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怎样锻造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大成效。”[1]这种成效集中表现为对党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的锻造。[2]延安整风前，虽然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已经确立，但是其正确的决策和党中央的工作部署仍然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比如，学习运动的走偏和皖南事变的发生就是典型的例子；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仍然严重束缚着党的正确行动。加之，毛泽东长期处于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对由来已久的党自身的问题感受颇深。因而，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目的就是对党自身进行锻造，也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要求重新锻造中国共产党，而这的确取得了极大的效果。

　　一、整肃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整风实际上整的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江西时期博古有一个代表性说法：“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都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都必须照办。”[3]这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典型写照。全民族抗战时期，针对毛泽东的批评，王明私下里向人说：“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到运用？把理论运用于实际是对的，但是先有了理论才能运用，一条也没有哪儿去运用？”[4]他还直接告诉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5]

　　然而，与王明截然不同，毛泽东认为，一定要先了解中国的实际、中国的需要、中国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之“的”。全民族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有生命力，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6]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7]

　　对于共产国际，毛泽东亲身经历了党的两次胜利和失败，越来越感觉到它对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1943年5月的一天，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即将要解散的电报。当翻译师哲把电文告诉毛泽东时，他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好，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接着，中央政治局以最快的速度召开会议，在兄弟党中第一个给共产国际回电表示“完全同意”。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8]认可它的历史贡献，恰恰表明它的历史已经过去。[9]通过长期的观察和感受，在整风之初，毛泽东就认识到对共产国际的话：不能不听，不能全听。

　　在党的历史上，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党内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王明的态度曾在中央长期占统治地位，到全民族抗战时期还有很大影响，整风的结果是毛泽东的态度战胜了王明等人的态度，并进而成为全党的态度。从这一点上说，整风运动亦可谓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育运动。一些人的实际感受也表明了这一点。陈云后来说，整风运动开展全党大学习使共产党人“真正做到了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之‘的’，即懂得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来解决实际问题”[10]。李维汉说，通过整风，“我才真正懂得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相统一这一根本原理，并以此重新解剖自已，严格要求自己”[11]。可以说，延安整风运动，从根本上纠正了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改变了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盲从，使党从“言必称苏联”的困境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指南。

　　二、确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可以说，整风运动使党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与思想统一相伴而行的。回溯到历史实际的场景中去看，整风运动之前，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已经产生并日趋成熟，其标志就是《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的发表，然而当时党内包括中央领导层，还未认识到它的理论价值。张闻天后来说：“我在宣传部工作的时候，我只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和时事教育内，只当作中央的一般政治文件看待，而没有当作同马恩列斯一样的，甚至对中共党员更为重要的理论著作”，“我对于我们党内应该有一个单一的垄断的思想的重要性，当时是了解得很不深刻的。”经过整风，张闻天认识到毛泽东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12]。这最能说明延安整风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的那样，从中央领导层到全党，都“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普遍地深入地掌握了干部、党员[13]。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其作为全党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1940年5月3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副校长冯文彬在开学典礼上首次号召，所有学生要主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理论”[14]。1941年3月20日，党内理论家张如心发表的《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认为它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15]。1942年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撰写题为《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提出“毛泽东主义”的概念，认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首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结果”[16]。党内理论家的总结和宣传，中央领导层的认同，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使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日益广泛。在这种情况下，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时机已经成熟。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最有代表性的阐释。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17]这标志着被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后来“文革”期间，刘少奇曾经对他的子女讲，中共七大之所以提“毛泽东思想”，原因之一就在于“抵制第三国际教条主义指挥”[18]。胡乔木的回忆也有类似看法，说七大“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共产国际尽管解散了，但是共产国际的影子、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始终没有断。”[19]这些事实表明，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其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当时国民党正大肆吹捧蒋介石，宣扬所谓“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从有利于政治斗争出发，中共同样需要有一面思想上的旗帜。正如刘少奇后来所讲的，提出毛泽东思想，亦是“为了反击蒋介石一个民族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论调”[20]。

