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什么会亡党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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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致的利己主义

　　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流行这么一段警醒人心的话：“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基辅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在斯大林之后，苏共从一个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党，慢慢蜕化成了一个以个人利益为轴心来吸纳各种所谓精英的全民党，苏共开始精英化，开始贵族化。

　　共产主义更多的只是出现在书本上；在苏共官员的脑子当中，他们信奉的其实是精英主义。

　　什么是精英主义呢？并不是说把所有的精英集中在一起让他们服务于人民、建设这个国家，而是这些自封为精英的人让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机器天然地、理所应当地围绕着他们转，他们的利益才是国家和民族的核心所在。

　　这群精英在面对美国资本主义物质上奢华的生活时，他们纷纷选择了下跪。

　　比如，勃列日涅夫访美时曾经到过一片中产阶级的社区，看到这里的独门独院，每家门口都停着一两辆小汽车，勃列日涅夫以为这是美国高官的住宅区，当知道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家之后惊讶的目瞪口呆。

　　他不顾苏联的国力，觉得自己在苏联国内住的200多平米的豪华公寓楼，显得配不上他的身份，开始有怨言了。

　　更让苏联精英们动摇的是，当时苏联的工程师、公司集团老总和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最多不过两三倍而已；而同时期美国企业高管拿到的薪酬往往是普通员工的几十甚至上百倍。

　　一经对比，苏联的精英阶层沦为了物质的奴隶，开始向往西方的贫富差距，因为，搞资本主义，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发家致富。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苏共官员无论在利益上还是心理上，都已经倒向了他们口中的帝国主义国家。

　　2

　　苏联的教育在为谁服务？

　　苏联的教育，问题很大。

　　勃列日涅夫说：“专业干部是王道，学历文凭是标准。”

　　许多材料证明，只要一进了名校，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

　　于是乎，大量的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基辅大学的毕业生们纷纷从政，快速成长为苏共的重要领导干部。

　　而能考上名校的都是些什么家庭的子女呢？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

　　当然，苏修依然强调：“不管什么人，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补课，也没有参加各种奥林匹克获奖加分的可能，又没有关系走后门。

　　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以新西伯利亚地区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

　　这就是苏修所说的“一律平等”么？

　　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长此以往，精英治国，不出问题才怪？

　　3

　　藐视人民群众的唯上主义

　　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坚信“精英治国”，迷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我们就来看看苏联的“精英治国”——

　　苏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等级鲜明的科层制官僚体系，而干部任命制、终身制更是强化了官僚体系的等级结构。

　　由于上级掌握着对下级干部的录用、晋升与奖惩的权力，而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只是名义上的，这就在苏联直接促成了“唯上”的官场文化，即只对上负责，并赋以政治忠诚，而对下、对群众可以不负责（尽管在官员的政治言辞里到处可以看到“人民群众”的字眼）。

　　在这种情况下，下级官员对上级领导的逢迎拍马、讨好献媚就成了苏联政治生活中一道特殊的“政治景观”，其极致的表演则是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

　　领导干部们的一年都干些什么呢？

　　1/3的时间负责招商引资，也就是和企业家打成一片；

　　1/3的时间负责向上级部门“讨饭” “要项目”；

　　还有1/3的时间就是开会念稿子。

　　一年当中，偶尔几天抽出时间下乡访贫问苦。

　　房子不是他们盖的，汽车不是他们产的，道路不是他们修的，粮食不是他们种的，快递不是他们送的，桥梁不是他们架的······但是却下去走马观花、指手画脚、吃喝拉撒！

　　美其名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脱离生产！脱离实践！脱离群众！

　　退一万步讲，苏联需要专门从事管理的人才，但是苏联的官员们，既没有发现问题，也没有研究问题，更没有解决问题。

　　相反，他们有些人本身就是问题的制造者，在不断地挖社会主义墙角！

　　4

　　不着边际的形式主义

　　在官僚主义盛行的苏联，形式主义必然泛滥。

　　比如，官员们热衷于开各种会议，主要是传达领导讲话、学习官方文件，下达任务指标。尽管会议越来越形式化、空洞化，但是，官员们却乐此不疲。

　　因为只要开了会，他们就是在做事，自然也就好向上级交代。姑且不论会议的内容与效果如何，但认认真真走过场，即使造点声势、搞点排场、多花一些公帑、说些“假大空”的话、玩些数字游戏等，那也是不会得咎于上级的。

　　于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的熏陶下，官员们都变成了演说家、宣传家、空谈家和“秀场”高手，他们熟练掌握了一套“假大空”的政治言辞，但也因此，他们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

　　至于全国的大会，代表们来莫斯科开会，更像是来过节，外地代表们，穿得花花绿绿的，展示自己的富有，顺带还可以买些紧俏商品带回去。

　　5

　　政治上的抽象主义

　　苏联的“讲政治”是抽象的，或者就等同于“听话”。

　　他们搞全民党，他们也提“为人民服务”，但是谁是“人民”，没有谁说清楚。

　　苏共这么多理论家，没有一个站出来给阐释，到底谁是人民？人民是谁？

　　其实，这种抽象的政治口号，就是在打着人民的旗号在为少数人服务。

　　因此，他们从来不敢提“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这样触及灵魂的问题。

　　苏共在执政过程中，喜欢创造一些人民听不懂的，所谓的“高大上”的名词，运用抽象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等符号和情感，唱一些好听的、空泛的高调，许下一些遥不可及的诺言，以此作为赢得群众认同和支持的武器。

　　例如，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1936年）、“向共产主义过渡”（1939年）的理论，赫鲁晓夫提出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1959年）的理论。

　　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理论的调门是越来越高，距离现实却是越来越远。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教训是深刻的，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我们谨记毛主席的话是有益的：“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