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承教员辩证思维 ,科学对待传统文化
在传统文化复兴浪潮与多元思潮交织的当下,社会上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出现了两种值得警惕的极端倾向。一种是全盘肯定的文化保守主义,将传统文化奉为不容置喙的圭臬,对儒学中的“三纲五常”等封建糟粕视而不见,甚至鼓吹复古倒退,试图以传统伦理替代现代社会的价值准则;另一种是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将传统文化标签化为落后的思想桎梏,片面放大其历史局限性,刻意抹杀儒学中“民为邦本”“修身立德”等跨越时代的精华,陷入“以洋为尊”的认知误区。这两种倾向都背离了客观理性的认知原则,既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也阻碍了民族文化自信的构建。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反复出现:每逢底层民众起义造反、冲击旧有统治秩序之时,往往会打出“反孔”旗号,批判儒学所维护的封建等级制度与伦理纲常,以此凝聚反抗力量、动摇统治根基;而一旦新的统治阶级夺取江山、建立政权,便会转而“尊孔”,将儒学改造为维护自身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利用“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等观念固化等级秩序、驯化民众思想。这种“反孔”与“尊孔”的反复切换,本质上是不同阶级基于自身利益对儒学的工具化利用,也为客观评价儒学提供了历史注脚。
教员1973年8月5日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以诗言志,鲜明表达了他对孔学的态度: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诗中“孔学名高实秕糠”一句,直指后世被封建统治阶级神化的孔学本质。教员对待儒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立场,始终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既肯定其积极价值,也批判其封建糟粕,为我们树立了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的典范。
面对这一历史现象与当下的文化认知困境,我们亟需回归教员的科学立场,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核心原则,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具体可从四个方面践行:
一、 肯定儒学的历史进步性,挖掘传统文化的精神养分
教员始终强调“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明确传统文化是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根基。他从不否认儒学作为中华文化重要载体的历史地位,更不忽视其蕴含的跨越时代的思想精华。
他肯定儒学中的民本思想,孔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主张、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存在内在契合;他赞赏儒学倡导的修身立德精神与家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被赋予革命内涵后,成为滋养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精神养分;他借鉴儒学的教育理念,“有教无类”的主张为革命根据地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供了思路借鉴。
教员主张对这些精华成分予以批判继承,将其融入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比如将“实事求是”的传统治学理念升华为党的思想路线,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使其成为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珍视与转化,既坚守了民族文化的根脉,也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了生机。
二、 批判儒学的封建糟粕性,揭露其被统治阶级异化的本质
教员以阶级分析的锐利视角,深刻揭示了儒学在封建社会中的异化本质。他指出,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儒学被统治阶级不断改造、阉割,逐渐沦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意识形态工具。
“三纲五常”所固化的君权、父权、夫权秩序,本质上是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辩护;“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思想,压抑了劳动人民的个性与反抗意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调,更是为阶级分化提供了理论支撑。这些封建糟粕,是束缚民众思想的精神枷锁,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文化桎梏,必须予以彻底批判。
在革命年代,他批判儒学中“温良恭俭让”等不符合革命斗争的观念,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其目的就是打破思想禁锢,动员广大劳动人民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建设时期,他警惕儒学中的封建残余思想回潮,防止其成为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温床,确保社会发展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三、 秉持“批判地继承”方法论,实现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
教员提出的“批判地继承”,是对待传统文化的根本方法论,其核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与创造性转化。
他明确指出:“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份“承继”绝非简单的复古照搬,而是立足现实需求的创造性转化——既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也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以“是否适应时代发展、是否服务人民利益”为根本标尺,让传统文化服务于革命与建设的实践。
正是基于这一方法论,教员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为民族复兴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四、 警惕极端思潮侵蚀,构建科学辩证的文化认知体系
教员始终反对文化领域的绝对化、片面化倾向,强调文化发展的包容性与辩证性。他针对文化传承中的极端现象,倡导“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反对只允许少数文化形式存在的狭隘态度。
这一立场对当下极具现实意义:面对全盘复古的保守论调,我们要保持清醒,认清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避免其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枷锁;面对全盘否定的虚无论调,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守护民族文化的根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警惕将传统文化工具化的历史老路,始终站在人民立场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教员对儒学封建糟粕的批判,并非主观武断的论断,而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基础上的科学结论,这一结论更能从黑格尔的经典论述与易中天的现代解读中得到有力佐证。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站在西方思辨哲学的视角,直言儒家学说不过是一些习惯性的常识,是“一种道德哲学”,其内容多为君臣父子的伦理规范与处世箴言,缺乏思辨性的哲学体系与对宇宙本原的深度追问,称不上是“真正的哲学”,这恰恰点出了被统治阶级异化后的儒学重伦理说教、轻逻辑思辨的认知短板;学者易中天则以现代科学与价值标准为标尺,提出了尖锐的论断:儒家没有胸怀容纳批判,因此和真理无缘;儒家没有逻辑,因此和哲学无缘;儒家没有实证,因此与科学无缘;儒家没有胆量超越权势,所以和正义无缘,其中“没有胆量超越权势”的评判,更是直接戳中了儒学依附封建统治、沦为统治工具的核心症结。
黑格尔的论述与易中天的解读,从不同维度印证了教员批判儒学封建糟粕的合理性与深刻性,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唯有以教员的辩证思想为指引,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才能真正做到科学对待传统文化,让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滋养民族复兴的精神养分,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共生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