　　国共两党相互斗争的过程中，也不乏相互汲取。蒋介石就曾多次要国民党学习中共的优长之处，“其组织之严密胜于我，其党员之尊重纪律亦过于我”，“有可采者”[21]。但是，认识问题容易，解决问题难，国民党始终没有改变组织涣散的状态。实际上，中共也有借重于国民党之处。比如，国民党曾提出，“没有了国民党，就没有了中国”[22]。而共产党反其意而用之，提出“没有了共产党，就没有了中国”。[23]结果，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没有什么影响，而为共产党所用之后，则很快传播开来，后来还做成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遍了大江南北，并作为经典红歌，传唱至今！

　　三、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就提出要实行“组织中国化”[24]。整风开始以后，思想改造的同时，实际上也伴随着组织的调整，整风结束时，这一任务也完成了。所谓“组织中国化”，从具体做的来看，主要就是建立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组织系统和领导核心，这也是当时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性的需要。全民族抗战时期，就地域说，各根据地比较分散，而往往又联系困难；就工作领域说，党政军民各有范围，互不统属，事实上常常造成各自为政的局面，这就是毛泽东所讲的山头主义，也是宗派主义的典型表现。因此，改变这种情况是整风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其中规定：“根据地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25]。这个决定明确了各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党的组织或领导机关，具有领导一切的权力。数月之后，中共中央为贯彻该《决定》，又发出了《关于建立各级领导核心的指示》，规定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人为书记，是领导核心。《指示》强调“每一军区每一分区必须承认一个比较优秀一点的同志为领导中心，不应谁不服谁，闹到群龙无首”[26]。这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地方上党的一元化领导。由此，各根据地在“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精神下开始调整各类机构。

　　不久，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和改革。1943年3月16—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其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央政治局的权责，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二是关于中央书记处的权责和改组。规定“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推毛泽东为主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7]。至此，毛泽东最终成为实至名归的最高领导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中央领导机构和人事的调整，是刘少奇地位的上升，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从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直接上升为党内的第二把手，个中原因，主要在于刘少奇理论上的认识和突出的工作成绩。他曾明确反对苏维埃后期的“左”倾路线，被认为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与毛泽东有着相同的被打击被排挤的经历，并且在遵义会议及以后的各种情况下都坚定地支持毛泽东。更重要的是，他领导的华中根据地在严峻的环境中发展很快，政治军事工作有声有色，深为毛泽东所赞赏。早在1941年的9月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就提出，“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28]。其实，这也是毛泽东的意思。

　　再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就是任弼时，他本来是江西时期“左”倾中央里面的领导人，还曾讥笑毛泽东的见解是“狭隘经验论”，但在中央苏区后期，他同样受到博古等人的排斥和打击。因此，他在反对“左”倾中央方面渐渐地与毛泽东走在了一起，特别是通过革命斗争的考验，他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和做法都是正确的。正是在他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共产国际放弃了王明，改而支持毛泽东。此次政治局会议前，任弼时已经担任中央秘书长和七大筹委会的秘书长。

　　毛泽东曾说，整风的目的之一就是改造中央，意即让“左”倾中央时的主要领导成员离开领导中心，让坚持和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人担负中央领导责任，至此这个目的已完全达到。与此同时，领导机构自下而上调整的目标是建立强有力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最突出的优点就是组织力和凝聚力极强，可以集中调配全党力量。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党的目标的实现，它所能发挥的作用无与伦比。

　　四、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得以巩固

　　在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只被称为党的“领袖之一”，毛泽东去抗大作讲演，被介绍为：“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毛泽东同志”[29]。邓力群回忆，在1942年以前从未听到有人“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30]。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在延安整风的过程中被认可的。如果把目光拉得长一些，从遵义会议开始看，可发现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存在着两种趋向：一是因其领导的正确性越来越被认可，就像彭德怀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讲的，领袖地位是由正确领导取得的；[31]二是不断地遇到挑战，最大的两次挑战来自张国焘和王明。

