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福州近代的文化巨人

　　按：评判二十世纪文学的新原则与新标准：谁在摧毁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谁在坚守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是不能含糊的。这绝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冷静追索。

　　近代是产生巨人的时代，在福州这块福地，名公巨人，更是杰立角出。林则徐（1785－1850）、严复（1854－1921）、林纾（1852－1924），堪称是政治、思想、文化领域，“能轻重时人而取信后世”[1]的走在时代前列的三巨人。与前两位巨人获得的盛誉相比，林纾受到的赞美虽然多少有点保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势将赢得越来越高的评价。

　　“译坛泰斗”——镌刻在三山陵园的这四个大字，代表着当今许多人对林纾的共识。从康有为的“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2]，到谭正璧的“介绍西洋近世文学最多的一人而且又是第一人”[3]，人们就这个话题说得已经够多了。自然，关于林译小说以及从中引发的学术问题，可做的文章依然很多；但不断重复这一话题，不仅不能给林纾以公允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他的贬低。林纾应该肯定的不止是翻译，“译界之王”、“译坛泰斗”既不足以概括他的历史地位，更不应成为否定他后半生的调剂品。有鉴于此，本文拟略过这方面的内容，通过以往人们讲得较少、或讲得不尽畅舒的方面，来看林纾是如何“轻重时人而取信后世”，成为一代文化巨人的。

　　一、晚清白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许多人至今以为，“民国以前国人写文章用的是文言文，民国后开始方推广白话文”[4]。现代文学史家则坚持说，胡适是开风气之先的“白话文始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中坚。在他们笔下，1917年1月1日之前的中国，完全笼罩在文言的黑暗之中，直到胡适的“白话正宗”论出来，方始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然而这并不是事实。提倡白话文并付诸新闻与文学实践，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1897年11月7日，最早以“白话”命名的《演义白话报》（又名《白话演义报》）创刊。报纸声明：“本报当用白话，务使人人易晓。约分时事、新闻两门，时事以感发人心为主，新闻以增广见识为主。”人们也许料想不到，《演义白话报》的主笔之一章仲和，竟是“五四运动”时被斥为“卖国贼”的驻日公使章宗祥（1879－1962）！1898 年5月11 日，《无锡白话报》创刊，主编裘廷梁（1857－1943）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提出“白话之益”有八：一曰省目力，二曰除骄气，三曰免枉读，四曰保圣教，五曰便幼学，六曰炼心力，七曰少弃才，八曰便贫民，实可谓发前人所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