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穷”、“危”是民国历史的底色

　　近年来，一些文艺作品对民国历史的描述和情感表达出现诸多偏差，比如把民国描述为学术风气自由开放，文人或颇具风骨、或温文尔雅，知识分子名利双收，才子佳人各得其所，京沪宁汉歌舞升平，等等。这些错误导向的持续发酵，将部分公众对民国历史的一般兴趣转化为全面肯定民国历史的社会思潮，引发公众舆论的无端分裂和对立。那么在天花乱坠的浮光掠影之下，从1912年到1949年这38年的民国历史，其底色究竟为何？

　　民国之“乱”

　　民国历史的第一个底色是“乱”，突出表现为政治纷争、军阀混战、社会失序。北洋政府时期，政治纷争和军阀混战十分突出。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仅仅存在了三个月。旧的国家制度被废除，新的国家制度却未真正建立起来。袁世凯毁弃《临时约法》，致“天坛宪草”流产，又制定“袁记约法”，架空责任内阁，解散国会，最后上演帝制自为。皖系军阀段祺瑞上台后又出现“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安福国会”等变乱。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掌控政权后又上演迎黎驱黎、贿选总统、贿选宪法等政治闹剧。奉系军阀张作霖上台后则“不要国会、不要宪法”，建立所谓“安国军政府”。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当政治纷争激化以后，战争便随之而来。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等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孙中山沉痛指出，“现在民国的景象，还是在分裂之中，到处都有战事”，“没有一年可以得太平”。据统计，从1912年到1922年的短短10年间，就发生过179次兵变，仅1922年一年就多达45次，除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以外，绝大多数都是纯粹的军阀混战。当时在北京政府陆军部任职的徐永昌在日记中颇为感慨地写道：“百万军人之血战为公者几事？”晚清维新派的康有为和陈三立，目睹民国乱局，以联句诗表达悲愤：“伟人渫血苦生民，霸王高视叹儿戏。尚赖霖雨洗甲兵，还我江山严净地。”1918年7月，英国《泰晤士报》刊载评论，“中国目下之混乱情形，殊无急救之方，盖各省督军之权愈膨胀，其中央之威信则愈形凋敝，甚至中央行政之权反为各督军所左右，事之颠倒，未有如今日中国局势之所趋也”。

　　1926年，奉军多次出动飞机轰炸北京。图为被奉军飞机炸毁的北京天和玉饭馆文仕博档馆/供图

　　1928年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形式上的统一，但“乱”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北伐取得重大胜利之时，背信弃义，实行“清党”，屠杀共产党人，使国民党蜕变成代表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军政集团。国民党执掌政权后，新军阀争权夺利，发动规模更大的混战，如唐桂战争、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等。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倾轧和纷争频繁发生，如蒋胡之争、蒋汪之争、蒋桂之争，还有蒋介石黄埔系与CC系、新政学系的纷争等。蒋介石的治国方略就是“合纵连横”之术。他在日记里写道：“联冯制阎，或联阎制冯，或双方并联，使其互相牵制。”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似此办法，决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象。”军统特务唐纵在日记中写道：“党内派系对立，门户森严，有人调停，终无希望。”混战、斗争、内讧等各种乱象，贯穿于国民党统治始终。与蒋介石争斗半生的李宗仁在晚年回忆录中指出，蒋介石“为政不以德，一切以权诈武力为能事，则内战必无已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