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上世纪六十年代，为什么印度打了我们四年，我们才反击?

　　1964年7月9日，毛主席同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说到美国指责中国侵略其他国家这个事，他说：

　　“说我们侵略了印度，那是因为印度打进了我国几十公里，它打了好几年，我们才自卫还击。一打就打回了老国境。在几千公里的老国境线，印度人跑光了，没有军队，那我们就撤回来了，撤到帝国主义规定的所谓新国境线，这条线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从这里后退二十公里，设立了缓冲地区。”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面对美国人在朝鲜的武装干涉，毛主席旋即表示“不能置之不理”，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集团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斗争。中国敢于跟美国面对面斗争，而对力量远远不及中国的印度的武装挑衅，为什么要在它打了好几年，才自卫还击呢？

　　其中的原因，不是中国实力不允许，打不过印度，而是另有原因。

　　中国与印度有着传统友谊，西游记里的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去的就是印度。中印两个国家世代友好，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新中国成立后，印度共产党即发来贺电，毛主席在给印共中央总书记兰那地夫的复电中说：

　　“全中国人民读到你的电报里所表现的印度革命人民的兄弟友爱，都将感觉欢欣和骄傲。印度人民是亚洲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之一，它的过去的命运和将来的道路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点。”

　　1950年4月1日，印度与中国建交，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1950年5月20日，毛主席在接受印度首任驻中国大使潘尼迦递交国书时致答词说：

　　“中印两国，国境毗连，在历史及文化上均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近世纪来，又都为挣脱自己民族的厄运，进行过长期而勇敢的斗争。存在于贵我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同情与关怀是深切的。现在中印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已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发展与巩固，而且与此而俱来的亚洲两大国家人民的真诚合作，必将大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持久和平。”

　　中印建交的当初几年里，两国交往密切频繁，但随着中国向西藏进军，印度的扩张主义者对中国产生了戒心，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产生了间隙隔阂。印度方面称中国进军西世藏是侵略，希望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中国方面则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并不意味着不进军西藏。尽管有此矛盾，毛主席在维护中国利益和根本原则的基础上，始终维持中印友好的大局，努力不使双边关系偏离和平的方向。

　　1950年10月22日，毛主席针对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作出批示：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

　　1951年1月26日，毛主席出席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为印度国庆举行的招待会致词说：

　　“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节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

　　1952年4月6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告西北局、新疆分局的党内指示，指出西藏工作的方针是以“自力更生，生产自给”为基础，虽然“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同时必须要做的工作是：

　　“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印度在联合国上关于朝鲜战争战俘遣返问题提出议案，议案建议设立由中立国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组成的特别遣返委员会，来处理朝鲜战争中战俘交换工作。这项提案被毛主席称为“荒谬提案”，却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此，中方致电联合国大会，称“根据印度提案所通过的这个以战俘遣返问题为中心内容的非法决议案，是完全以美国方面一直无理坚持的、被公认为违背日内瓦公约和国际公法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或‘不强迫遣返原则’，亦即实质上强迫扣留战俘的‘原则’为其基础的。”

　　关于战俘交换问题，毛主席曾提出将印度提名为接管战俘唯一中立国的方案，相对来说，他对印度还是更信任和放心一些，他的理由是：

　　“亚洲国家应当团结互助，帝国主义总是对我们没有好心的，中国对印度则是信任的。”

　　一 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 ，中国政府代表团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 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 《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根据协定，印度政府愉快地同意撤退其在中国西藏地方的武装卫队，并愉快地同意将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驿站和邮政、电报及电话等企业以及其全部设备交给中国政府。“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后来一直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

　　1954年9月30日，毛主席会见由印度总理尼赫鲁夫人乌玛·尼赫鲁率领的印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对中印关系，他说：“我们亚洲国家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都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我们东方国家的人容易互相接近，容易谈得拢。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起来就等于世界人口的一半，我们应当增加相互的接触和来往，不互相损害，而互相帮助。”

　　谈起周恩来同尼赫鲁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主席说:

　　“这五项原则应当普遍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五项原则已经是世界闻名了。”

　　1954年10月19日，毛主席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他说：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

　　会谈的时候，毛主席指出印度没有必要跟着美国走。最后，他跟尼赫鲁说：

　　“我还想跟尼赫鲁总理谈一谈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是否有利益的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是利小害大的。如果以后再要搞，究竟会怎么样？我另找机会同你谈。”

　　1954年10月21日，毛主席在出席印度驻中国大使赖嘉文为尼赫鲁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同尼赫鲁谈话指出:

