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领导和依靠群众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

　　[摘  要]  永续传承、世代发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最好的纪念。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确决策和英明指挥下，抗美援朝战争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情况下，更需要认真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大力弘扬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精神。

　　[关键词]  毛泽东;抗美援朝;伟大胜利;伟大精神

　　2020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日。我作为一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志愿军老兵，回顾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心潮澎湃，无比激动。在这场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伟大斗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一道，历经两年零9个月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和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历史上，树立起不朽的丰碑，值得永久纪念。

　　一、正确的决策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内战。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于6月26日调动驻日本的空军和海军轰炸朝鲜城市，6月30日又出动陆军参战，从而改变了朝鲜内战的性质，使之成为美帝国主义公开发动的一场侵略朝鲜的战争。不仅如此，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7日下令美军太平洋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空军也侵入台湾，公然武装侵略中国领土。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为首、有16个国家军队参加的“联合国军”(美军人数占90%以上)，武装入侵朝鲜。“联合国军”7万余人于9月15日，从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使战局发生逆转;28日攻占汉城，截断了朝鲜人民军南进部队的后路，使人民军腹背受敌，被迫实行战略退却;29日进抵三八线，叫嚣要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

　　中国政府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对美国进一步扩大战火的企图多次发出警告。可是侵略者充耳不闻，置之不理。南朝鲜军和美军先后于10月1日和10月7日越过三八线，19日占领平壤，并向朝鲜北方大举进犯，一直把战火烧向中朝边境。美军还轰炸中国安东(现为丹东)市区，炮击中国领土，造成财产损失和平民伤亡。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于10月1日召见中国驻朝大使，随后又派人去北京(10月3日到京)给毛泽东主席呈送信函，请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摆在中国面前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刚一年，百业待举，百废待兴，正在恢复经济，治理多年战乱带来的创伤，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土地改革、肃清反革命、稳定社会秩序等，各条战线的任务都非常艰巨，人心思稳、思定，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抓稳定、搞建设、谋发展。出兵朝鲜同“联合国军”打仗，必须慎而又慎，周密谋划。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密切关注战局发展变化。在1950年7月、8月朝鲜交战双方在釜山地区处于胶着状态时，毛泽东就对战局可能出现的不利变化采取了一些“未雨绸缪”的实际措施，如迅速调集25万野战军组成东北边防军，向苏联订购武器装备，加快空军、炮兵和防空兵的建设，制订防空计划等，以保卫东北边疆的安全。毛泽东还有过中国派兵出国作战的谋划，他在1950年8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1](P168)后来，他为中国是否出兵划了一条底线，即美军是否越过三八线，不过三八线，可以不管，如果越过三八线，一定过去打。

　　战争的实际进程突破了毛泽东划的这条底线。从东北边境到台湾海峡，美帝国主义已对我国形成包围之势，将战火烧到了家门口，谁能预料其侵略规模不会进一步扩大?当时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毛泽东于10月初开始，连续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充分发扬民主，讨论出兵问题。据胡乔木回忆：“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是毛主席很难下决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再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2](P92)据彭德怀回忆，毛泽东在讨论时动情地表示：“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3](P257)毛泽东认为，出兵“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4](P103-104)经过多天讨论，分析国内外和敌我双方各种因素，权衡利弊得失，大家认识趋于一致。毛泽东和党中央最终作出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一决策代表了全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反映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抵御外侮、反抗侵略、坚决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光荣传统，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决策对朝鲜伸出援手，也是非常及时和完全必要的。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朝鲜是我国近邻，面临生死存亡关头，迫切需要援救。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救邻即是自救。抗美援朝和保家卫国是一致的，密不可分的，是正义之举，也是自卫之举。

　　遵循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下，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同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进行了一场殊死的较量。

　　二、英明的指挥

　　抗美援朝战争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我军经过五次战役，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使战线基本稳定;第二阶段从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交战双方进行停战谈判，边打边谈，我军实行持久战，积极防御，打谈结合，粉碎敌人各种图谋，最终迫使敌人签订了停战协定。

