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生：从《潜伏》看国民党反腐——为什么蒋介石的反腐运动越反越腐（上）

　　1、全文12500余字，只分析了为什么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反腐会失败，没有分析为什么当时一定会出现腐败，以及为什么腐败会出现加速的倾向。

　　2、没有分析的内容，下次再说。

　　3、写长文很消耗体力，更新速度可能会下降。

　　4、有人问，为什么另一个号的内容和这个号的有所不同。

　　因为，另一个号转载的是修订版，有时会加入一些修订的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

　　5、讲电视剧，就是讲电视剧，不要恶意联系。

　　6、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你中有我，上层建筑能分道扬镳吗?高度融合也必然有主次之分，上层建筑必然有主仆之分。

　　*****************************************************

　　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上台，1949年，结束在大陆的反动统治去台湾。

　　22年之中，腐败问题一直严重困扰蒋介石政权。针对腐败问题，蒋介石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反腐行动，处决了一批腐败分子，先后发生了蓝衣社“武汉清流反腐”、军统云南枪决林世良、孔祥熙“公债丑闻"、枪决上校“刘乃沂”、蒋经国”上海”打虎“等涉及腐败和反腐的重大事件。

　　表面上看，蒋介石对腐败深恶痛绝，一直对腐败采取高压态度，一面是屡屡在各种场合批评腐败，表明坚定的反腐立场，一面是不惜采用特务手段+枪决，试图对国民党内的腐败分子形成高压震慑。军统、中统无孔不入，被处决的腐败分子名单很长，其中也不乏孔祥熙、孙科等大员的代理人，但是腐败问题愈演愈烈，至大陆解放前夕，战场上一溃千里，国统区内物价飞涨，政府决疣溃痈。

　　实际上，蒋介石的反腐从来都缺乏坚定的勇气和决心。蒋介石的反腐，只能触及中下层官僚和个别失去资源、落魄的下野高官、军阀、地方实权派(比如，韩复榘，比如，杜月笙的儿子)，一旦涉及夏斗寅、上官云相、孔祥熙、汤恩伯、丢失山东以前的韩复榘……这些有枪有钱有地盘的实力派，他就会选择妥协。

　　说蒋介石不打击腐败是不妥的，至少在他统治时期杀了不少证据确凿的腐败分子。但是，为什么蒋介石反腐越反越腐，众说纷纭。

　　有的观点是，蒋介石是以反腐为名，派系斗争为实，敲打其他实力派，搞政治问题反腐解决。这种观点的缺陷很明显，与蒋介石在反腐方面发生冲突最多的高官是孔祥熙，两者之间的政治矛盾似乎并没有到尖锐对立的地步。相反，许多与蒋介石有尖锐矛盾的军阀，反而没有受到反腐的打击。

　　有的观点是，蒋介石政权的民主程度不够，缺乏来自国民党外的监督。这是前几年比较主流的观点。当时的背景是西方民主万能论广泛流行。且不说当年国民党根本建立不起来西方民主制度，就是建立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拉美一样是腐败严重，越反越腐。

　　有的观点是，作为四大家族之首，蒋介石本人就是最大的腐败分子，反腐的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持分赃的秩序，避免分赃不均，蒋介石不得不定期不定期敲打敲打那些吃得太多的饕餮。按照这种观点，蒋介石并不反感腐败，只是反感捞过了界、破坏了秩序的腐败。对蒋介石来说，这种腐败，打翻狗食盘，大家吃不成，是可忍孰不可忍?对蒋介石来说，腐败并不是眼里的沙子，只要在一定范围内，不破坏分赃的秩序的腐败，不是不可以包容的。这种观点似乎是很有说服力的。毕竟，即便是蒋介石的反腐打手，戴笠本人，长期保养电影明星，所需的费用也不是他的少将军饷能支持的。这笔费用怎么来?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末期，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狗食盘子马上就要被人民掀翻，所有官僚资本都将失去在大陆分赃的机会，迫切需要强力反腐敲打所有贪墨分子，提高政府效率，提升反革命能力，但是蒋经国在上海的反腐仍然半途而废。

　　本文尝试以《潜伏》中人物为模型，分析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人物关系与行为选择，对蒋介石反腐行为的局限性和失败原因做出分析，并得出适当结论。

　　《潜伏》的主要剧情发生在军统天津站，抛开谍战情节只看反腐，主要人物为两批天津站上中层军官，分别为：少将站长吴敬中、中校情报处长陆桥山(后升任国防部二厅巡查员)、中校行动队长马奎、少校机要室主任余则成(后升任中校副站长兼机要室主任)、第二代中校行动队长李涯(后兼任第二代情报处长)。

