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并非只有黑人奴隶制——谈谈19世纪美国的“工资奴隶制”

　　纽约工人激进派代言人迈克·沃尔什，用一个比喻揭示北方工厂里的“工资奴隶”比南方种植园中的黑人奴隶更悲惨的原因：后者是一个人的奴隶，而前者是一个阶级的奴隶，“如果一群人共同拥有一匹马，就会多骑它、少喂它。但如果是某个人单独拥有一匹马，那么就会好好照顾它，不舍得过度使用而危害它的健康”。

　　19世纪上半叶，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开启。据统计，1850年美国的工匠和技术工人超过128万，其中至少有一半丧失了生产资料，沦为雇佣劳动力。除工匠和技术工人外，还有约8.7万工厂工人、3.6万铁路工人、14.7万矿工等。在饱受剥削的工人看来，资本主义工资制度与南部种植园黑人奴隶制性质相同，而程度更甚，故称之为“工资奴隶制”。在19世纪上半叶工人的演说、决议、报刊文章以及请愿、游行、罢工等活动中，随处可见对这一制度的讨伐。

　　劳动成果被无情剥夺

　　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19世纪上半叶美国工人的艰难处境，正是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体现。工人虽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但大部分劳动成果被资本家窃取。19世纪出生于美国、后移民英国的著名工人活动家约翰·布雷宣称，既然剩余价值最终都落入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那么无论所有者是资本家还是奴隶主，其剥削过程和结果都相同。在纽约劳工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兰顿·毕勒斯比指出，身处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的工人，在地位上与美国南部种植园的奴隶并无二致，因为“奴隶制的本质在于一个人被迫劳动，而其劳动成果被他人窃取和享用。一个人被迫无偿交出自己劳动成果的比例，决定了他与奴隶相似的程度”。关注劳工问题的美国社会改革家霍勒斯·格里利同样赞成这一观点，认为只要工人不能完全获得自己劳动所得，只要雇主阶级能决定工人获得劳动成果的份额，这样的社会就是“奴隶制”社会。

　　19世纪30—40年代，在费城、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等地此起彼伏的工人抗议声中，“剥削”、“压迫”、“欺骗”成为常用词汇，“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成为普遍诉求。1832年11月3日，纽约州尤蒂卡市的劳工报纸刊登了讨伐资本家的长篇檄文，其核心是控诉剥削：“工人同胞们，你们有没有想过，社会的所有财富都来源于你们默默的、不间断的劳动，但你们的工资并不是劳动所得的全部，而只是很可怜的一小部分。资本家给你的，只是你付出劳动和汗水应获得的1/8而已，剩下的7/8都成了他们的利润。”纽约工人党在章程中列举“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时，把“拥有通过诚实劳动而获得全部劳动成果的权利”与“维持自身生命和身体完整”相提并论。纽约鞋匠工会宣告：“我们的劳动力是自己的财产，我们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处置自己的劳动力，就像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处置自己其他形式的财产一样。”制革工人也表示：“体力和脑力劳动是自己的实际财产，因而我们有权确定自己劳动产品的价值，不能听由欺压我们的人任意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