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场上，美国人搞起了“细菌战”
在1952年1月下旬，志愿军第42军指战员在朝鲜战场上观察到了非常反常的现象：雪地上出现大量的苍蝇和跳蚤。也正是在相近的时间段，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原731部队负责生物武器研发的细菌战专家石井四郎，被美国派赴朝鲜前线。美国官方的公开表态是，石井的任务是调查美军中的不明死亡现象。
石井四郎。来源/纪录片《杀人狂魔石井四郎》截图
为什么美军会利用石井？真的是因为技不如人？这里要澄清一个长期存在的认识误区：实际上二战期间，日本在生物武器的总体水平上，远远落后于美英。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体现在细菌炸弹上。细菌炸弹的抛撒过程，需要用炸药炸开壳体；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大的技术难点，就是如何避免高温高压的炸药燃气，把炸弹中的大部分细菌杀死。日本一直没有能成功克服这个难关，不得不采用强度很差、易碎的陶瓷来做弹体材料；这样的武器，实际上不具备合格的运输、挂载作战能力。
美国在二战期间就突破了钢壳细菌炸弹技术，并且有能力将其量产。但由于国内法律法规的限制，美国和英国这两个二战期间的生物武器强国，都没有条件进行较大规模的人体实验，因此在这方面的数据资料积累上远不如日本。
日本投降后，美国出于获得相关人体实验资料，以及有相关经验技术人员的目的，豁免了731部队的战犯罪行，大量留用包括石井在内的人员。这是历史上极为丑恶的一幕：一群犯下骇人听闻的反人道战争罪行的战犯，反而因为自己的罪行逃脱了应得的制裁。
抗美援朝志愿军在雪地上发现美军投放的昆虫。来源/纪录片《杀人狂魔石井四郎》截图
在20世纪中叶，生物武器（当时以细菌为绝对主力）虽然已经臭名昭著，但直到70年代之前，都没有被主流国家缔结公约所禁止使用。事实上，美国最后一次严肃考虑在战场上使用生物武器，是在1965年之后的越南战场上。
反常的自然现象、具备恶性嫌疑的战犯奔赴前线、缺乏国际政治体系的针对性制约，都不得不使志愿军重视起这样一种可能性：美国人是否在策划实施“细菌战”？怎样才能有效地应对“细菌战”的威胁，并进行有效的回击？
美军播撒细菌昆虫范围示意图。来源/纪录片《国家记忆》截图
防疫管制
志愿军司令部对此高度重视，一方面将相关信息转告党中央；另一方面又发动一线部队官兵警惕和报告类似现象，并得到大量的信息反馈和疑似作为细菌宿主与投放容器的实物证据。
志愿军战士捕捉细菌虫。来源/纪录片《国家记忆》截图
在一个月后，根据党中央的判断和指示，《人民日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政府的名义，在头版头条刊载了新闻，谴责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大规模进行“细菌战”，并展示了散布容器和细菌涂片的照片。相关新闻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轰动。
很快，在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宫乃泉的组织下，国内又派遣了一个30余人的专业防疫检验队奔赴朝鲜，协助志愿军进行反“细菌战”。除了负责摄影和其他技术工作的十余人外，他们均是医学和生物学相关领域的专家，包括：昆虫学家何琦；跳蚤专家柳支英；寄生虫专家吴光、包鼎丞；细菌学家魏曦、陈文贵、方亮、谢知母、郭时钦、程知义；病毒学家郭成周；流行病学专家何观清、俞焕文、刘维通；青年科学家10人左右，包括任民峰、吴滋霖、胡介堂、李义民、李振琼、高韵调、刘育京等。其中陈文贵是鼠疫菌专家，抗战时证明过日军投撒鼠疫，对细菌战的认识尤其深刻。
防疫检验队抵达朝鲜后，志愿军卫生部部长吴之理将他们分成4个组，最大的一个组部署在志愿军卫生部附近。其余的三个组，部署在东、中、西三条线的兵团卫生处，并负责对基层送来的标本进行初检、指导现场防疫工作等。在初检中怀疑带有细菌战剂的样品，会继续后送到成川大队本部进行第二次检测。
针对“细菌战”威胁的直接防御性措施，很快被制定下来。
在个人层面，志愿军要求参战官兵加强个人卫生管理，针对可能的传染性疾病普及注射了多种疫苗；日常活动中，每个人都要扎紧裤腿和袖口、并使用毛巾围住脖子，尽量减少跳蚤等寄生虫的威胁。
针对“细菌战”威胁，志愿军正在给朝鲜人民注射传染病疫苗。为应对美军在战争中悍然使用“细菌战”，我军派遣检疫部队入朝，展开大规模防疫运动
在战场环境层面上，志愿军设置了更多的对空监视哨，密切监控是否有美军活动、特别是否有特殊类型的炸弹投下。一旦有可疑情况，必须立刻采集标本送后方检验，并通过播撒杀虫、消毒类药物，就地消除隐患。
一旦怀疑有指战员被疫病感染，疑似患者需要先隔离后报告，以第一时间阻断传染链。在当时的观念限制下，尤其具有魄力的一条决定是，允许相关人员解剖患病逝世人员的遗体，以确定真正死因。