　　次要人物分别为：军统局长戴笠、郑介民(陆桥山靠山)、毛人凤(马奎曾任毛人凤侍卫)、天津汉奸穆连成、94军许团长(姓名不详)、中统北京站乔站长、中统特务季为民、中统特务谢若林、保密局档案股股长盛乡。

　　剧中的头号腐败分子为军统局长戴笠，非法收入包括并不限于：与日伪交易的一船私人物品，为换回这些财物军统与日伪用一万八千担粮饷和新四军情报做交易。戴笠与日伪做交易这件事深刻触动了身中数枪、几乎被日伪暗杀的余则成，促成了余则成弃暗投明靠拢组织。

　　次号腐败分子为军统天津站长吴敬中，非法收入包括并不限于：放走汉奸穆连成并从穆连成那里敲诈的若干古玩、字画和一间葡萄酒厂，放走94军盗卖军需的团长获得与一辆斯蒂庞克牌轿车等价的美元和金条，抓捕中统特务季为民收缴的一尊曾经为刘裕镇宅之宝的玉座金佛。

　　三号腐败分子为中统特务季为民，利用赈灾之便，中饱私囊，被余则成逮捕后，查抄的非法所得的贵重财物总计若干卡车。

　　四号腐败分子为94军将领沈参谋长，指使手下许团长监守自盗，倒卖军需品，非法收入总量不详。

　　五号腐败分子为潜伏人员军统天津站机要室主任余则成，非法收入为18根金条(1根用于向谢若林购买高村宁次情报，其余17根上缴党费)。

　　六号腐败分子为行动队长李涯，非法收入包括并不限于赠送给余则成妻子翠萍的玉镯一对儿。

　　七号腐败分子为保密局档案股股长盛乡，盗卖保密局情报补贴生活，非法收入总量不详。

　　八号腐败分子为中统特务谢若林，倒卖情报维持生活，非法收入总量不详。

　　此外，虽然电视剧中并未言明，但是可以估计到，情报处长陆桥山、行动队长马奎、郑介民、毛人凤、北京站乔站长、主动隐退的吴敬中的同辈余乐醒、张国焘，这些人也或多或少有经济问题，并不干净。

　　国民党军、特系统内部，从上到下，除了最基层的炮灰小特务和士兵，没有干净人。这简直就是塌方式腐败!

　　从剧情中看，腐败程度与职务和权限成正相关。军统局长戴笠，手眼通天，所以可以和日伪进行交易。少将站长吴敬中在天津地区说了算，所以可以敲诈汉奸、袒护94军团长、截留中统特务的赃物。以此类推，到股长盛乡，就只能盗卖情报，中统特务谢若林只能倒卖盛乡等人盗取的情报。全剧中，权限越大，腐败越严重，这是第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腐败越严重，越有利于加官进爵，这是第二个正相关的关系。站长吴敬中有意利用军统天津站副站长长期空缺，调动中校情报处长陆桥山、中校行动队长马奎、中校行动队长李涯互相竞争，彼此争斗。下属激烈竞争，彼此争斗，站长坐收渔翁之利。最终，身为少校的余则成胜出，在站长的帮助下，先是立功升任中校，后是升任副站长的位置。陆桥山关系过硬、资历老，马奎刺杀吕宗芳，李涯潜伏延安曾经立功受奖。相比之四人，余则成虽然有功绩，但是并无过人之处。为什么站长把余则成扶上位?站长太太梅姐，一语道破天机——“则成啊，是我家的招财童子……”从帮站长捞钱的角度看，谁也超不过余则成，这个副站长自然是非余则成莫属。

　　反过来，腐败问题并不严重的李涯，则逐渐被边缘化。虽然业务不断扩张，被站长压担子，先是行动队长，后是情报处长兼行动队长，但是，他的仕途并不顺利。先是与陆桥山竞争，两败俱伤，没有争夺到副站长的位置。后是因为已经成为副站长的余则成在报告中写了不利于他的内容，没有晋升上校。表面上看，他没有成为副站长、没有成功晋升上校的原因是与陆桥山和余则成的矛盾，实际上，站长并不支持他。须知，副站长的人选是站长定的，副站长的报告也必须经过站长签字。

