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恩远驳郑永年：苏联解体恰恰是因为“妄想登上西方的贼船”！
在苏联解体原因问题上，一些学者归咎于苏联模式不能“与时俱进”。这种认识在方法论上的错误是，不能辩证分析苏联体制是一个既促进了社会进步、又存在弊端的矛盾统一体。把这一体制割裂开来，只看到其弊端方面就加以全盘否定，既不能说清楚苏联取得成绩的原因，亦不能找到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任何一个国家的体制都存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和阻碍社会进步的弊端，但不是具有弊端就必然灭亡。戈尔巴乔夫所奉行的“改革”及其制订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导致苏联解体最主要、最根本原因。
2021年11月25日，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接受我国一份有影响的报刊采访时表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不能与时俱进”[1]。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一、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模式没有“与时俱进”吗？
郑永年先生一方面承认苏联是“那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说，“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模式’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政治上层建筑，都没有做到与时俱进”。
没有“与时俱进”的苏联模式又怎么能使苏联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独郑先生在这个“因”与“果”的逻辑关系上持矛盾的观点，很多人也有类似表述。
戈尔巴乔夫一方面承认苏联体制在历史上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又宣布与具有70多年历史的苏联官僚体制决裂；国内一些学者也不否认苏联工业化、打败法西斯的成就，同时又几乎全盘批判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冠之以“一党专权”“高度集权”，等等。
那么，如果当时没有共产党领导，没有中央对有限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集中计划和统一分配，苏联能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打败法西斯的目标吗？这种认识在方法论上的错误是，不能辩证分析苏联体制是一个既促进了社会进步、又存在弊端甚至严重弊端的矛盾统一体。把这一体制割裂开来，只看到其弊端方面就加以全盘否定，这种认识方法显然是错误的，既不能说清楚苏联取得成绩的原因，亦不能找到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郑先生从其“文明型国家”的角度出发，认为苏联的“闭关自守”是由于其具有保守封闭的传统，因此断言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与旧俄罗斯帝国的实质相比，“无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没有根本改变”。这个论断是一个常识性错误。
十月革命后，1918年制订的第一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确定了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形式：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情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等等。1936年，斯大林在1918年宪法基础上重新修订宪法，保留了以前的基本原则，同时增加了对联共（布）地位的规定：由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最积极最觉悟的公民自愿结成苏联共产党，即劳动者为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先锋队，是劳动者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