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重访革命史之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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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师毛泽东让延安变成了繁荣之都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三十六)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

　　毛泽东在会上说，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并在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的题词中提出：“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

　　料峭春寒青黄不接，真正严峻的局面即将来临。

　　尽管都明白统一战线的脆弱，但当时党内高层仍然心存侥幸，重军事而轻经济，都想依赖外援，没有立足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长远打算。毛泽东说，当时“没有把1939年的热潮坚持下去，普遍推广到农村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沉了。”

周昆，原名周绪昆。1927年跟随毛泽东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1938年3月在山西携款失踪，下落不明。

　　自己动手的深刻背景是：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之后，日本开始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其主要的侵华军事力量转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损失巨大，虽然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态势，但也因此导致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着对抗日前景悲观失望的情绪。

　　国民党积极抗日的政策至此也开始出现动摇，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潜逃越南河内。29日，汪精卫发表公开叛国投敌的“艳电”。

汪精卫(左3)参与

日本主办的大东亚会议领袖合照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虽然声言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与行动。

　　国民党方面还大登张国焘的文章，广播张君劢的文章，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利用二张攻击共产党。与此同时，各地磨擦事件增加。

　　著名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口号就是这时候提出来的。

　　1939年11月，国民党又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行把“政治限共为主”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蓄意制造反共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