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穷”、“危”是民国历史的底色
近年来，一些文艺作品对民国历史的描述和情感表达出现诸多偏差，比如把民国描述为学术风气自由开放，文人或颇具风骨、或温文尔雅，知识分子名利双收，才子佳人各得其所，京沪宁汉歌舞升平，等等。这些错误导向的持续发酵，将部分公众对民国历史的一般兴趣转化为全面肯定民国历史的社会思潮，引发公众舆论的无端分裂和对立。那么在天花乱坠的浮光掠影之下，从1912年到1949年这38年的民国历史，其底色究竟为何？
民国之“乱”
民国历史的第一个底色是“乱”，突出表现为政治纷争、军阀混战、社会失序。北洋政府时期，政治纷争和军阀混战十分突出。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仅仅存在了三个月。旧的国家制度被废除，新的国家制度却未真正建立起来。袁世凯毁弃《临时约法》，致“天坛宪草”流产，又制定“袁记约法”，架空责任内阁，解散国会，最后上演帝制自为。皖系军阀段祺瑞上台后又出现“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安福国会”等变乱。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掌控政权后又上演迎黎驱黎、贿选总统、贿选宪法等政治闹剧。奉系军阀张作霖上台后则“不要国会、不要宪法”，建立所谓“安国军政府”。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当政治纷争激化以后，战争便随之而来。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等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孙中山沉痛指出，“现在民国的景象，还是在分裂之中，到处都有战事”，“没有一年可以得太平”。据统计，从1912年到1922年的短短10年间，就发生过179次兵变，仅1922年一年就多达45次，除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以外，绝大多数都是纯粹的军阀混战。当时在北京政府陆军部任职的徐永昌在日记中颇为感慨地写道：“百万军人之血战为公者几事？”晚清维新派的康有为和陈三立，目睹民国乱局，以联句诗表达悲愤：“伟人渫血苦生民，霸王高视叹儿戏。尚赖霖雨洗甲兵，还我江山严净地。”1918年7月，英国《泰晤士报》刊载评论，“中国目下之混乱情形，殊无急救之方，盖各省督军之权愈膨胀，其中央之威信则愈形凋敝，甚至中央行政之权反为各督军所左右，事之颠倒，未有如今日中国局势之所趋也”。
1926年，奉军多次出动飞机轰炸北京。图为被奉军飞机炸毁的北京天和玉饭馆文仕博档馆/供图
1928年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形式上的统一，但“乱”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北伐取得重大胜利之时，背信弃义，实行“清党”，屠杀共产党人，使国民党蜕变成代表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军政集团。国民党执掌政权后，新军阀争权夺利，发动规模更大的混战，如唐桂战争、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中原大战等。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倾轧和纷争频繁发生，如蒋胡之争、蒋汪之争、蒋桂之争，还有蒋介石黄埔系与CC系、新政学系的纷争等。蒋介石的治国方略就是“合纵连横”之术。他在日记里写道：“联冯制阎，或联阎制冯，或双方并联，使其互相牵制。”冯玉祥在日记里写道：“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似此办法，决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象。”军统特务唐纵在日记中写道：“党内派系对立，门户森严，有人调停，终无希望。”混战、斗争、内讧等各种乱象，贯穿于国民党统治始终。与蒋介石争斗半生的李宗仁在晚年回忆录中指出，蒋介石“为政不以德，一切以权诈武力为能事，则内战必无已时”。
政治和军事之乱，必然导致社会之乱。土豪劣绅称霸一方，为所欲为，“对于地方事，操持把持，长县政者，亦无法制止”；土匪盛行，官匪一家。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记者在冀南调查发现，“仿佛已到世外之蛮乡，或恍如置身上古之乱世，夫以中原文明之民，而群迷信归依于所谓红枪会、白枪会、黄沙会、黑枪会、绿枪会、花枪会、孝衣会、孝帽子会、篮子会、九公会、八卦会、真武会”，“在此等会者，竟占全人口之半。然此犹不足异也，此外更有所谓邪门教，盛行于豫北、冀南”，“其组织有帝皇、正宫、西宫之称，其等级有尚书、侍郎、状元、榜眼等之设，其人着红衬衣、黄臂章”。论者进一步指出，“吾侪万勿笑此辈同胞大众之愚也”，“盖其迷信神权，乃出于不得已及无聊赖”，“非其果愚也，诚以人类本能，首欲求生”，“试观股匪遍地，劫掳时闻，人民无所呼吁，舍求神外，尚有何策？”“为匪尚可暂求生存，且可身免绑架”，“故强梁而不乐坐以待毙者，则趋于匪”，“各种枪会也，匪也”，“民团也，其本质一耳，皆为生存挣扎之可怜虫耳”。这段史料反映的社会问题具有普遍性，从中可洞悉被后人吹捧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在时人看来就是“世外之蛮乡”、“上古之乱世”。
民国之“穷”
民国历史的第二个底色是“穷”。民国之“穷”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上的“穷”，二是社会事业的“穷”。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穷”是就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帝国主义及其代言人可是盆满钵满、锦衣玉食。
先说经济上的“穷”。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造成广大农村土地抛荒，农民破产。1913年8月，有论者指出，“连遭兵燹，工商停歇，田亩荒芜”，“我国今日之乱，尚为发端之始，而欲观其终局之如何，后顾茫茫，正不知其所极矣”。1914年，时人评论道：“无论国家经济，个人经济靡不以入不敷出为虑。信乎其为贫国矣！”1921年，《大公报》载陕西人民之困苦状况：“陕西兵连祸结，血战三年，闾阎邱墟，田园荒芜，膏血盈野，尸骸积山。数百万颠连困苦之灾黎，速死不得，求生乏术，逃亡无所，呼告无门。”
