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归乡——库恩贝拉（005）

　　1918年夏天，一张告示贴在马加什教堂门前：“库恩贝拉因在战争中犯下叛国罪，被判处死刑！”秋天，紫苑革命的风卷过布达佩斯，烈火沿着多瑙河两岸蔓延，没人会再理睬这张告示。11月17日，一位所谓谢拜什真·埃米尔医生带着几个同伴从车站出来了。他们经过了马加什教堂，摘下了那张告示。埃米尔医生不仅要给路上的行人看病还会因为从俄国带回来的皮毛大衣被愤怒的工人们斥责是资产阶级分子！

　　这就是库恩贝拉回来时候的景象。归国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刻回家，回到科罗日瓦尔：在紫苑革命爆发前，国王的宪兵跑到了她妻子的老家和在科罗日瓦尔的住所去搜查他寄给家里的信件。一个孤单的弹钢琴的母亲在瑙杰涅德和自己的姊妹就这样生活着。她们见证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当地的社会民主党议员还对库恩贝拉抱有幻想：他也会成为一名议员，然后跟随着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领导，支持他们给工人运动降温。他们根本想不到库恩贝拉和他们从来不是一路货色。他不会跟随什么社会民主党，而是领导共产党，不会降温工人运动，而是加剧工人热情。不过他们有一点倒是说对了，他会成为一名议员，但不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政府。

　　他来到的是布达佩斯，革命之都，也安排了自己的同志去接自己的妻子过来。贝拉娜在来的路上十分生气，三年多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了，而他们的女儿都已经三岁有余。三年来，两人的交流只有若干封信件和几张明信片。1916年库恩贝拉被俘虏之后，只在德累斯顿旅馆发了一封电报。再往后就是归国战俘的一些流言蜚语：库恩贝拉和布尔什维克暴徒在一起活动，库恩贝拉要杀掉所有的知识分子和孟什维克，库恩贝拉娶了一个年老的布尔什维克女人等等之类的风言风语。等到卡罗伊上台后，激进的工人和农民开始了夺取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的斗争。而民族委员会和士兵苏维埃里面的社会民主党右派当权派，却试图为了保卫新生当资产阶级政权，不去刺激独立与48党的议员们，选择压制群众运动的开展。11月最初的几天，那些躁动的士兵和工人一直抬头向天上看：他们坚信，在俄国布尔什维政权之下，库恩贝拉会带着一大批战俘军队，坐飞机回到匈牙利，带领他们继续革命。

　　贝拉娜舟车劳顿来到了布达佩斯的一位亲戚家，带着库恩贝拉的父亲。她另一个生气的点在于，她还没有准备好被安排过“地下生活”。凌晨时分，老库恩敲响了贝拉娜的房门：他的儿子，她的丈夫来了。贝拉娜飞奔下楼，一见到丈夫就钻进车子里亲吻了起来。衬衫还因为用力过猛被扯坏了。毕竟“小别胜新婚”嘛，更何况，一别三个春秋。

　　库恩贝拉还试图邀请他的妻子正式参加革命，不过“埃米尔妮”担忧自己的工作能力不强也不够坚定。库恩暂时还管不上这些，他现在要接待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者，因为他们要筹备建立匈牙利共产党的事情了。

　　在当时的匈牙利，对资产阶级卡罗伊政府不满的革命者，除开归国战俘布尔什维克之外，还有两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左翼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的一些著名活动家，如教员、很有修养的哲学家、著名演说家鲁道什·拉斯洛，律师拉斯洛·耶诺，职员瓦戈·贝拉，布达佩斯工人进修协会前主席克拉麦尔·山道尔，以及反帝运动和后来成立的士兵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桑托·贝拉等人属于这一派。

　　另一派由把自己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人们所组成。其中有以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程师盖兰·约瑟夫和海维希·久洛为首的左派技术人员的代表人物，有工人运动的杰出战士、萨波·埃尔文的学生、反帝运动领导人之一莫索伊戈·安道尔，以及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他们是从伽利略俱乐部经过反战运动才接触到工人运动的。后者以科尔文·奥托为首，同伴有:行刺蒂萨未遂的雷高伊·亚诺什，还有绍劳伊·伊姆雷、雷瓦伊·约瑟夫、兰捷尔·约瑟夫等人。