　　有研究者指出：“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个阶段里，毛是从军事统帅逐步成为党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张是中央的总负责人，他们两人的合作应该说是很好的。从这段时期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中央100多份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大部分会议都是张闻天主持，许多重大决策都是毛或张先作报告，并在讨论的基础上张作总结发言，毛作结论。”“从1935年6月到1938年10月三年多的时间里，仅保留下来的‘洛毛’或‘毛洛’联署的电报就有338份”[32]。毛泽东曾说，张闻天不争权，有两个例子也可看出来，一是当张国焘向中央要权时，他主动提出把“总书记”让给张国焘，只是由于毛泽东等人不同意才作罢；二是1938年春广州《救亡日报》记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张闻天称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了解情况后，为了避免引起误会，专门在武汉《新华日报》刊载一个声明道：“中共中央设有少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33]。这正好与张国焘和王明的做派形成鲜明的对照。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在得知共产国际的决定后，张闻天主动提出在会上推举毛泽东担任总书记，但是当时毛泽东本人不主张提这个问题，因而作罢。[34]不过，据张闻天回忆，自1939年春起，他就“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35]到1940年初，实际上已经把总书记的全部工作移交给了毛泽东。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张闻天感到继续在政治局工作多有不便，按他后来反省的话说，“因为对毛主席的思想了解还不深刻，所以有些事情还做不来”，“为了不阻碍毛主席整风方针的贯彻，同时为了使自己多多少少同实际接触一番，所以决心出发，考察一个时期”[36]。这样，从1942年1月26日起，张闻天带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奔赴晋西北进行考察调研，直到1943年3月3日中央机构改革前才回到延安。

　　从毛泽东成为领袖的过程可以发现，首先是他个人具备成为领袖的条件，就当时的情况，要成为党的领袖，除莫斯科的因素外，从党内的认可度和期许来说，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资历和实际斗争经验；二是军事才能；三是理论素养。这三点，毛泽东都兼而有之，并且无与伦比。由此来看，领袖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干出来的；但是另一方面，领袖又是拥护出来的，正是在整风过程中，毛泽东获得了中央领导层和广大干部的拥护。张闻天回忆，从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起，才认识到“毛泽东不但是个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个理论家”；“一种对毛泽东心悦诚服的感觉也从此时发展起来”[37]。周恩来在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时谈到，“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38]。他还说，“我在学习中得到的结论是，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正确的。”[39]当周恩来得知王明仍不满于对他个人的处理并感到委屈时，说了一句话：“他还是站在个人的角度考虑问题”[40]。显然，周恩来等多数中央领导人当时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需要一个领袖，并且需要拥护。应该说，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对毛泽东来讲，自整风以后所形成的领袖或领导核心地位，已远远超越了制度上的规定，而变成了全党一致的信仰，逐渐成为全党的精神支柱。

　　这一点，可以与国民党做一比较，陈立夫在检讨国民党的失败时说：“促进一个理想，就是喊出：‘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们使蒋先生会成为党的名实相符的领导者，因为那时所有的麻烦就是由于这党没有真正的重心，所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状况才会造成，这也是全国对内对外所最需要的一个条件。”[41]显然，国民党同样认识到了党的领袖之重要，但是，在大陆期间自始至终蒋介石都没有能成为国民党内具有绝对权威的领袖。从这一点上来说，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对于后来打败蒋介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创立了“党的建设”新模式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42]那么，延安整风就是“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的实际举措。既然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那就要设法去掉不符合要求的东西。整风的过程，就是批判和纠正教条主义思想作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会涉及到如何对待和处理犯错误的同志，即组织处理的问题，这属于处理党内矛盾的政治问题。