特别是涉及遗体解剖的规定能够得以出台执行，彭德怀的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对于后来的战争医疗支持和军事医学基础研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意义已经超越单纯的细菌战威胁防控。
总体而言，志愿军制定的措施非常有效。它不仅抵御住了可能的人为细菌战威胁，也非常有效地针对朝鲜战场的当地自然疫情，形成非常强的抑制作用。在随后一整年中，志愿军的患病人员数量出现大幅度降低。
吴之理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1987年，一些参与过朝鲜战争的领导干部遇到他后还在感叹，美国搞出这么大的“细菌战”，我方竟没有一名死者，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
政治舆论攻势
另一方面，志愿军也在政治舆论领域发起了攻势，向国内外宣传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了生物武器；对内进一步激发、团结对美的斗争情绪意志，对外削弱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政治基础。这些方面的努力，包括组织接待国内外的多个调查团，举行相关听证会，组织美军被俘飞行员撰写相关文章并发表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等。
在这些舆论攻势中，几个调查团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国内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主要由社会各领域的名人组成，全部都是中国人。带队的二人，分别是时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以及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外联部副部长的廖承志。
美国“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团长李德全( 左)、副团长廖承志 ( 右)、秘书长官乃泉( 中) 等, 在朝鲜观看美军撒布细菌所用小降落伞纸筒等容器
国外调查团主要有两个，分别是国际民主法律调查团和国际科学家调查团，两个调查团的总体态度，都认为美国使用了生物武器，发起了细菌战。国际民主法律调查团的成员中不包括自然科学家，对于志愿军提供的结论接受程度很高；国际科学家调查团的成员，则全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对于相关证据的可靠性和说服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国际科学家调查团的团长是英国科学院院士李约瑟，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即由他提出。副团长是苏联科学院的茹科夫·维勒斯尼科夫院士。茹科夫对生物武器很有经验，曾是审判日本生物武器战犯的医学专家。其他人还包括巴西生物学家贝索亚教授、法国兽医专家马戴尔教授、瑞典临床化验专家安德琳、意大利生物学家奥利佛教授。
为了形成最有说服力的结论，中国也派遣了水平很高的专业人员，与国际科学家调查团进行对接和协同。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和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钱三强博士担任了联络员，陈述医师担任俄文翻译，热带病学专家钟惠澜和妇科教授严仁英担任英文翻译。
调查团首先在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奔赴朝鲜会见朝方和志愿军的代表。在听证会上，朝方和志愿军向调查团提交了涉及霍乱、鼠疫、跳蚤的多个案例，并得到调查团认可。随后调查团又在朝鲜北边的碧潼战俘营中，会见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美军飞行员战俘。
调查团回到北京后，发表了500页厚的黑皮书《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并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一报告书，成为随后中国在欧洲进行反“细菌战”宣传的最重要依据，并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反响。
反细菌战游行。来源/纪录片《国家记忆》截图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志愿军通过卫生防疫强化和开展政治舆论攻势，确保了自身不受伤害、并削弱了美国参战的法理基础，使其承受了政治舆论上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