　　在战争的整个进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战局变化，运筹帷幄，精心谋划，适时调整指导方针，机动灵活运用战略战术，这是夺取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最重要的保证。从毛泽东给彭德怀的无数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战况的关注度非常高，非常及时和具体，涉及战略方针、战役目标、战斗部署、战场指挥、战术运用、调兵遣将、组织动员、后勤保障，以及停战谈判中的各项原则和安排等，彰显了一位伟大战略家的雄伟气魄和胆略、杰出军事家的指挥艺术和才能。

　　毛泽东对志愿军刚出兵朝鲜时提出总的作战指导方针是：“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4](P108)中国军队与美军是初次较量，又是在朝鲜山区，不摸底、不熟悉的情况很多，必须随实际战况的变化，灵活果断加以应对。毛泽东曾计划志愿军入朝后，在平壤、元山一线以北设防，实行以防御为主的战略，先稳住战局，再伺机反攻。可是入朝后，情况有重要变化，就在10月19日晚我军秘密渡过鸭绿江当天，美军已占领平壤，朝鲜人民军有组织的抵抗已大为减弱。极为张狂的美军占领平壤以后，并未觉察到我方已有几个军正秘密渡江入朝，于是加快向朝鲜北部全线推进的速度，而且战线很长，分兵冒进，各自为战。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一战机，及时果断地调整战略部署，放弃原定的防御设想，决定立即实行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方针，努力夺取出国第一仗的胜利，将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志愿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确定的方针，指挥部队于1950年10月25日进入交战状态，歼灭南朝鲜军一个团大部，首战告捷，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次战役。后来，10月25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

　　在第一次战役中，我军发扬勇猛顽强、敢打敢拼的精神，紧紧抓住敌军的弱点：突击能力差、害怕近战夜战和切断后路、过度依赖现代化武器以及对我军参战兵力和意图没有准确判断等，对运动中立足未稳之敌迅速逼近，实行穿插分割、拦头、斩腰、截尾等战法，穷追猛打，置敌于混乱、被歼之地，并使敌机和一些重型武器发挥不了威力。经过十天左右若干次战斗，我军共歼灭“联合国军”1.5万余人，重创美陆军骑兵第1师，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了清川江以南。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美军仍态度骄狂，对志愿军不屑一顾，对我入朝部队的规模和战略目标捉摸不准，他们集中陆海空大部兵力，实施所谓“总攻势”计划，分东西两路，发起全面进攻，妄图占领朝鲜全境。

　　毛泽东依据情势判断，提出根本扭转朝鲜战局的战略考虑，要求诱敌深入，各个歼灭，使我军完全站稳脚跟，掌握战略主动权。志愿军总部精心研究部署了第二次战役。我军前线各部队，一面打击进攻之敌，节节阻击，一面又步步后退，骄纵敌军，诱敌深入，牢牢缠住敌军，将其引入我军主力埋伏的既定战场，进行分割、包抄、围歼。

　　“诱敌深入”这一招果然奏效。在西线，我军从11月25日到12月1日，连续奋战7昼夜，歼灭南朝鲜军两个师大部，进而又在清川江地区打了个漂亮的围歼战，重创美第9军。我38军官兵因英勇杀敌，作风顽强，战果辉煌，受到志愿军司令部通令嘉奖，被誉为“万岁军”。

　　在东线，我军第9兵团在朝鲜东北部长津湖地区展开反击作战时，环境极为恶劣，山势险峻，大雪覆盖，天寒地冻，部队防寒装备严重不足，补给十分困难，出现缺衣少食、雪地露营的情况。广大指战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于11月27日开始，对美第10军发起猛烈反击，浴血奋战十余个昼夜，给予美陆战一师和步兵第7师一部以歼灭性打击，使我军迅速转入对敌反攻，受到志愿军司令部的表扬和毛泽东的高度赞许。