　　李涯工作能力很强，站长心里有数，所以给李涯压担子。不过，晋升那就是另一回事，要不就多弄点钱来，要么就努力工作踏实等着。工作给能干活的人，位置给自己人。工作是给委员长干，招财是给我自己招。站长吴敬中把好位置和晋升的机会留给余则成，既是酬劳，也有利于下一步为自己更进一步招财。更何况，李涯这种以抓地下党和反腐为重的人，一旦上来，未必不会影响自己捞钱。所以，李涯既没有财力花钱运动，也不在吴敬中考虑的提拔人选的盘子之内。

　　与剧情相关的反腐业务链至少五条线：戴笠不定期至军统各站考察调研，搜集腐败线索;天津站长吴敬中负责天津驻军及军统内部全面反腐工作，并向戴笠负责;军统内部特务互相监督，发现腐败证据，可以越级直接向郑介民、毛人凤汇报(马奎监视吴站长);国防部二厅巡察员巡察(陆桥山巡察天津);匿名信举报制度(穆连成要吴敬中为其侄女穆婉秋解决住处，否则就威胁举报吴敬中)。

　　五条反腐业务链，彼此之间没有重复，可以称得上反腐之网极其严密，但是剧情之中，一条业务链也没有发挥正常效用，到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末期，已经贪墨成风，腐败遍地。

　　这是为什么呢?

　　无事不当家，当家乱如麻，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每样都需要花钱。戴笠是军统局的大家长，自然就要想办法解决钱的问题。当年天津相比北平，更加繁华，对戴笠来说，接收天津的逆产，可以解决够华北区军统开支若干年的经费，不用吴站长这样的人，而是用相对清廉的人，比如李涯，军统华北区的经费哪里来?难道去喝西北风?

　　戴笠安排吴敬中担任天津站长，当军统的接收大员，用意非常明显。吴敬中把余则成调任天津，用意也非常明显。吴站长是军统的招财童子，余则成则是吴站长的招财童子。对戴笠来说，只要吴敬中能在天津给自己捞够钱，别引起舆情风潮，不要通共，其他事情自然可以睁一眼闭一眼。对吴敬中来说，只要余则成能为自己捞够钱，别捅出篓子，不要被南京抓住通共的实锤铁证，自然可以提拔重用。如果用李涯，自己的非法收入哪里来?难道去喝西北风?再说，余则成在贪腐方面与自己是利益共同体，担任副手不会揭发自己，陆桥山、马奎、李涯担任副站长，都难保不会因为觊觎站长的位置向南京揭发自己。事实上，马奎被打成共产党潜伏在军统的“峨眉峰”以前，也确实在调查吴敬中的腐败行为。

　　上司看来，只要下属能空手套白狼，不向自己要求相应的物质资源，同时完成自己交办的KPI，下属适当的贪墨也是可以容忍的。上司很清楚，正人君子显然不能空手套白狼。贾母不是不清楚王熙凤包揽词讼、放高利贷，而是贾母知道贾府是已经死了的百足之虫，暂时死而不僵，全靠王熙凤耍手腕，不择手段勉强维持一个光鲜亮丽的花架子。换了正人君子当管家，贾府的败象马上就会显露出来。

　　可以说，戴笠是委员长的工具，吴敬中是戴笠的工具，余则成是吴敬中的工具。这些工具，都要自己解决经费和生活条件问题。上级领导对下级工具人的要求，一是当好差，二是贪腐在一定限度内，别出篓子。至于执行任务所需的资源，给个名义，各村有各村的高招，自行解决。各村的高招，无非就是搜刮和贪墨，在执行上级指令过程中，打折扣，搞变通。

　　所以，对委员长来说，只要戴笠能帮他镇压共产党，军统劫收各种财产是可以容忍的。对戴笠来说，只要吴敬中能把他把天津汉奸的大部分财产收归军统，而不让其他部门抢走，吴敬中个人敲诈汉奸也是可以容忍的。对吴敬中来说，只要余则成帮他成功敛财，余则成是不是共产党的卧底并不重要。

　　所以，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戴笠来天津巡察的时候，见了吴敬中，就不见陆桥山和马奎了。为了能给顶头上司戴笠留下一个好印象，陆桥山和马奎精心准备，可惜戴笠根本就没见他们。他们非常失望，他们没想明白，戴笠来天津究竟干什么?是反腐?还是确保天津站接收的大部分资产归军统?注意，戴笠不是不允许手下发胜利财，而是不许手下发胜利财发过头。