　　这两个派别曾经都积极地参与到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建立之中，并且试图推动社会工人运动的前进。为了动员劳动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他们进行了广泛的活动。11月1日科尔文·奥托向民众揭露了当局隐瞒来自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发来的贺电。“革命社会主义者”直接的参与到街头运动当中，而社民党左派则专注于对工厂，和工兵苏维埃内部的宣传工作。

　　这二者确确实实的意识到了，和资产阶级媾和的社民党组织已经成为了剥削者合法“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阻碍组织。他们知道是时候要加强左派力量的组织性但是还是没能意识到需要“另起炉灶”，历史呼唤新的工人阶级的党。海维希·久洛写到:

　　“我们的设想是在社会民主党内取得优势，并在群众的帮助之下把党的领导引向革命方向，此外，我们设想不出其他道路。我们最长远的设想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俱乐部，以便在不脱离党的情况下经常进行反对右派领导的原则性的宣传活动。”

　　为了争取到这些左派革命者，库恩贝拉和俄共匈牙利组，对这两个派别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库恩贝拉自己就谈了很多人，把许多革命者和未来党的创始人招来家里说话，而贝拉娜作为妻子负责了接待工作，记录下了这一幕幕：

　　“1918年弗拉索夫第一次见到库恩·贝拉时，一交谈就发现他们在乌拉尔有许多共同的熟人(库恩·贝拉1918年夏天曾在乌拉尔打过仗)。弗拉索夫听库恩·贝拉讲俄语时带有乌拉尔口音感到很高兴。库恩·贝拉也以能在匈牙利结识这个乌拉尔工人而喜出望外。他立即吸收弗拉索夫参加建党工作和组织出版《红色新闻报》。于是，弗拉索夫便同舍伊德勒一起开始筹建印刷厂……

　　我还结识了党的其他创始者，他们之中有桑托·贝拉、桑托·贝拉妮、拉斯洛·耶诺、鲁道什·拉斯洛、克莱普科·埃代等人。……

　　我们每天都同这些同志见面。建立新党和办报的筹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我们仍旧秘密地住在旅馆里，然而已经人人皆知库恩·贝拉等已从俄国回来。大家还知道库恩·贝拉就在布达佩斯，再用化名住在旅馆已经意义不大。”

　　革命社会主义者本身也没有社会民主党的胎记，立刻理解了匈牙利工人运动的分裂和建立共产党的必要性。于是科尔文奥托等人很爽快的就是加入了库恩贝拉的队伍。

　　同样果断的还有以瓦戈贝拉为代表的一些前社会民主党左派，他们在情感上和思想上都已经于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因此他们也积极的奔走，筹备新政党的事业。

　　让库恩贝拉比较苦恼的是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一些工人运动的老战士认为，尽管社民党犯下了不少错误，但它仍然是工人阶级当中力量最大，最革命的代表，他们很难脱离这些包含情感的党组织，更有甚者以无底线无原则的“团结”为大旗，连谈论脱离党组织都不肯。这些人对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幻想，尽管可能为了团结是好的，但是工人也因此被蒙蔽了。

　　随着社民党左派，革命社会主义者和战俘布尔什维克这三股力量终于成为了革命的先锋先进的分子，匈牙利共产党的组织条件终于完备了。

　　1926年，库恩贝拉为莫斯科流亡者俱乐部的墙报写过一篇稿子，简短介绍了匈牙利共产党成立的场景：

　　“……从20日起，开始就建党事宜进行了一系列磋商。尽管我忌讳在咖啡馆里议事，担心这场革命运动会重蹈社会民主党的覆辙，只会在咖啡馆里发议论当反对派，然而我们还是不得不在那里同各种进步派别的领导人进行磋商。据点在谢曼咖啡馆，这是拉斯洛、瓦戈和桑托常去喝咖啡的地方。瓦戈和科尔文同各工厂建立并保持着联系。舍伊德勒与军队、桑托和拉斯洛与工会保持联系。有不少工会领导人持坚定的革命立场，特别是在冶金行业中。他们都不赞成社会民主党中止阶级斗争的主张。我们还很快地同那些曾在莫斯科我们的党校中学习过的战俘接上了关系。我每天都要同二、三十人谈话，说服他们相信建党是势在必行，是继续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先决条件。