工厂工人的情况也非常悲惨。1922年，《大公报》报道唐山工人贫困悲惨状况：“近来天气严寒，而一般工人皆在旷野露宿，饮食亦不得温饱。病者亡者，无日无之。观以上之情之状，实令人可悲可惨。闻该工团，近日在车站附近，搭苇席棚一处，长约半里许，以为工人会食之所，每日两餐时间。全体工人，及工人眷属，扶老携幼，皆赴该棚会食。情状颇为可惨。”
在兵连祸结、政府腐败的背景下，自然灾害更是让民众生活雪上加霜。1923年，《大公报》披露，“河南连年水旱为灾，困苦已达极点”；“灾情之重，较庚申、辛酉尤甚。据官场调查，被灾县分，已达五十七县，实际尚不止此”；“九十余县，大都十室九空，或哀鸿遍野，或竟渺无人烟”。1924年，时人在《大公报》发表评论：“民国自坠地以来，今兹已为第十三载之开始矣。回首此十二载中，疾病患难，困苦颠连，不啻与有生以俱来。而在此十二载中，国民所得回忆之反响，惟有痛苦，忧伤，纷乱，战栗。呜呼！……然则我国人处此天日沉沦、黑漆漆午夜风狂、急湍漏舟之中，复有何希望之可言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天灾人祸仍在恶性循环，人民贫困没有丝毫缓解，正如《大公报》的“述往思来”：“已往十二年如是，来者十二年可知。”为了维持反动统治，国民党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军队，军费开支规模极为庞大：1927年1.31亿元，占财政支出的88.4%；1933年增加到3.7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48.5%。巨额军费造成财政严重匮乏，为弥补亏空，国民政府只能加紧搜掠人民。黄河流域农村形势严重恶化，阎锡山承认，被称为“模范”的山西省“农村经济，整个破产，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农雇农，以致十村九困，十家九穷”。向来以富庶著称的长江流域，“农民生计更濒绝境”，陷入“普遍之日趋贫困”的境地。经济条件本属优渥的华南地区农村萧条破败，粤桂也进入“经济破产”行列。
全面抗战期间，大片国土沦陷，关税、盐税、统税等重要税源收入锐减，加之战争消耗，大后方经济形势极其严峻。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虽然采取统制经济政策，但不足以支撑财政需求，为弥补财政开支便滥发纸币。1945年货币发行量是1937年的629倍，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速度不可遏制，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如果说抗战期间的经济破坏尚可把日本帝国主义视为罪魁祸首，那么抗战胜利后人民贫困持续加剧，国民政府难辞其咎。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建国的美好意愿，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46—1948年，国民政府军费开支平均占财政支出的61%，财政赤字平均占财政支出的65.3%。为弥补巨额赤字，国民政府滥发纸币更甚，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持续恶化。最严重时，法币发行量单日增加10万亿元，急剧贬值，完全丧失货币信用，上海群众戏称“擦屁股太硬，糊窗户不亮”，连废纸都不如。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发起所谓“币制改革”，强制民众将黄金、白银、外币兑换为金圆券，企图稳定金融秩序。然而，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其发行量超过原定发行总额的65000倍，贬值甚于法币，民众资产被洗劫一空。
有观点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族工业得到极大发展。实际上，中国民族工业经过1927年至1929年的短暂发展后，从1930年开始呈衰败趋势。以工商业最为发达的上海为例，1934年，新设立工厂仅28家，而改组或歇业者就有361家。1935年，国内多数工厂都面临资本不足的困境，纺织业工厂“咸陷于全部或局部停工之境”，水泥业“国内各厂几乎无不受重大损失”，火柴业“承上年罢弊之余，依然如故”。国民政府对工业的投入微乎其微。据统计，1929年至1933年，政府用于工业建设的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6%、1.34%、1.53%、2.43%、1.21%。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为发动内战，把大量资源用于军事，无心力发展社会经济。更加恶劣的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利用特权，大肆侵吞国家和民众财产，民族工商业遭遇严重困难，纷纷破产。据统计，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20多个城市，倒闭工厂、商店多达27000余家。1948年初，天津工厂已倒闭70%—80%。1947年12月，民族企业家荣德生赋诗曰，“课税横征猛于虎，金融诡计狡如猱”，以此表达对国民政府压榨工商业的愤怒。
再说社会之“穷”。民国时期的事业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绝大多数国民是文盲和半文盲。据统计，民国文盲率高达80%。高等教育虽有些特色，但受教者比重极低，教育处于严重畸形、不均衡和普遍落后的状态。民国时期的科技事业亦十分落后。1936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坦陈，科学在中国“到此刻也还只是在萌芽中”，“晓得我们是一个科学落后的国家。一切都不如人家，一切都比不上，这是一件不可掩饰、也是不必讳言的事实”。医疗卫生事业就更落后了，现有资料表明，民国时期人口平均寿命为35岁，即便考虑战争因素，这一数据也足以证明当时医疗卫生水平的低下和人民生存环境之恶劣。