　　此前党的历史上，对待犯错误的领导人，继任者大都予以严厉打击。比如，李立三对待陈独秀，不但开除其党籍，而且把他打成托派，看作是党最危险的敌人。而王明对待李立三也不客气，李立三回忆：“我在王明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43]江西时期，“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对曾担任过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瞿秋白同样是倍加打击。当时瞿秋白已经是疾病缠身，却只能享受最低生活待遇；红军决定长征时，瞿秋白表示要跟中央一起走，却受到严词拒绝。[44]后来，瞿秋白在福建被俘后牺牲。苏维埃后期，“左”倾中央还明确地要求，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进行的“肃反”，仅1931年11月，杀害的红四军干部战士即达2600多人。[45]夏曦在湘鄂西苏区进行的“肃反”，据贺龙回忆：只在一次“肃反”中就杀了1万多人，洪湖县区的干部在“肃反”中竟然全被杀光了。[46]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改变了以往党内斗争的方式，强调从思想上建党，也要从思想上整党，明确提出“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整”思想，但不“整人”。思想通了之后，还可以再担任领导职务。即使对王明，在生活和工作上也予以很大照顾，中共中央想方设法地为他治病，并在病好以后重新安排了重要职务，党的七大上，王明仍被提名选为中央委员。由此来看，整风过程中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及“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47]，无疑是中共“党的建设”的一种创举。不过，即便如此，整风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这说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整党，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无论什么样的群众运动，一旦起来，几乎没有不走偏的。鉴于多次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以后，以群众运动来整党的方式在党的建设中不再被采用，而逐渐形成了汲取整风精神的“主题教育”的良性模式。

　　延安整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的过程。这样的“思想建党”，具有典范和深远的意义。即便是一些具体的做法也有示范的作用，比如，分几个阶段集中学习，高级干部和普通党员区别要求，学习文件、做笔记、讨论交流。当时王首道把这些环节总结为“四到”：“眼到”（认真阅读文件）、“心到”（领会文件精神）、“手到”（勤写读书笔记）、“口到”（经常开展讨论）[48]。通过学习、讨论，使党员干部认识到什么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然后，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并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49]1941年，刘少奇在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中，对相互批评的各个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其中指出：“一切党员对其他党员及党的负责人如有意见，只能当面批评，或在一定的组织中批评”。要“反对一切不正派的言论与行为。给那些喜说闲话，喜欢广播，喜打听人家的秘密，喜造谣言的党员以严重的斥责”[50]。党的普遍整风开展之际，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51]。

　　可以说，延安整风的过程，就是以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来改变党的思想作风的过程，并创造了正确运用这一武器的成功范例，此后一直影响着中共的“整党”。1956年，毛泽东决定再次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时明确指出：“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52]1962年，毛泽东决定在全党纠正“大跃进”以来所犯的错误时又提到了延安整风：“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取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53]既然作为“公式”，显然具有超时空的“模式”意义，一直到今天都还在沿用着。2013年，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要求“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54]。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延安整风时的典型话语和有效做法被广为沿用。

　　对于延安整风运动的成效，连蒋介石也都有过积极的评价：“中共在延安的山谷之中，从民国三十二年发动所谓‘整风运动’起，便逐渐扩张”[55]。他认为，通过延安整风，中共形成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办事的方法，运用于组织、宣传、训练与作战”，“他们从高级干部以至于最下级的士兵，对于本身的业务，都能本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他们一般干部，可以说人人都具有研究的精神，无论什么问题发生，他们一定要集中精力，探本穷源，经正面反面反复推敲，总要求得一个切实的结论。”[56]那么，有了这种精神和方法，显然使中共不但在军事斗争中日益娴熟，而且在政治斗争中也日益得心应手。有意思的是，蒋介石还特别向自己的政工人员讲到过中共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到斗争某人的时候，即令平时和他思想感情很好的人，亦不能不破除情面，将他的缺点尽量暴露出来。这样，他就不能不立刻改正，否则就不能在团体里面立足了。他们用这个方法，使一般党员彼此警觉，互相监督，确能刺激一般党员的精神，维持他们党的纪律。”[57]在蒋介石看来，这也是中共“党的建设”的一种“模式”，并有让其政工人员学习“复制”之意。