　　志愿军东西两线反击战的胜利，使“联合国军”的“总攻势”彻底破产，被迫全线溃败南撤。中朝军队乘胜追击歼敌，12月6日解放平壤，12月23日西线部队全线逼近三八线，朝鲜人民军则越过三八线，进占延安半岛、翁津半岛和春川、加平。东线部队于12月24日收复兴南地区和沿海各港口。历时49天的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共歼敌3.6万余人，包括美军2.4万余人，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占领全朝鲜的企图，收复了三八线以北全部(除襄阳)被占领土，根本扭转了朝鲜战局。

　　此后，从三八线附近到三七线以北地区，出现了敌我双方反复拉锯的形势。第三次战役(1950.12.31-1951.1.8)中朝军队用8天时间，将“联合国军”从三八线打退到三七线地区。第四次战役(1951.1.25-1951.4.21)中朝军队坚决粉碎敌人全线疯狂反扑，实行坚守防御与战役反击相结合等战法，经过顽强苦战，歼灭敌人7.8万余人，圆满完成轮番作战部队向三八线地区开进集结的任务。第五次战役(1951.4.22-1951.6.10)双方投入兵力上百万人，比前4次战役的规模都大，战况也异常激烈。我军最终以歼敌8.2万余人的战绩，夺取了第五次战役的胜利，使战线在三八线南北地区稳定了下来。

　　经过1951年春季的反复较量，交战双方的战场力量基本上处于均势，形成了战略相持局面。美国当局不得不调整政策，确定在三八线地区建立一条有利的防线，寻求缔结停战协定，结束朝鲜战争。

　　毛泽东和党中央审时度势，于1951年6月提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同金日成商定，边打边谈，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和谈实现结束战争。从1951年7月10日在开城举行第一次停战谈判，到1953年7月27日签订停战协定，历时两年多，中朝方面坚决以革命的两手，对付敌人反革命的两手，针锋相对，边打边谈，打得坚决、勇猛、机智，谈得有理、有利、有节，以打促谈，文武并举，双管齐下，相得益彰。

　　在谈判过程中，美方在军事分界线、战俘安排、撤出外国军队等一系列问题上，态度恶劣，蛮不讲理，炫耀武力，威胁讹诈，制造事端，破坏和拖延谈判，遭到我方坚决的批驳、揭露和反对。

　　在战场上，我军粉碎了“联合国军”1951年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迫使敌人回到谈判桌旁，达成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我军还多兵种协同，粉碎了美军从1951年9月到1952年6月实施的“空中绞杀战”，逐步形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解决了作战物资补给的重大战略问题。此后，我军依托坚固的防御阵地，于1952年秋，在全线成功进行了由毛泽东提出的“零敲牛皮糖”式的中、小规模反击战，打得敌人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特别是1952年10月14日到11月25日，为粉碎“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我军进行了著名的上甘岭坚守防御作战。广大指战员依托以坑道为核心的坚固防御阵地，与敌人激战43个昼夜，使上甘岭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中。上甘岭变成了敌人的“丧心岭”。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不得不承认，他策划的“金化攻势”“是失败的”，“得不当失”。在上甘岭战役中，双方投入兵力和火力之密集，在世界战争史上罕见。

　　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使我军在正面战场基本掌握了主动权。为了粉碎敌人策划的从我侧后登陆，进行最后军事冒险的图谋，我军从1952年12月底到1953年4月底，经过上千次的大小战斗，在巩固正面战场的同时，调整部署，全面提升了各军兵种的战斗力，从根本上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迫使美方回到谈判桌旁。为配合谈判，我军于1953年5月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歼，攻则必克，守则必固”，经过30多天的战斗，毙、伤、俘敌4.5万余人，获得巨大胜利。期间，战俘问题谈判取得了进展，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5](P354)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南朝鲜当局铤而走险，公然叫嚣要单独打下去，并从1953年6月17日夜到6月底，强迫扣留人民军战俘2.7万余人，从而破坏战俘遣返协议，阻止停战协定签字。对此，我方予以坚决谴责，同时，经毛泽东和党中央同意，我军从7月13日到27日，发起“金城战役”，重点对金城以南地区的南朝鲜军4个多师阵地发动攻击，共歼敌5.3万余人，给南朝鲜军以歼灭性打击，收复失地160余平方公里，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促成了停战的实现。

