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不见得有碍“抽象思维”和“一神教”的发展
网上一篇大作《汉语汉字的重大缺陷是不利于“抽象思维”》，正如标题，他的立论在“汉语汉字与抽象思维”的关系，由此还导出“不利一神教”。标题的立论很大，专业性特强，以前多听得“汉字不利于抽象思维”，这篇奇文更是将汉语也扯了进来，其专业性加倍翻翻；我不敢冒昧，不过我对“一神教”与“正道文化”有过思考，今天也来插一嘴，谈谈我的看法。
“一神教”也许“很”偶然，未必人类文明必然现象，这个星球的文明四处开花时，“一神教”只在很小一片区域偶然闪现，终于在犹太文明开花结果。我们今天世界文明基本受“一神教”主导，有些朋友喜欢把他说成“西方主导”，我以为很值得推敲。今天所见“一神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他是文化传播的结果，是次级文明，不是原生文明的必然进化。没有“犹太教”的原发，是否能见今天的“一神教”主导格局？历史已经过去了，不能假设，每人只是谈谈自己的见识。
“一神教”未必文明必然方向，但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会产生某种相似性的、同质性的东西，我以为其中最深刻的非“归一化”＋“终极化”思维莫属；就这层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确实存在必然性和方向性。
这就是我的见识，我在红坛以及以前在搜狐论坛，一直持这个看法。
如果我们仿造汤因比的思想，将文明看作一种“有机体”，他有生老病死类似现象，那么上述看法可以从生物人和文明体两个视角考察，这里我把结论先放在这儿：就生物人，我们人类天生就有追求“归一化”＋“终极化”的倾向，他是一种生物本能；就文明体，“归一化”＋“终极化”的获得，他是文化累积效应，文化累积没达到那个程度，是不可能产生的。接下来我就展开一下探讨：
考察我们人类自己，幼童天生具有“归一化”＋“终极化”思维和能力，比如我们孩童都具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倾向：我是哪儿来的？爸爸妈妈生的，爸爸妈妈哪儿来的？爷爷奶奶生的，爷爷奶奶哪儿来的？……他会一路问下去，直到父母无言以对；讨趣的爸妈会哄：你是垃圾桶里捡来的，幼童还会紧追不放：是哪个垃圾桶，你带我去看看。人类天生具有“终极化”追问的倾向，他是一种生物能；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人类幼童开始就萌显出归类的能力和倾向，他总倾向于将相同相似的事物归在一起，或者形状相似，或者颜色相近，或者其他方面相近相似。人类天生具有“归一化”倾向，他也是一种生物能。“归一化”和“终极化”倾向是人的基本生物能，不需要后天习得，当然分配到不同个体，这种能力有大有小，但是这是人这个生物有别于其他生物的特征区别。如今“会否制造工具”已不再是区别人与其他动物的标志，但我以为“归一化”和“终极化”倾向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
这两种能力在人类幼童时期就已萌显，可是到了成年智力完全成熟，这种能力和倾向似乎逐渐消弥，直至丢失，当然并非智力退化，而是儿童与成年完全处在不同的智力水平，面对的是不一样的世界，成年面对的的世界，其复杂性已无法幼童智力阶段的“打破沙锅问到底”来应对，否则他将面对生存问题。
而文明有机体，“归一化”＋“终极化”倾向和能力并不是一发生就具备的，而是逐渐演化生成的。这在科学领域表现得非常清晰，比如我经常在论坛举这样一个“物理学”实例：我们发展出加利略理论和开普勒理论，后来智者牛顿反复思考这两种理论他们的异同与内在联系，将他上升（也即“归一化”）到了牛顿理论；我们发展出了菲涅尔理论和法拉第理论，后来智者麦克斯韦反复思考这两种理论他们的异同与内在联系，将他上升（也即“归一化”）到了麦克斯韦理论。牛顿理论是当时机械学领域的最高成就，麦克斯韦理论是当时电磁学领域的最高成就；后来又出现了一位更高的智者爱因斯坦，他也反复思考牛顿与麦克斯韦理论的异同与内在联系，将他上升（也即“归一化”）到了“热力学”，后来更多的智者加入，将“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归一化到了更高阶段。今天人类全都接受“基本模型”――也即”三类基本粒子”＋”四种基本作用力”，但还不罢休，还意图将“宏观宇宙”＋“微观世界”＋“相对论”纳入到统一模型中去，统一到爱因斯坦的“大一统”理论中。
“归一化”＋“终极化”的本质就在探求万千事物的内在一致性。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因为我们今天高中生一听就明白，事实上这种倾向和能力不仅在物理学领域成千上万次出现，在其他自然科学领域无穷无尽的展现，事实上他在所有事物上――在我们命名为“文明”的所有现象和事物上也同样成千上万次出现，无穷无尽的展现。政治上追求统一自不待言，已为两千多年的世界史所证明，任何反对他的村民，一旦身处其位必定也会追求之；哲学或宗教亦在各自领域践行他的“归一化”＋“终极化”，目之所及，思之所达，无不为之所证，他表明了人类文明演化的一种总趋向，总试图“用一种办法涵盖万千事物”――我们华人常说“大道至简”、“智者察同，愚者察异”大概有这层含义。
