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权：从清末到民国

　　编者按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清末预备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两大事件中分析清末到民国的绅权问题。作者认为，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的地方自治实践主要依靠士绅阶层来完成，作为特权阶级，在自治实践中士绅往往会伤害下层民众的基本利益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地方咨议局的成立进一步扩大地方士绅的话语权，使其变本加厉地盘剥民众，这样的状况直到清政府被推翻也没有得到改善。由于革命党人不懂得组织人民群众，辛亥革命期间各级地方政府必须仰仗士绅的政治与经济支持。不仅如此，随着士绅阶层力量壮大，还出现了“军—绅政权”和“劣绅化”现象，在各种盘剥之下，佃农大都陷入极度贫困的状态。

　　本文选自《履正而行：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学术》一书（书籍详情请查看今日推送“每日一书”）。本文经由作者授权发布，感谢王锐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绅权：从清末到民国的概览

　　文 |王锐

　　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的地方自治实践

　　前文以康梁为例，分析了鼓吹地方自治的言说。而在实践层面，庚子事变之后，清廷为了扭转颓势，开始施行“变法”，宣称要借鉴各国良法美制，更张国内相关事项。日俄战争之后，不少官绅受到当时舆论的影响，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战胜俄国，是因为前者施行立宪，后者依然专制，制度上的优劣导致了战场上的胜败。于是1905年，清廷下令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为施行立宪做准备。次年9月，清廷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上谕，告知天下“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自此开启了预备立宪的进程。[1]

　　1905年，在意大利考察的满清宪政考察代表团

　　1906年，威海卫民众庆贺立宪

　　在这股立宪运动当中，地方自治自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清廷官员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相信地方自治是医治中国政治弊病的良方。如内阁中书刘坦就认为列强之所以崛起与行地方自治颇有关系：“读各国立宪史，观其组织立宪之际，必与议院相维，人民朝考夕稽，地方自治之制早已完密，英国当七世纪，他文瑟布勒定地方自治制度，为立宪机关之基础。中国人民尚无选举议员之知识，亦无可任议员之人才，则先行地方自治为教育陶铸之法。盖地方自治之议会组织及投票选举，实为议院之权舆，人民之知识，因练习而渐熟，不难养成适于立宪国民之资格。请饬政务处速定地方自治规则，颁发各省，克日举行，则数年之后，立宪之基础定矣”。[2]又如两江总督端方建议清廷：“江南地方开通最早，士绅智识开明，自奉明诏预备立宪，群情鼓舞，望治尤殷，诚如慈谕，亟宜择地试办地方自治，以为人才历练之地，以速实行立宪之期”。[3]时任出使俄国大臣的胡惟德甚至为清廷设计好了地方自治架构：“一曰设立府县议会、参事会。每县设一会，以本县人民选举议员组织之，每府设一参事会，以府县守令及由县会议员中选举参事会员组织之。县会议员额数，视一县人口多寡而定。选举人及被选举人资格，视财产职业而定。其议事权能，则预算一县岁出入，稽核决算报告，及关于地方公益一切应办之事”。[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