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将帅首次授衔珍闻，毛主席坚决不要大元帅衔
军衔体制的建立
为了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早在194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可能性。共和国成立不久，我国掀起了一场向苏联学习的高潮，当然军队也不例外。毛泽东指示:“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学到手，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革命军队。”1950年9月，朱德总司令在总干部部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军衔制度的问题。可是，就在军衔制的酝酿过程中，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也正是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使总指挥彭德怀深深感到我军实行正规化(当然包括军衔制)的必要性。一是部队来自各根据地，许多具体制度不一样；再是与美军谈判，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不便于平起平坐。彭德怀因病回国后，军队改革就由他直接来抓。这时，他却又产生了顾虑:军衔制是否会影响军队上下级之间的政治平等以及军民关系。1952年4月根据总干部部指示，“以德才资衡量干部现职”，进行全军干部级别评定工作，从军委主席到副排级共9等21级。例如，许世友、杨成武等评为正兵团级，张震、廖汉生等评为副兵团级，梁必业、万毅等评为准兵团级。全军干部等级制度的建立，为实施军衔制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年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从1954年起全军实行征兵制、薪金制、军衔制、勋章奖章制。
关于军衔制，1952年总政、总后、军务部和苏联顾问研究拿出第一方案，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即6等20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少尉；准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后因双方意见不一而未实施。1953年在充分考虑苏方意见、同时参考当时朝鲜的军衔制，并结合我军具体情况，拿出第二方案。即6等21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1953年末，中央军委召开了55天的高干会议，确定我国军队发展的总方针、总任务。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的规定，履行职权；同时又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的工作和上进心。”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同年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我军采用世界通用的军衔体制。军衔设6等19级:大元帅、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
荣誉面前的将帅风骨
1.毛泽东被提名为大元帅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颁布后，全军上下普遍关注，因为授衔是真正涉及全军每个人利益的大事。人民解放军从最早的革命起义部队，到红一、二、四方面军、陕甘红军、南方红军游击队，再到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再发展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华北军区、地方部队……面对28年的复杂变化过程，评衔工作做到公平合理，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为组织好这次授衔工作，中央决定由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总政兼总干部部主任罗荣桓直接负责，元帅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中央政治局审定；将官由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提名、报中央军委批准；校官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提出，报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在全军范围内统一平衡。授衔的主要依据是从资历、战功、德才和威望等方面综合考虑。
◆1955年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图为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会上作报告。
经过精心细致的工作，授衔初步方案出来了。在初评的军官名单中，毛泽东被提名为大元帅；元帅13人，除我们已熟知的10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大将14人，除我们已熟知的10人外，还有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
2.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对于这次授衔，许多高级干部表现出了高风格、高姿态，胸怀十分豁达。
曾任装甲兵司令兼政委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提名为大将后，寝食不安，几经考虑，写了降衔申请:“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能心安神静吗?……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就是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公正，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军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室里，举起他的降衔申请，激动地对朱、彭、林、贺等领导班子说:“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解放军兵团政委、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是主管这次评衔工作的，他也认真考虑着自己在评衔中的姿态——为了使评衔工作符合毛主席“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思想，做到公平合理，评出团结，鼓舞士气，便于工作，自己最好不要上将衔。于是他向罗荣桓主任写报告，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低授军衔。过了几天，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的名单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时，便把自己名字划去，改添到中将名单中。彭德怀、罗荣桓多次找他谈话说:“授予你上将军衔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够资格的嘛!”另外也有些老同志劝他：“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徐立清陷入矛盾中。恰在这时，徐立清听到毛泽东赞扬许光达让衔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觉得自己有了学习榜样，于是态度更加坚定，又先后给毛主席、党中央连续写信，要求低授中将衔。周恩来总理又亲自做工作:你是完全符合上将军衔条件的，不要认为自己是主抓这项工作的，勉强低授。然而徐立清为使评衔工作顺利进行而让衔的决心，终于感动和说服了周恩来。