　　表面上看，戴笠的巡察为了处理部分军官贪污、纳妾的行为。实际上，戴笠的巡察是为了确认战争结束后，军统大员们劫收的大部分逆产上缴军统总部。军统天津站接受了日伪的房产作宿舍，其他产业肯定也没少接收。只要交够了总量，其余归自己也没关系，接收也搞联产承包。只要完成了KPI，其他小偷小摸、偷鸡摸狗的行为，戴笠就懒得追究了。戴笠叮嘱余则成，财富是党国的，不可见利忘义。不过，如果能超额完成KPI，自己留一些，党国也不会追究，毕竟把这样的人抓了，下次谁去超额完成KPI?毕竟对戴笠来说，在诸多任务目标之中，尽量多地位军统筹集经费是第一位的，反腐甚至是排在反共后面若干位的。

　　估计在会议室的集中会议上，吴敬中做的工作汇报，没让戴笠失望，戴笠很满意。单独见面之中，余则成告诉戴笠天津流行霍乱，吴敬中告诉戴笠是麻风病，戴笠本来又累了，所以就不接着问了。戴笠见过了吴敬中和余则成，就不见其他人了，这让陆桥山和马奎好失望。

　　如果没有完成KPI，那就麻烦大了，轻者调任闲职，重者以经济问题和经济问题为线索，一查到底!

　　不仅如此，与吴敬中一样，戴笠本人也喜欢古董。考虑到余则成初次见吴敬中即送过吴敬中一颗月明珠，吴敬中送给北京乔站长若干字画，就能想象得到戴笠单独约谈吴敬中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吴敬中对手下懂得分肥， 对同僚出手大方，难道会对上司抠门吗?

　　多说一句，戴笠死后，军统局成了郑介民和毛人凤的地盘。无论谁在台上，吴站长任期内天津站篓子不断，但是吴站长的位置稳如泰山，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吴站长抠门，他还能在这个位置上待多久?

　　吴敬中圆满完成KPI，戴笠获得了喜好的小物件，两件事让戴笠很满意，戴笠调研这条反腐工作链就不要指望了。

　　调整吴敬中的职务，前期需要戴笠同意，戴笠死于空难以后，需要郑介民、毛人凤同意。这几个人不打算调整吴敬中的职务的话，其他反腐手段基本也都失灵了。吴敬中负责天津军统和军队全面反腐，这条反腐任务链基本也不要想了。

　　当然，这不是说吴敬中在任上不会反腐。

　　对档案股长盛乡盗卖情报的腐败问题，吴敬中就眼里不揉沙子。不但不揉沙子，还暗示李涯杀死盛乡。盛乡盗卖情报，风险大，直接触碰保密局纪律底线;收益低，不可能给吴敬中带来经济利益;盛乡盗卖情报的收益，也不足以给吴敬中上供，开脱自己的罪名;盛乡的死，虽然经过伪装，但是保密局内部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杀一儆百，免得保密局天津站土崩瓦解;盛乡的死，让南京知道吴敬中也有反腐的成绩。

　　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在重庆军统总部也有。沈醉回忆录中曾经记载过，军统总部有负责邮件检查的部门。有女特务借邮件检查的机会，贪污邮件中夹带的现金。被戴笠知道后，下令枪决。女特务身怀六甲，行动不便，被行刑队用抬筐抬到刑场，一枪两命。

　　相比盛乡，94军许团长盗卖军需品的结局就不同了。物价飞涨的年代，军需的食品、被服有价无市，在黑市上价格不菲。94军沈参谋长指示许团长盗卖物资收益颇丰。有这些收益，自然可以拿出足够的利润给吴敬中分肥。吴敬中获得好处，自然就放许团长(也是沈参谋长)一马，理由冠冕堂皇——对抗日英雄也不能赶尽杀绝。至于94军军需不足，士兵缺吃少穿，军心愤懑，那不关吴敬中的事。对吴敬中来说，苍蝇不少打，老虎可以坐下来谈。

　　至于中统特务季为民又是另一回事。季为民贪污盗卖赈济灾民的食品、衣物，获利颇丰。案发后潜逃，被南京通缉。吴敬中安排余则成去抓捕季为民。余则成抓捕成功后，吴敬中获得季为民的金佛。如果季为民的事情没有闹大，吴敬中有转圜的余地的话，季为民就是另一个许团长或穆连成。结局自然是吴敬中狠狠敲打季为民一笔，然后季为民逍遥法外。但是，季为民已经东窗事发，南京指名道姓通缉，那么对吴敬中来说，只有全力抓捕，趁机捞油水一种选择了。