总说华人缺乏科学传统，我是比较认这种看法的，但是中国人一点不缺“归一化”思维。我忘了哪位研究中国数学的女数学家，他研究发现中国数学家不象西方数学家那样苦苦探求数学背后的本质，不专注于“终极化”解释，而是更专注于数学问题上找寻“共同规律”、“共同解题手段”，也即更专注于“归一化”途径――这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算法学”，一类问题有一类问题的“共同规律”和“共同解题手段”，比如《九章算术》就列举了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类问题，就是九种“共同规律”和九种“共同解题手段”。
依这位女数学家的研究，中国的数学研究有着一成不变的体例，也即遵循着“问”、“答”、“注”、“疏”这种体例。这里的“问”就是提出问题，这里的“答”就是解题方法，而所有相似相通的“答”归为一类，比如《九章算术》归类的九种解题方法，并不是按照“问”来归类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归一化”倾向，他不仅反应在数学领域，而是反映在几乎所有文化领域，是中国人印刻在骨子里的性格，他是有迥然别于西方人寻找终极解释的那种性格。
一百年前中国大地发生一场大争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由胡适博士发起的大争论。事实上依照这位女数学家的研究，无论“谈问题”还是“谈主义”，最后殊途同归，都会到“终极化”解释那条荆棘丛生的路途找寻真理，而中国传统思维既不是“问题导向”更不是“主义导向”，而是“解题导向”――“黑猫白毛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印刻在华人骨髓。
抱歉！话题延伸了，我是说，中国人与西方人在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上各有专注，于是在“归一化”与“终极化”表现上各有侧重，但无论如何，解释问题与解决问题总是相通大于分歧，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又会殊途同归――至少中国现代一百年的社会文明实践证明了这个看法，中国人在奥妙事物上的解释兴趣一点不输于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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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通过生物人和文明体的考察，产生的上述看法，其中文字或语言一定扮演重要作用，这是勿庸赘言的；但是否决定性或第一性作用，我无论如何也没法得出，我只能认为生物人的“先天性”与文明的“累积性”是决定和第一性的。
近代史上，中国人打了两次败仗就拿汉字撒气，差点汉字拼音化；今天这种思维仍在，只不过不再纠结于打败仗，而是升华到“抽象思维”高级层次，但无论如何，还是不足取的。
西方文明演化进入“归一化”＋“终极化”通道后产生了“一神教”，而中国进入该通道后产生了“正道文化”，他们两者在表现上虽然大相异趣，但在“归一化”＋“终极化”这个上位层，则表现出更多的相似相通性――也正是这个意义上，我接受“人类文明演化存在必然性和方向性”这个说法。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把那个时代称作“轴心时代”，也有称“立法时代”，那个时代产生了三个轴心文明，即中国先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以我今天立论的看法，只有中国先秦文明和古希腊文明继续演化走了一条“殊途同归”之路，也即“归一化”与“终极化”――虽然古希腊文明先后延伸产生的是“一神教”， 先秦文明继续延伸产生的是“正道文化”。
异于“一神教”和“正道文化”的其他所有文化，在“归一化”与“终极化”上普遍弱化，包括印度文化；自那个时代也即“轴心时代”（或“立法时代”）起，情况就一直如此：“一神教”和“正道文化”在“归一化”与“终极化”文明演化之路上猛跑疾走，而包括印度文化在内的其他所有文化，则慢腾腾走――在社会现象上，万物有灵、神龛比米店多可不是印度独有现象，而是除“一神教”和“正道文化”外其他文化截然，直到近代资本主义发生，西方向外输出文明（对不起！对不起！我这里丝毫不在为殖民文化唱赞歌，只是作为一种中性描述），世界各大文明也都走向了“归一化”＋“终极化”之路。
回到主题立论，在这阐述中，我始终没发现文字在其中扮演的决定作用，而是生物本能与文明累积起主导。文字在其中肯定扮演重要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具体何种作用，文明引导因素太多了，在没有更多证据前，慢下结论。印度等许多国家使用的也都是表音文字，但在西方文明到达前，他都未达到“一神教”和“正道文化”所到达的“归一化”＋“终极化”那种高度――这是我们有充分证据的，只不过需要我们耐心和平常心去梳理。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