拉帮结派形成的。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托洛茨基派是严格遵循党内斗争原则的，而多数派一直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扣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你批评当权者，他们就说你攻击党，分裂党，你建议加速工业化，就说你轻视农民，掠夺农民，破坏工农联盟，你指出工农业问题和社会问题，就说你妖言惑众、散布悲观情绪，直到最后指责反对派领袖投敌叛国，搞反革命暴动。总之，把反对派履行党员民主权利的一切活动都诬蔑为敌对行动，为他们进一步打压制造借口。仅这一点，就注定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失败。结果是数量战胜质量，阴谋诡计战胜了光明正大，错误路线政策战胜正确路线政策，不仅给苏联、苏联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施用勤

　　2026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