　　有吴敬中在，天津的反腐是看人下菜碟儿，没有吴敬中好处的腐败，吴敬中肯定是要反的，会威胁到他的站长职位的腐败，他也是要反的。除此以外，在安全的前提下，怎么反腐有利于吴敬中捞钱，就怎么反腐。

　　这里所谓的安全，就是不能公开影响军统局交给吴敬中的KPI，即替军统局捞钱外加抓共产党和反腐。请大家注意公开两个字，吴敬中的腐败行为，并非不影响军统局交给吴敬中的KPI，但是，只要别搞到明目张胆的地步，吴敬中可以用替军统局捞钱加向上行贿糊弄过去即可。许团长的事情，可以用许团长抗日的名义糊弄过去，收下一辆与小轿车等价的美元和金条，就放许团长走人;季为民的事情，蒋介石亲自督办，糊弄不过去，就趁机贪污金佛。

　　这里谈一个问题，站长吴敬中知道不知道机要室主任余则成是我党的卧底?其实早就知道。情报处长陆桥山中了行动队长李涯的圈套，被送往南京之后，天津站的中上层就只剩下吴敬中、余则成和李涯三人。天津站仍然篓子不断，很明显有内鬼。李涯是吴敬中派往延安执行潜伏人物的人员，屠杀共产党毫不留情，是内鬼的可能性很小。狼人杀玩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已经心知肚明了。如果此时还拿不住的话，随着剧情发展，局势进一步明朗。李涯与地下党廖三民同归于尽，显然不是卧底。狼人杀只剩下两个人，余则成是不是卧底，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实际上，以吴敬中老牌特务的职业素养，应该在李涯死亡前，就判断出余则成是卧底。余则成潜伏成功，除了党组织支持，个人努力，还有吴敬中的因素：吴敬中是余则成的保护伞。吴敬中的态度很明确，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许隔离审查余则成。如果不是余则成的妻子翠萍和邱掌柜、廖三民的联络站出问题，以余则成的专业水平，李涯是很难拿到确凿证据的。对吴敬中来说，余则成是自己的招财童子，是不是共产党很重要吗?如果不是李涯威胁向南京举报，可能威胁到吴敬中的职位甚至生命安全，吴敬中根本就懒得深究余则成。所以，当腐败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上级交给的KPI，也基本可以打马虎眼了。

　　再看天津站内部监督这条反腐工作链。由于吴敬中的存在，这条业务链也基本瘫痪。

　　作为全面负责军统天津站工作的站长吴敬中，可以对下属采取打压和分肥两种方式，让下属闭嘴。

　　马奎后脑勺都长眼睛，不但不配合吴敬中，还擅自调查吴敬中贪污，吴敬中借调查共产党卧底的机会，把马奎打成共产党卧底峨眉峰，并同意陆桥山的建议，准备在押解马奎的途中，将马奎致于死地。愚蠢的马奎致死都以为自己是中了左蓝的圈套，被军统误会了，完全没想过，自己其实是被站长借机除掉。

　　余则成是吴敬中敛财的工具，吴敬中得到好处总是分给余则成一份。余则成收下好处，就成了吴敬中的同案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然不会主动举报吴敬中。

　　除非调走吴敬中，否则吴敬中在天津贪污的事情，根本不可能靠军统内部监督解决。

　　那么有没有可能依靠外来的监督解决这个问题呢?比如依靠从国防部二厅派来的巡查员陆桥山，对天津实行巡查。

　　陆桥山原是天津站中校情报处长，因为和李涯内斗中了圈套，被送往南京发落。靠郑介民的关系，陆桥山不但没有被严惩，还被提拔为国防部二厅上校巡查员。考虑到陆桥山与天津站这样的关系，他来巡察天津，肯定不会包庇天津站。

　　但是，陆桥山因为镇压学生，死于余则成安排的暗杀，陆桥山对天津的巡察半途而废。陆桥山被暗杀前，已经被吴敬中和李涯联手嫁祸，陆桥山被暗杀后，吴敬中和李涯也相信陆桥山是被他调查的军队或政府高层派人暗杀。不难想象，如果陆桥山不主动向吴敬中表示冰释前嫌，而是继续搜集吴敬中、李涯、天津驻军和政府高层的涉腐黑材料，那么天津站、天津驻军和天津政府会怎么对付他?即使余则成不暗杀他，他也很难活着回南京。