　　1953年7月27日，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在开城板门店举行了停战协定签字仪式。从当晚10时起，双方控制下的武装力量完全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战斗行为。历时3年1个月的朝鲜战争和中国人民志愿军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至此结束。

　　正义战胜了强权，战胜了邪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后谈他的自我感觉是“失望和痛苦”。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把以美国侵略者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保卫了新中国安全，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

　　三、精神的威力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毛泽东用诗意的语言总结胜利之道：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6](P101)这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上高度地概括了当时的力量对比。1950年，美国钢产量8 785万吨，中国粗钢产量只有61万吨;美国工农业总产值1 507亿美元，中国工农业总产值575亿人民币，约合230亿美元。美国拥有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国有限的几个老旧兵工厂，技术水平很低，根本造不出先进的机械化武器装备。美军的地面部队全部是机械化和摩托化，机动力强，火力优势明显。“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5](P107)此外，美参战空军飞机，多时达2 400余架，有制空权，可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我军到1951年2月可以用于作战的飞机才有300多架，防空武器和兵力也很薄弱。中美之间在物质力量方面的差距悬殊。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同时也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全面地研判了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美国的优势和劣势，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4](P93)这里说的战斗力主要是士气，精神因素。在战争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军队的武器装备等物质条件，固然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不可忽视，但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的因素，是战争的性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行不义必自毙。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是非正义的、不得人心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以己之长，克敌之短，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将精神因素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广大指战员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听党指挥，报效祖国，热爱人民，勇于担当，不畏艰险，敢打必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继承和发扬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光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锻造出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无数志愿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丰碑。面对强敌，志愿军广大指战员以劣势装备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英勇决绝，涌现出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 000个功臣集体，有19.7万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例如，用身体挡住敌人枪口的黄继光，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战斗到只剩一人一枪仍然坚守阵地、最后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等，他们的行为，令人震撼，可歌可泣。

　　又如：在松骨峰战斗中，志愿军某部8连不惧强大火力，不怕流血牺牲，几近弹尽粮绝，伤亡巨大，仍殊死肉搏，“在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著名作家魏巍据此写成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震撼海内外。

　　在长津湖地区反击作战中，志愿军某部5连冲锋时受到敌人火力压制，全连呈战斗队形和姿势卧倒在雪地，最后全部被冻成冰雕，壮烈牺牲。某部依托已占阵地，对敌层层顽强阻击，连日受冻挨饿，体力虚弱，冻伤减员达40%以上，仍坚持战斗。某部2连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与敌拼搏，歼敌800余人，因冻伤、阵亡只有20余人可以战斗，仍坚守阵地，使南逃美军寸步难行。某部108团在阻击南逃美军的战斗中，连续激战2日，夜间气温降至零下40℃，最后全团大部阵亡。英雄们坚忍不拔、舍生忘死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令敌人胆战心惊。

　　在上甘岭战役中，敌人在我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先后投入6万余人、300余门火炮、近200辆坦克、3 000余架次飞机，发射炮弹190多万发，投掷炸弹5 000多枚，将上甘岭山头削低2米，土、石被炸成1米多厚的粉末。我军依托坑道，昼夜穿插，攻防结合，激战43天，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打退敌人大大小小的进攻近700次，共毙、伤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4架，击毁击伤敌大口径火炮61门，坦克14辆，最终守住了阵地，取得了胜利。上甘岭战役打出了我军为国献身、团结拼搏、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是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的。英雄们的事迹，彪炳千秋，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7]他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锻造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前进的道路上，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各种风险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四、人民的支援