当时学术和文化环境也并非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开放自由”。近代中国处于历史大变局之中，民国时期的大学校园中，各种思潮、思想碰撞交锋。以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为代表的一批高等院校，成为传播先进思想、振奋时代精神、孕育革命火种的重要阵地，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思想启蒙和爱国救亡运动中，活跃着大学进步师生的身影。但必须说明的是，这是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争取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求索奋斗，并不符合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揆诸史实，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再到蒋介石，都是军事独裁者，严厉排斥和镇压异己，焉能容忍思想文化自由？一旦他们认为某位学者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便会亮出屠刀、痛下杀手。1919年6月11日，身为北京大学文科主任的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散发要求收回山东利权、惩办卖国官员的《北京市民宣言》，被警察当场拘捕。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后，舆论控制更加严密，特务暗哨密布，人民稍有不慎便遭秘密逮捕甚至暗杀。从杨杏佛、史量才到李公朴、闻一多，多少爱国文化人士和学者倒在国民党枪口下。1934年夏，冯友兰到英国讲学，途经西欧和苏联回国，后应邀作有关苏联见闻的介绍，竟因此被当局秘密逮捕。鲁迅在致友人信中说：“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它了。”冯友兰回忆说，当时“真是民无宁日，人人自危”。
民国之“危”
民国历史的第三个底色是“危”。晚清之际，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愈加深重，亡国灭种之患日甚一日。然而民国成立之后，中华民族不仅未能获得独立，外患危机反而更加严重。日本趁袁世凯称帝期望得到外援之机，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就此指出，“日本此次乘世界之变局，强携我国家若民族濒于万劫难复之域，而堕之于九渊之中”。1914年，日本趁德国忙于一战无暇东顾之际，侵入胶东半岛和胶济铁路全线。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关于山东问题交涉失败，日本侵华野心更加猖獗。1925年，侵华战犯松冈洋右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理论。
国民党掌握政权后，对列强特别是日本的侵华行动采取消极态度。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日军入侵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和察哈尔两省及河北东北部；1935年日军策划华北自治和培植汉奸殷汝耕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然而在此国家危亡迫在眉睫之际，国民政府一方面对日妥协退让，坐视大片河山沦陷，一方面推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之策，“围剿”工农红军，压迫东北义勇军和在上海抵抗日军的第十九路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发起“一二·九”爱国运动，这场运动很快从北京席卷全国，成为全国性爱国运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努力下，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基础。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抗战胜利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根本改变，民族危机没有完全解除。国民党为维持独裁统治，不顾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强烈呼声，悍然发动反共内战，企图重新把中国拉回由他们所主宰的那种腐败、内乱、贫穷、落后和受人欺凌的苦海。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关键的抉择——是走向统一还是走向分裂？是走向独立还是继续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是走向富强还是重蹈贫穷落后覆辙？是走向复兴还是继续屈辱沉沦？在这场事关民族命运的大决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局面，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从此站了起来。
“乱”、“穷”、“危”的根源
正确认识民国历史，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将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中解救出来，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只有从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出发，才能正确认识民国历史。
“乱”、“穷”、“危”三种底色贯穿民国始终，为什么民国无法消除这三种底色？1947年2月，《再生周刊》登载了两位农民的谈话。江苏常熟一位年过六十、家境原本尚可的农民说：“东洋鬼子经过几次，已经弄得一无所有，胜利后又遭劫两次，现在横也捐，竖要借……自己弄得穿的没有，食息不安，这日子怎么过呢？”另一位老农感叹道：“我听得说：废了皇帝改了民国就能安享乐业了，不料民国世界比皇帝世界加了几万倍的难过。”按年龄推算，两位老人家恰好经历了从清末到民末的历史变迁。他们对民国的评价甚至低于对晚清的评价，可谓对民国历史的“盖棺定论”。两位农民的谈话，道出了民国三种底色的根源。“东洋鬼子”代表帝国主义，“横也捐，竖要借”指的是国内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既是封建统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又严重依附于帝国主义势力，他们就是造成这三种痼疾的病灶。指望他们去根治沉疴绝症，就等于让他们自己去革自己的命，连阎锡山都明白：“不治，病必致命，治，须病命皆去。”因此，只要他们掌握着政权，中国就不可能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就被压迫、奴役的中国人民而言，从民国成立到结束的38年，是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真正的复兴之路。如果我们要在38年的民国历史中，寻找真正值得去歌颂、去弘扬的浓墨重彩，就是这一抹绚丽夺目的红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