　　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除了灭口，还有报复。军统四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就做过类似的事情。1941年，赵理君的手下用枪支与土匪换鸦片，被河南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的军队查获扣押，并处死了首恶分子。1942年，韦孝儒来洛阳出席省政会议，住在复旦中学校内。但却离奇失踪。蒋鼎文限令军统河南站负责人岳烛远，十天内破案。经过两天调查，凶手竟是赵理君，赵理君也毫不在乎地承认。

　　戴笠是怎么死的?戴笠的死是空难。但是各种暗杀阴谋的说法，层出不穷。原因很简单，他完全可能因为反腐行为触动同僚或下级的利益，威胁到同僚或下级的生存，而被暗杀。

　　其实，对陆桥山来说，此时最明智的选择不是和天津地头蛇们死磕到底，而是主动接受天津地头蛇的示好，讨价还价，把酒言欢，抓几个盛乡之类的走卒，然后满载而归。陆桥山与马奎的结局，颇为相似，都是在反腐和实力的问题上，没有认清形势。

　　陆桥山单枪匹马被暗杀，那么如果给陆桥山安排一只庞大的随从队伍，有秘书，有警卫，有工作组，有人保护安全，有人落实工作，他居中指挥，不直接冲锋陷阵，如何呢?那么陆桥山就是另一个只手遮天的人物。此时，如何保证陆桥山不变质?靠吴敬中?吴敬中是被巡查的对象，他显然做不到。陆桥山甚至可能拥有比吴敬中还大的权势，因为他垄断了向蒋介石的汇报天津地区情况的权力。当然，那时的陆桥山也许并不急于敛财，而是光植党羽，培养自己在天津的势力。陆桥山一人得道，陆家鸡犬全部升天。

　　这就是巡查员制度的天生缺陷：如果巡查员位卑权重，那么久很容易被收买、被架空、被暗杀，如果巡查员为尊权重，那么有很可能成为另一个独霸一方、作威作福的腐败分子。

　　要么被除掉，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取而代之，这是巡查员陆桥山的几种可能性。这几种可能性都意味着着腐败的恶化。

　　最后一条反腐工作业务链，秘密检举信制度也存在致命的缺陷。

　　举报信需要有人去调查核实，谁来调查呢?军统军长戴笠?天津站长吴敬中?天津站马奎?还是国防部二厅巡查员陆桥山?前面分析过，谁都靠不住。

　　说不定，举报信转一圈，还能回到被举报人，比如吴敬中的手中。戴笠可能会语重心长地说：“老吴，信上的内容让我震惊。有这样的事情吗?我希望没有!你知道的，我对不顾党国利益的见利忘义之人是眼里不揉沙子的!你不用现在向我发誓保证。我要你的书面报告，信上写的每一件事，你都要给我讲清楚!讲不清楚，唯你是问!”吴敬中肯定会把举报信中的每一件事都说得让戴笠能够接受，能够向委员长解释。然后，再也不会有类似的举报信了……

　　把五条反腐业务链逐条梳理以后，就能发现，没有一条反腐业务链是靠得住的。所以，虽然表面上反腐业务链条很多，实际上，没有哪条能长期稳定发挥作用。反腐业务链被瘫痪是必然，发挥作用是偶然。

　　个别业务链能发挥作用的原因，与其说是必然，不如说是偶然。发挥作用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没有利益均沾——比如，盛乡盗卖情报，没有吴敬中的利益，被吴敬中假手李涯，杀一儆百;比如，季为民盗卖赈济食品、衣物，没有委员长的利益，被委员长督办。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蒋介石上台诸多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全部半途而废。这些反腐运动顺藤摸瓜的话，最终都能追究到大军阀、大买办、大地主。这些人是蒋介石政权的四梁八柱。他们与蒋介石结成同盟，构成蒋介石领导下的反动政权的统治阶级。他们各种腐败行为，其实就是利用政权分肥。腐败，就是他们支持蒋介石的必要的报酬。抛开他们各有资源，称霸一方或者垄断一个领域，有能力在局部和蒋介石分庭抗礼不说，如果蒋介石不同意他们获取这些报酬，这些人就可能联手对抗蒋介石，他们完全可能再推举一位新的委员长出来，那么蒋介石的统治就维持不下去。所以，他们腐败，蒋介石当权，双方各有所需，各自获得好处。如果继续调查反腐，就要破坏独裁者蒋介石与大军阀、大地主、大买办之间的分肥联盟，这对蒋介石来说，是得不偿失的。默许大军阀、大地主、大买办的腐败行为，至多偶尔敲打一下，是蒋介石政权存在的基础。