　　“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

　　1954年10月23日，毛主席再次会见尼赫鲁，跟他谈战争问题，他说：

　　“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看谁拿着武器，看掌握着武器的战士们认为什么对他们最有利，看谁会打仗。此外，还有一条经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防御者胜利，进攻者失败。最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再打大战的结果，是对侵略者不利的。归根结底一句话，不打仗最好。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印度也是这样。总之，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1954年10月26日，毛主席第三次会见尼赫鲁，依依惜别，他引用了屈原的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以此表达他与尼赫鲁之间的离别感受，也是表达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他说：

　　“印度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印度好了，对世界是有利的。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这是尼赫鲁总理可以感觉到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这一点可以从我们这几次会谈，从过去几年我们的合作，从周总理访问印度时受到的欢迎和进行的恳谈看得出来。尼赫鲁总理主张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并且表示希望赞成和平的国家日益增多。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不论是朋友之间、国与国之间或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

　　1955年12月8日，毛主席会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拉·库·尼赫鲁和夫人，他说：

　　“我们同印度人好谈话，因为谈话时不要防备，讲错了话不要紧，你们不会抓住这些错话来整我们，同样我们也不会整你们。这是由于我们有很多共同之点，不仅我们的地位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大家都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有机会的话，我很愿意去印度。”

　　1956年9月26日，毛会见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谈到中尼关系时说：

　　“印度是我们两国的共同朋友，同印度做朋友对我们两国都是有好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着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会侵略你们，你们也不会侵略我们。我们三个国家都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建设我们的经济生活和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我们这三个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我们亚非国家都联合起来。”

　　1956年9月29日，毛主席设宴招待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和夫人，他致词说：

　　“我们两同之间有一座山，这座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座山不仅连结着中同和尼泊尔，而且也连结着中国和印度。所以，印度、尼泊尔和中国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们都是近邻。”

　　1956年月10月12日，毛主席会见印度军事代表团，对中印关系，他说：

　　“我们对你们是没有戒心的，因为是友好国家，是朋友。你们与美帝国主义不同，我们对美帝国主义是有戒心的。我们打了几十年仗，已经打得厌烦了，老百姓也都要和平。”

　　1957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苏联克里姆林宫住所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他说：

　　“尼赫鲁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印度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这是反帝的一面。印度的独立，印度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态度，印度参加组织亚非会议，印度同中国建立友好邦交，这都是好的。同时，他的外交政策也有软的一面，他不敢过分得罪帝国主义。”

　　1957年12月14日，毛主席会见由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分别率领的缅甸友好代表团和缅甸经济考察团，他说：

　　“我们同印度、缅甸、老挝、柬埔寨都是友好的邻国，所以我们对我国的西南部很放心，对北部也很放心，因为有苏联、朝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不放心的是东部，美国利用这些地方搞我们的鬼。我们的海岸线很长，有一万八千多公里，所以我们要更注意海防。中国国家大，事情多，连管自己都管不过来，怎么还会想到去侵略别人呢？”

　　1958年7月28日，毛主席接受印度新任驻中国大使帕塔萨拉蒂递交国书并致答词说：

　　“中印两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令人传颂的友谊。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由于殖民主义者对西亚的侵略致使国际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我深信，中印两国必将更加高举五项原则的旗帜，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努力。”

　　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发生叛乱，西藏军区部队很快平定叛乱。

　　1959年3月27日，毛主席审阅修改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稿，修改加写道：

　　“中国与西南邻国的关系，首先是我国与伟大友好国家印度共和国的关系，是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在一丸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的，现在和将来，为了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都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些原则坚持到底。中国政府人士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三月二十三日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友好的。中国方面从来没有干涉过印度的内政，也没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上谈论过印度的内政，并且认为对-个友好国家的内政进行这样的谈论是不礼貌和不适当的。”

　　1959年3月底，毛主席阅印度报业托拉斯三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对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公报说叛乱指挥中心在印度噶伦堡一事进行辩解的报道，印外交部发言人辩解说印度政府一再向来自西藏的叛乱分子表明，不应该在印度领土上搞任何反对一个友好国家的政府的宣传活动，毛主席批注说：

　　“为什么不公开？谁也不知道印度政府有这样‘友好'的措施，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人们才知道。亲爱的印度朋友们，不要轻信那些西藏人，他们指挥西藏叛乱活动是秘密的，你们不知道，我们可知道呢！”

　　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西藏平叛问题说：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

　　1959年4月20日，毛主席同胡乔木、吴冷西修改《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稿，他加写了一段话：