　　对待历史，既不能盲目维护，也不能心存偏见，而是要深入到实际的历史场景中去探究，真实的历史可能会不符合人们的感情，但无论历史的真相如何，研究者都要正视，因为只有从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真正的经验或教训。然而，即便对于已经明了的历史之真，也容易见仁见智，远近高低看起来大相径庭，加之无法摆脱的个人情愫和业已形成的固见，及研究者往往以后见之明视之，难免主观臆测。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去考察，如果从整个中国共产党百年史的视野去审视，不难发现，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毛泽东，通过发动他原初也并未预料到一些情节和结果的延安整风运动，[58]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59]。延安整风后，中国共产党的形态、气质和面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研究员，本文原载《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页。

　　[2]有关延安整风的研究，学界已有不少成果，参见金冲及：《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历史研究》2021年第3期；宋金寿：《延安整风方向和目标的发展与变化》，《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等。

　　[3]陆定一：《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95页。

　　[4]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77页。

　　[5]王明：《中共五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6]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

　　[8]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82页。

　　[9]1960年7月，周恩来专门做过一个题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其中指出，“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1919-1943），三个8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成立，当然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参见周恩来：《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14日、15日），《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0页。

　　[10]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人民日报》1977年9月28日。

　　[11]李维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和统一》（1981年7月1日），《李维汉选集》编辑组编：《李维汉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15页。

　　[12]张培森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487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1页。

　　[14]《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新中华报》1940年5月7日。

　　[15]张如心：《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第16期，1941年3月20日。

　　[16]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第1、2、3版。

　　[17]刘少奇：《论党》（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3-334页。

　　[18]黄峥：《刘少奇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19]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20]黄峥：《刘少奇研究》，第24页。

　　[21]屈武：《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04页。

　　[22]《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1927-1996》，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54页。

　　[23]晋察冀边区阜平县红色档案丛书编委会编：《晋察冀日报文摘》（2），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第636页。

　　[24]马文奇、何宝昌、周环、毛丽英编著：《张闻天》，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76页。

　　[25]《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942年8月2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26-436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59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30页。

　　[28]《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28-329页。

　　[29]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海口：南海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上册），第332页。

　　[31]金冲及：《毛泽东传（198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45页。

　　[32]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话说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32页。

　　[33]《张闻天启事》，《新华日报》1938年4月12日。

　　[34]张培森：《张闻天年谱》上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586页。

　　[35]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八》，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319页。

　　[36]张培森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459页。

　　[37]张培森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下册），第488页。

　　[38]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63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76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571页。

　　[41]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166页。

　　[42]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2页。

　　[43]白寿彝总主编；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主编：《中国通史22第12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22页。

　　[44]李魁彩：《星火燎原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纪实》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41页。

　　[4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52页。

　　[46]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33页。

　　[48]延安整风运动编写组编：《延安整风运动纪事》，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111页。

　　[49]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39-640页。

　　[50]刘少奇：《论党内斗争》（1941年7月），《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9-216页。

　　[51]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1921-1949年》下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86页。

　　[5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28页。

　　[53]《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8页。

　　[54]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组织编：《全面从严治党这五年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成就与经验》，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8年，第211页。

　　[55]蒋介石：《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的意义和任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368页。

　　[56]蒋介石：《军事训练之方针和要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86-387页。

　　[57]蒋介石：《政工人员负责尽职之要道》，《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339页。

　　[58]历史活动的演进，不是杰出人物精心设计的，而常常是许多偶然性叠加造成的，其进程和结果甚至会出乎历史活动发起者的意料。

　　[5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