　　戴笠在经济方面的劣迹，蒋介石是否知道?显然是知道的。由于派系斗争的原因，自然有人向蒋介石汇报。但是，如果蒋介石处理戴笠，且不说戴笠可能反噬，谁替蒋介石镇压地下党、反腐、打击异己?既然戴笠对蒋介石有用，成本又在蒋介石认为可控可承受的范围内，蒋介石自然包容戴笠的行为。

　　多说一句，这些大军阀、大地主、大买办到台湾以后，大多都逐渐失势。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失去了自己在大陆的资源，蒋介石维持统治不再需要他们的支持。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没有能力继续腐败。

　　这并不是说，台湾从此没有腐败，而是说台湾的腐败从众多寡头集团分肥，变成了蒋介石一家独吞。蒋介石的反腐，是反与自己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腐败，或者说，自己不能从中分肥的腐败。对于自己利益相关的腐败，蒋介石是睁一眼闭一眼儿的。

　　蒋介石反腐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的从为群众的角度出发，而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维护统治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如果我们知道蒋介石修筑美龄宫以及四大家族敛财的前因后果的话，就知道蒋介石本人也不干净。蒋介石并不反对腐败，只是反对没有他的好处的、可能威胁到他本人统治的、他人的腐败。

　　政治是第一位的，反腐是第二位的。前面提到的众多反腐运动，如果可能危害到蒋介石的统治，那么自然会被叫停了。

　　戴笠是蒋介石的四梁八柱，吴敬中就是戴笠的四梁八柱。蒋介石与戴笠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照搬到戴笠与吴敬中之间。

　　可能危害到戴笠的权势和经济利益的反腐运动，自然也不会被推广下去。只要吴敬中担任天津站长有利于维护戴笠在军统局的统治地位，吴敬中的行为没有被蒋介石点名追究督办，戴笠就懒得调查吴敬中。

　　罗马皇帝赛维鲁临终的时候，曾经向自己的儿子传授统治心得：愿你们兄弟和睦相处，让士兵们都发财，不要管其他人。蒋介石和戴笠也懂的让下述发财的道理。

　　在私有制社会之中，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给下属一定的私人资源。或者说，自己吃肉，让下属喝汤。这些资源包括并不限于金钱和官爵。这既是给下属的酬劳，也是下属控制和影响下一级下属维持下一级下属忠诚所必须的条件。说到底，最终还是为了获得下属的支持和拥护。

　　各种反腐制度，戴笠的巡察、吴敬中全面负责、军统站内部监督、国防部二厅巡查员、匿名举报，军统(保密局)、军队稽查队、国防部二厅多管齐下反腐以及后来的加强干部调动，其实都是增加暴露腐败的机会。但是，如果从蒋介石到戴笠，都需要容忍一定程度的腐败，维持下属对自己的拥护，即使暴露了又如何呢?

　　那些与军统并列的反腐机构，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既然戴笠可以和日伪做交易，吴敬中能收受94军的贿赂，蒋介石没有置戴笠于死地的想法，那么与军统平行并列的机构，难道就不会收受戴笠和吴敬中的贿赂，放军统、吴敬中和余则成一马吗?

　　私有制条件下，个人拥有的地位和处境由私有财产决定，个人地位和处境决定个人拥有的私有财产总量。在这样的社会中，无私的人必然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让人无私是强人所难，无私更不可能成为社会主流行为规范。

　　政府作为公共管理机构，行使社会管理的权力，掌握国家暴力和社会分配权，必然为私人利用于增加私有财产。

　　私有制条件下，不会有无私，不会有大公无私，也就不可能杜绝腐败。无非是制度性的腐败和非制度性的腐败而已。

　　私有制条件下，几家制衡，几家分肥。

　　除非一方拥有绝对的权利，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否则很难保证监督不变成分肥。

　　在官僚制度中，如果一方具有压倒性的权力优势，那么必然导致权力失衡，一方独大，尽可能进一步可能导致改朝换代。这就意味着新一轮的监督与制衡的开始

　　官僚科层制的奥妙在于分权与制衡。一旦出现一方独大，那么科层制就失灵失灵了，官僚制即崩溃。实践之中，互相监督，很容易变成联手分肥。

　　整个国民党反动派的体系充满了分肥。蒋介石与四梁八柱之间分肥，戴笠与吴敬中之间分肥，吴敬中与94军之间分肥，吴敬中与余则成之间分肥……

　　有人喜欢把官僚考虑成囚徒困境之中，互相出卖被各个击破的囚徒。实际上，出现囚徒的原因是囚徒们警察单独隔离，彼此背对背，大家不能坐在一起，拿出一个彼此能够接受的分配方案。但是，在现实中，官僚们会有我中有你。由于业务往来、人员调动、血缘人脉之类的原因，他们经常是彼此之间有充分的交流和熟悉的机会。很容易达到一种互相的监督，互相的氛围，达成协议。