　　“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彩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啊！简直是卿卿我我，难舍难分。”

　　1959年4月25日，毛主席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致信彭真、胡乔木、吴冷西，他说：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同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气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回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

　　1959年4月28日，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题为《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电讯稿。文中说：

　　“我们的印度朋友没有惧怕的理由。我们家事还忙得不亦乐乎，还有闲工夫管别人的事吗？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原则上不许可干涉别人内政。但是也请你们不要管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闲事，并且最好少嚷嚷。嚷是无益的。你嚷我必嚷，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此电讯稿未发表）

　　西藏叛乱前后，印度出现了大量诽谤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和行动，客观上对西藏叛乱分子起到了鼓励的作用，对中印友谊产生了消极不利的影响。对此，中国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严厉的驳斥。

　　1959年5月13日，毛主席审阅中国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的答复稿，加写的一段话中说：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 值 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

　　1959年5月15日，毛主席会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关于印度问题，他说：

　　“中国和印度吵架不过是一件小事。我们这两个国家的友好关系有一千多年了，难道因为这么一个小指头大的小事情就把两国的友谊闹翻了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中国人民的敌人在哪一个方向，在西南方的印度吗？不是。我们的一切防御阵地在东方，从鸭绿江到海南岛，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美国在许多国家设置军事基地和在台湾设置军事基地的目的都是对着我们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主要矛头也是向着我们的。和印度吵架，是因为西藏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印度政府想把西藏拿到手里，形式上中国所有，实际上它在那里办事。就是这么一种情形，所以架就必吵。”

　　1959年8月25日，印度武装部队侵入中国领土，挑起武装冲突，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

　　1959年9月8日，毛主席会见阿富汗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纳伊姆，对中印问题，他说：

　　“我们需要和平。我们现在很忙，我们会不会侵略印度，你们将来就会看到。印度反动分子要亲美，要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想把我们包围起来。这个组织不仅威胁中国，还威胁到阿富汗、锡兰、柬埔寨、印尼等国，这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很愿意与尼赫鲁先生讲和，以友好的态度解决问题，不愿意印度掉入美国手掌中。我们没有说过印度是侵略者，在政治上它与西藏叛乱分子是有联系的。他们搞在一起，过去在拉萨，现在在穆索里。印度挑起西藏事件和边界问题的纠纷，结果是印度人民吃亏。印度很早就承认中国了，印度在联合国支持我们，我们与印度的纠纷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友好的。美国人在背后逼我们，我国与印度为什么不和好呢？整个亚洲在万隆原则上团结起来，这是大势所趋，吵架不能解决问题。”

　　1959年10月1日，毛主席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谈到中印关系，表示不会侵占印度一寸土地，他还说：

　　“西藏解放八年来，我们没有动原来的政权，没有动它的军队。我们原来准备今后四年之内还不动。我们只是在那里驻有两万多军队，上层反动分子对这两万多人不满，尼赫鲁也在中间挑拨，以致发生了叛乱事件，目的是想赶走这两万多军队。这样我们进行了反击，很快先把拉萨控制起来。从今年三月到六七月间，我们已控制了西藏全部局势，并开始了土地改革。这当然使尼赫鲁不高兴，在半年之内发起了两次反华运动。这样搞一下也好，反倒把问题澄清起来。”

　　1959年10月2日，毛主席与来华参加国庆节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谈，赫鲁晓夫指责中国在同印度的争论中不克制，突然发生了流血冲突，毛主席回应说：

　　“这是局部的纠纷，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是双方的士兵打的。我们是事后知道的，尼赫鲁也是事后知道的。现在，他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退了两个地方。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的西藏军区也不知道。”

　　1959年10月14日，毛主席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发安东诺夫，关于中印关系，他说：

　　“只是在边境上的一个地方发生了械斗，而印度资产阶级却利用这个机会来大吵大闹，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中国的大陆上还有一个殖民地，这就是澳门。我们中央的方针是目前不拿，让它去。有人说我们好战！你看，这是好战吗？我们不要战争，我们不要别人的领土，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够我们做了。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好建设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可以取得绝对优势。”

　　1959年11月3日，毛主席召集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雷英夫开会，讨论中印边界等问题，谈到印度军队十月二十一日再次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被击退的情况，毛主席说：

　　“我想提这么一个建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实际控制线，两国军队相距在二十公里以内的，各退十公里，整个全线，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原先已经相距二十公里的，那就不要退了。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还是按照实际控制线，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一 个和平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 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这还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尼赫鲁说双方撤出朗久，我就扩大成整个实际控制线，我们爱好和平就达于极点了。”