　　人们对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十分容易理解，大家也很快懂得只有工厂才能作为革命运动的堡垒。那是一段令人神往的日子。磋商已见成效，只是对建党必要性的认识难以被人接受。一些早就参加了工人运动的人寄希望于把社会民主党争取过来，多数人则认为，由于工会的存在，不可能一下子就建起一个另外的党来。在那些比较年轻和参加工人运动较晚的人当中，工团主义势力很大，普遍不懂党的必要性。我开始试着以迂回的办法说服大家……

　　有鉴于人们还十分犹豫，我们决定24日再开会，并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比较正式的形式讨论建党问题。我们委托科尔文·奥托找开会的地方，他提议会议就在他哥哥凯伦·尤若夫的家里举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座房子是在布达的瓦洛什毛约尔街。召开这次会是桑托、瓦戈、拉斯洛、科尔文我们一起决定的。尽管大家还有些犹豫，然而就是那些还在犹豫的人也已经预感到和知道24日那天在瓦洛什毛约尔街将要举行的会将是匈牙利共产党成立大会。”

　　这场会议有30多人出席，大部分是社民党的工人。会上主要讨论两个问题：党的建立和出版宣传物。库恩贝拉对这两个问题都率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后组织大家讨论。尽管会议上还是有人对社会民主党保有保留态度，但是革命的热情让库恩贝拉相信，工人们的思想能够在实践的革命中得到改造。

　　几天后，维谢格拉德大街15号楼里，100多人聚集于此，正式宣布了党的成立。他们在工厂里争取工会反对社民党，还争取到了最大的青年组织——全国青年工人联盟。中央党校和《红色报》的创办更是宣传鼓动教育了一批批可靠同志。《红色报》一经发布，便使得布达佩斯“洛阳纸贵”。没有一期报纸的编辑库恩贝拉没有参加，他事必躬亲，从下基层工厂鼓动工人，到中央党校开办讲座，从指导编辑《红色报》发刊，到联系士兵组织革命分子。共产党的组织在他们的努力下融入到了社会民主党的网络当中，虽然在未来的某一天埋下隐患，但是急速的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

　　共产党在劳动农民中间进行的组织和鼓动工作比较弱。这个年轻的、在组织上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党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农村人民建立密切的关系。尽管如此，共产主义思想还是传播到了农村，这首先是通过退伍军人和从俄国回国的战俘实现的。党的传单、报刊和小册子能传到农村，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1919年1月份，库恩贝拉的革命导师，匈牙利先锋诗人，奥第安德烈，去世了。奥第没能见到“真正的革命”。这位身患重病、只处于半清醒状态的诗人甚至没有能够目睹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前的那些斗争。当他的友人问安德烈：你什么还那么害怕呢？你要的革命已经到来了。奥第痛苦地咧着嘴说:

　　“这不是革命。匈牙利士兵正从俄国涌回来，库恩·贝拉让他们把传单和真正的革命藏在皮靴里带回国。要不了多久，一旦库恩·贝拉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回来，这才是真正的革命!”

　　一向坚强的库恩·贝拉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以哽咽的声音吟出奥第的一首诗:

　　在忧愁穷困的匈牙利，

　　我们没有信仰，也没有面包。

　　但只要我们愿意，又有勇气，

　　我们将一切都能得到

　　而面对真正的革命，慌乱的人也存在。埃尔代伊的社民党议员咒骂共产党，说库恩贝拉是在分裂社民党，许多能党内解决的事情都被扩大了。卡罗伊作为政府总理，因为对社民党群众力量的依赖也不肯激进右转，几百人也脱离了他。

　　无所谓，这些灰尘总是要灭亡的，即使反动派庞大，革命或许有困顿，也无法阻止历史浩浩荡荡的大势。正如库恩贝拉在26年回忆建党的场景，以如是话末尾：

　　“党后来建立了，展开斗争，取得了胜利，遭受了失败，现在又在恢复，将来还会重新取得胜利。”

　　【文/矮人和牡蛎，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