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彭德怀引我走上抗战路”

　　我的朋友福斯特（全名约翰·伯特·福斯特）是一位正直、善良的美国学者，20世纪80年代曾作为外籍专家在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的前身）任教，我同他相识即在那一时期。

　　1934年，23岁的福斯特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在武昌一所教会学校任教，并在那里先后认识了圣公会武汉教区主教鲁茨、作家斯特朗及记者兼作家史沫特莱等人。福斯特告诉我，史沫特莱曾是他青年时期心中的一面旗帜，“她是帮助我认识中国的第一人”。

　　1930年代初，史沫特莱在上海撰写的有关中国社会状况的报道在美国见报后，福斯特常常阅读并被它吸引、被它感染，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远在万里之遥的东方古老国度——中国，并最终选择来到中国。在福斯特的心目中，史沫特莱不仅是一个满世界活动的自由撰稿人，而且是一个革命者、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眼下意外地在武汉见到了自己敬慕多年的偶像，委实令他喜不自胜。

　　抗日战争初期，武汉聚积了不少外国人，从政治立场看，左、中、右都有。1937年底，史沫特莱结束了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采访后来到武汉，与斯特朗一起暂居在鲁茨主教的寓所。他们都是坚定的“抗日派”，是时以史沫特莱为核心组织了“西北游击队后援会”，积极为八路军募捐、募集医药物品，并同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保持着密切联系。由于志同道合，福斯特很快便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1938年1月的一天，史沫特莱邀请福斯特来住所吃午饭，并告诉他：“今天你将见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将军。”此前，史沫特莱在山西抗战前线作战地采访时同诸多八路军将领建立了友谊，彭德怀便是其中之一。此番彭将军是应蒋介石之邀来武汉商谈军务的，这一天特意抽空来看望老朋友史沫特莱。会见时，福斯特、斯特朗，以及鲁茨主教和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在座。

　　到中国四年来，这是福斯特第一次同中国军队的高级军官会面，他显得十分好奇。彭将军身着合体的棉军装，腰间束着武装带，脚面以上小腿部扎着绷带，脚蹬一双皮鞋，看上去非常精明、干练。他待人和蔼、有礼貌，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见到史沫特莱时他的第一句话是：“你好，史沫特莱同志。”史沫特莱高兴地把在场的各位一一为他作了介绍。

　　当介绍到鲁茨时，彭德怀认真地说了一声：“你好，主教。”鲁茨则笑答：“欢迎你，彭将军”，并指着弗朗西斯说：“这是我的女儿，弗朗西斯”。将军高兴地对姑娘说：“你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上帝会保佑你的。”话音刚落，众人一片欢笑。这一刻在福斯特的心中留下了极其温馨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