　　再说在囚徒困境之中，谁当警察呢?警察也是生活在私有制的环境之中的，也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能被拉进一个分肥的环境之中。

　　在现实社会之中，熟人之间很难存在一种绝对的囚徒困境，因为彼此熟识，很容易达成一种双赢的协议。即使是警察与囚徒之间也容易达成一种相互合作的协议。这就是最终形成了兵匪一家，警匪一家，蛇鼠一窝。

　　具体到《潜伏》，在戴笠的层面，蒋介石就是囚徒困境中的警察;在吴敬中的层面，戴笠就是囚徒困境中的警察。蒋、戴二人不但生活在现实之中，而且也都需要物质资源，完全可能也必然与下属一起分肥。

　　私有制条件下，一家独大，一家独吞。

　　某些特殊情况下，官僚集团的最高统治者(比如秦始皇)拥有绝对权力，或者民间的资产阶级垄断经济基础，这时的官僚集团在最高统治者或者资产阶级的严酷控制之下，可能不敢越雷池一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腐败。最高统治者和资产阶级，完全可能操纵政府，实现统治者个人或资产阶级的利益最大化。考虑到阿房宫、秦始皇陵、美国政府针对华尔街的种种明目张胆的优待政策，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不仅如此，由于个人精力有限，什么都抓什么都抓不住，最高统治者必然借助宦官、亲信、秘书等裙带集团完成统治。这些靠裙带崛起的近臣，必然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

　　具体到《潜伏》，吴敬中在天津就接近一人独大，余则成就是吴敬中的裙带近臣。

　　顺便说一句，到台湾以后，由于实力派的军队、地盘损失殆尽，失去与蒋介石对抗的力量，也不存在利用价值，逐步被边缘化，为了对抗新中国，蒋介石在台湾的独裁统治得到美国的背书，蒋家势力做大，接近一家独吞。

　　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实行制度性腐败，资本控制政客，同时监督政客，由政客制订对资本有利的社会政策，大捞特捞，直接给资本分肥。官僚制国家，政客政客直接使用公权力捞钱。

　　在西方国家，统治阶级是民间的大资本家，他们不许官僚借机发财。越雷池者，必被严惩，如同戴笠枪毙女特务，吴敬中处理盛乡。在蒋介石统治的旧中国，统治阶级是大军阀、大地主、大买办，他们为了维护下属对自己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默许自己手下的腐败行为。

　　随着人口的增长，全民参政是不可能的。古罗马的时代，罗马市民可以在浴场等公共场所聚集，高谈阔论，交流意见，并通过在斗兽场向皇帝发出嘘声的方式表达不满。但是，人口达到一定程度，就没有那么大的场所，也没有人能靠自己的嗓门让所有人都听清自己的意见，大量人群的人与人彼此的交流就必须通过由资本或官僚控制平台。

　　所以，西方社会所谓的媒体监督、民众监督，其实都是控制社会资源的某一方利用自己控制的资源来敲打其他另一方。常见的操作就是控制众多媒体的大资本，敲打在位的不听话的官僚。

　　有资格参与分肥一方对分肥结果不满的示威者抗议，一旦各方对分肥结果达成协议，那么这些所谓的舆论监督就会立即消失。只要有物质资源，就有能力与监督者达成媾和——监督者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神，也是需要各种物资资源的人。

　　私有制条件下，没有大公无私的人，也就不能杜绝腐败。

　　1927年，蒋介石选择了投靠大军阀、大地主和大买办的路线，短期内获得了绝对的优势的物质资源。蒋介石路线选择的代价，便是蒋介石不可能走“打土豪、分田地、没收买办资本”的公有制路线。

　　不走公有制路线，监督制衡就会变为多方分肥，一家独大就会变为一家独吞，蒋介石政权的腐败问题就无法根绝。各种反腐运动，要么是做无用功，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打打苍蝇而已。

　　反腐失灵是一方面，为什么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会恶化呢?如果不能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说国民党是越反越腐。

　　进一步考虑，截至目前，本文解释了，为什么腐败是私有制社会的必然现象。如果进一步解释了腐败出现加速的倾向的原因，就能为解释中国封建王朝周期律提供线索。

　　这部分分析，留待下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