　　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8](P511)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是一场人民战争，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参与和支援的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所赢得的伟大胜利，是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全国各条战线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支援前线，支援战争。这种支援是多方面的。无数符合要求的适龄青年，包括工人、农民、学生、干部、职员等，争先恐后报名参军、参战，城乡到处出现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场景。许多入伍者经过军事干部学校或部队的培训，很快就奔赴前线，血战沙场，确保志愿军有足够的兵源可以补充和轮换。数千铁路员工自愿赴朝，同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铁道兵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同敌机轰炸破坏作斗争，把一列列满载作战物资的火车开往前线。许多汽车司机、民工和医务工作者筹集大批马匹、车辆、担架、医疗用品等，组成运输队、担架队、医疗队，开赴朝鲜前线，历经千辛万苦，不惜流血牺牲，担任战地运输、后勤保障和医疗服务等工作。在物资支援方面，对志愿军将士所需要的服装、食品、医药用品等，各相关工厂、企业、单位，都加紧生产、采购，保质保量向前方提供。

　　全国还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志愿军因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给作战带来的困难，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经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号召，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全国普遍开展订立爱国公约运动，开展增产节约、捐献武器和优待烈属军属及残废军人的运动，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响应。自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31日，抗美援朝总会收到武器捐款共55 650亿元人民币，以每架飞机15亿元计算，合3 710架飞机。在捐献运动中，工人、农民捐部分劳动所得，工商界捐部分营业额，获奖的社会名流捐奖金，小学生捐零花钱，妇女捐金银首饰，作家捐稿酬，艺术家捐义演、义展、义卖所得，许多事例，感人至深。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带领香玉剧社在半年内到6个省巡回义演170余场，将所得捐献“香玉剧社”飞机1架，在全社会传为佳话。

　　捐献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给在朝鲜前线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物质支援。广大官兵斗志提高了，装备改善了，战斗力更强了。同时，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发展，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全国各族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掀起慰问志愿军的热潮，募集慰问品、慰问金，写慰问信，表达对子弟兵的热爱之情，激励他们英勇杀敌，为国争光。东北地区于1951年1月下旬组织3个慰问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了三届由全国各界代表、社会名流、文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等组成的规模庞大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团所到之处，召开各种座谈会、慰问会，进行文艺演出，播放电影等，并带去各种慰问品，表达对志愿军及朝鲜军民的关心、爱戴和支持。有的慰问团员跋山涉水，深入前沿阵地，到上甘岭的坑道内，为指战员们送去祖国亲人的关爱，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志。第二届慰问团去的时候，朝鲜战场正在激烈进行第四、第五次战役，广大官兵纷纷表示：“为祖国人民争光，不打败侵略者，决不回国!”慰问团中有4人遭美机轰炸扫射光荣殉职。各届慰问团圆满完成任务后，带回了志愿军许多英雄事迹，在全国广泛宣传，使人民群众受到生动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进一步激发起支援前线的热情，有力地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并对加强中朝两国人民的团结，共同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美援朝期间，受志愿军在前线不断打胜仗的鼓舞，国内人民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生产热情高涨，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进展顺利，国家财政状况逐年好转，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胜利完成，剿匪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显著成效，社会政治秩序稳定，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巩固。祖国的稳定、人民的支援是志愿军的强大后盾和力量源泉。前方将士，英勇作战，捷报频传;后方人民，加紧建设，凯歌高奏。前方与后方紧密配合，互相支持，互相促进。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美援朝战争这场波澜壮阔、震撼全球的人民战争，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军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这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时说：“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5](P353)又说：“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5](P355)这些论述，非常精辟、中肯，已被实践证明，令人信服。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情况下，要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我们必须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昂首阔步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3] 彭德怀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6] 转引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7]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10-24(2).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