　　1959年11月10日，毛主席召开会议研究印度对中方提出的，从实际控制线撤退十二英里的建议的反应，据外媒报道虽然印方未接受建议，但认识到了中方的“和解精神”，毛主席对此评论说：

　　“印度政界人士这样说，是值得注意的，他们认为是富有和解精神了，那就不是侵略精神了。总而言之，现在不说是侵略了。我们的确是和解，继续冲突有什么理啊！这两次冲突谁也不知道，就冲突起来了。第一次冲突不知道，第二次冲突也不知道，是事后才知道，事后还隔一个时间才知道。向后退的事情，我们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退，但是这个退，是你也退我也退，不是我一方退。打仗谁都怕，但是你单怕有什么办法呢？怕，他也要打，尽管你怕得要死，他还是要打。你这个怕有什么用处呢？那末，我不如不怕。是你要打，反正我们是不发动战争的。”

　　1960年3月18日，毛主席会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柯伊拉腊和夫人等，谈到中印问题，他说：

　　“我们同印度有过一些别扭，不要紧，马上就会过去的。我们的利害相同，都是不发达的国家。说中国侵略印度，是不真实的。人家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要别人的土地是犯罪的。你们尼泊尔的二寸土地我们都不要。我们同印度吵了一年架，但还是朋友。朋友吵架是常有的，夫妇之间、兄弟之间都吵架。”

　　毛主席向印度释放的和平善意，印度并没有领会和接受，反而变本加厉了。一九六二年七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西段分三路向中国巡逻队进逼挑衅，建立侵略据点；侵入中国新疆奇普恰普河谷地区向中国边防哨所突然发动进攻。对印度的蚕食政策，中国边防部队针锋相对。至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边境斗争升级，印军加紧备战，准备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尼赫鲁扬言要把中国军队从东北边境赶出去，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叫嚣"我们将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

　　1962年10月17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炮击中国边防部队的前沿阵地，进行大规模武装挑衅。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连续发动进攻。晚十一时，毛主席签发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歼灭人侵印军的作战命令。命令指出:

　　为了保卫祖国边疆，中央决定进行反击战役。

　　1962年10月20日，我西藏边防部队、新疆边防部队在东、西两段同时实施自卫反击战，一举将入侵印军给予了毁灭性打击。 此战共毙敌4800余人，俘3900余人。

　　打退入侵印军后，中国军队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宣布全线停火，主动后撤。

　　1962年11月 2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从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声明说:

　　“中国政府真诚期待印度政府作出积极的响应。如果印度军队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留在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1963年1月5日，毛主席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感谢她为中印边境调解做出的努力，他说：

　　“现在中印边界问题未解决，出了纠纷，需要朋友们协助解决。如果印度同意谈判，那就愈快愈好。过去闹了四年，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如果能很快解决，就可以省掉朋友们的奔走。现在看来，朋友们的奔走还省不了。”

　　1963年2月19日，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听取中印边境反击作战前线最高指挥官张国华汇报，毛主席说我们“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

　　毛主席所说的“政治军事仗”，是毛主席对印的基本态度，他一直在避免与印度兵戎相见，他对中印的友好相处一直满怀期待，他希望中国与印度的人民应该生活在世代友好的和平环境里。对印反击作战，非毛主席所愿，而是迫不得已，虽然中印双方发生了武装冲突，但他还是希望把局势控制在局部范围内，并不想扩大战争的规模，更不想将战争时间延长，因为他一直没有放下中印友好的大局。

　　1965年9月19日，毛主席审阅周恩来当时报送的外交部对印度政府九月十七日来照的复照稿。复照稿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在九月十九日午夜以前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毛主席批示说：

　　“总理:只限一天，太匆促了，事实上印度方面办不到，也难得到各国和印度人民同情。改为限两天内拆掉如何？或者改为在三天内，即二十一日午夜。这样可能获取各国和印度人民的同情，更好些。请酌定。"

　　1968年5月28日，毛主席会见尼泊尔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比斯塔，谈到中印关系时，毛主席说:

　　“印度这个民族还是好的，无论哪国人民都是好的。印度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我们两国还有外交关系。”

　　1970年5月1日，毛主席同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米希拉谈话时说:

　　“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是伟大的人民，我们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

　　对印自卫反击作战，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场重要的对外作战，从这场战争中能够较为全面地洞悉毛主席的军事斗争思想、外交思想、政治斗争思想，为后世的人们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