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得知中央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说明自己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恳请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请求降衔说：“我们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曾任红军军团参谋长、解放军纵队司令、总参军训部副部长的孙毅，听说自己要被授予中将衔，顿时想到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心情昼夜不能平静，连忙向组织写信:“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我能活下来就比已死去的无数战友占了很大便宜，因此不敢再有任何非分之想。”最后还是毛泽东拍板，授其中将军衔。
3.毛泽东不要大元帅
1955年5月，赶制出来的大元帅肩章，连同大元帅服，配套挂在中南海一个临时展厅里。大元帅肩章是金黄色版面和正红色边，上端绣着国徽，下端用银线绣着白色五角星和星围的松枝。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被吸引到这里。毛泽东指着这金银相对、粲然生辉的肩章对贺龙笑着说:“穿戴上这套，一定很神气、很威武噢!”然而后来，在彭德怀、罗荣桓等同志汇报授衔工作，再次提出要给毛泽东主席授予大元帅军衔时，毛主席说:“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我当主席就行了，老百姓叫我毛大元帅会不习惯的。依我看，现在在地方上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随之他对刘少奇说：“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刘少奇当即表示不要军衔了。毛泽东又问周恩来、邓小平，他俩也摆手说不要了。毛泽东转身又问那几位被列入大将名单、但已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谭震林(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中共中央农工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张鼎丞(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他们也纷纷表示不要评了。
这样一来，对原定方案做了修改:不设大元帅衔，元帅衔10名，大将衔10名。在上将衔名单中，除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情况特殊者外，其他转到地方上工作的领导干部都不授军衔。另外，在授衔实施时增加了准尉衔。
◆1955年9月，周恩来在国务院授予将军军衔和勋章的典礼上。
在随后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委员们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为他们授衔：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功劳最大，应授予大元帅衔。刘少奇委员长和彭真秘书长，为此都作了解释和说明:许多同志已转业到地方上做党政工作，现在又是和平时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反复考虑，同意他们不要军衔的意见。当然，将来在特殊情况下，譬如发生了大规模战争，有了必要，仍可授予他们军衔，比方毛泽东就可出任大元帅，统领全军战斗。
细数将帅风流
首次授衔后至1964年，解放军又多次授衔和晋升了一批将军。这样一来，从1955年至1965年期间，人民解放军共授衔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中将177名，授衔和晋升少将共1360名。
1.将帅们的籍贯
将帅们的籍贯，除青海、台湾以外，遍布全国各地。其中江西最多(325名)，其次是鄂、湘、皖、豫、川、鲁、闽、冀、陕，这十省籍将军1399名，为总数的87%多。出元帅最多的省份是四川，共4人；出大将最多的省份是湖南，共6人；湖北省红安是将军最多的县(62名)。
2.将帅们的年龄
在10名元帅中，最年长者是为首的朱德，时年69岁；刘伯承次之，63岁；最年轻者是林彪，48岁。其余均50多岁。在10名大将中，最年长者是张云逸，63岁；最年轻者是许光达，47岁；其余都在50岁上下。在57名上将中，最年长者是1949年率部在新疆通电起义的陶峙岳，63岁；最年轻者是后来创作《长征组歌》的萧华，39岁；其余大都是四五十岁。在中将和少将中，当时40多岁的居多；其中年龄最小的中将是刘西元、张池明、谢有法，同为38岁；最年轻的少将是吴忠，34岁。
3.黄埔军校出身的将帅
在元帅中，有两名在黄埔军校任过职:聂荣臻曾为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叶剑英曾为校教授部副主任。在将帅中，有两名元帅(林彪、徐向前)、三名大将(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八名上将(周士第、陈明仁、陈伯钧、陈奇涵、杨至诚、郭天民、张宗逊、宋时轮)、九名中将(王诤、郭化若、常乾坤、彭明治、倪志亮、唐天际、阎揆要、曾泽生、谭希林)、十名少将(方之中、洪水、徐介藩、曹广化、李逸民、张开荆、廖运周、周文在、朱家壁、高存信)毕业于黄埔军校。
4.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将帅
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元帅有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大将有粟裕、陈赓、黄克诚，上将萧克、邓华、周士第、赵尔陆、杨至诚、朱良才；另外，陈毅元帅和许光达大将当时奉命赴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撤离，后来才赶上起义部队。
5.参加长征的将帅
在1955年授衔的将帅中，中将衔以上的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共220人。在1934年长征开始时，他们正是一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其中，9位元帅平均年龄36.5岁，8位大将平均年龄31.7岁，49位上将平均年龄26岁，154位中将平均年龄24岁。例如:萧克(红6军团军团长)26岁，王震(红6军团政委)26岁，许世友(红4军副军长)28岁，洪学智(红4军政治部主任)21岁，陈再道(红四方面军11师师长)25岁，杨勇(红1军团1师政委)22岁，李天佑(红3军团5师师长)21岁，陈锡联(红四方面军10师师长)20岁，宋任穷(军委1纵队4梯队政委)25岁，张爱萍(军委骑兵团团长兼政委)24岁，杨得志(红1军团1师1团团长)24岁……
6.少数民族将军
有37位将军是少数民族：粟裕大将(侗族)、乌兰夫上将(蒙古族)、韦国清上将(壮族)、赛福鼎·艾则孜中将(维吾尔族)、阿沛·阿旺晋美中将(藏族)、廖汉生中将(土家族)、冼恒汉中将(壮族)、万毅中将(满族)、韦杰中将(壮族)、覃健中将(壮族)、朵噶·彭措饶杰中将(藏族)、丁秋生中将(满族)，其余为少将。
7.出身少林的将军
许世友上将和钱钧中将同为少林弟子，都是河南人。许世友出生在贫寒农家，父亲早逝，几个姊妹全靠母亲拉扯大。许世友14岁当了童子军。因路见不平踢了排长一脚，排长当场呜呼。许世友见闯了大祸，便投奔到少林寺。钱钧因家里穷得无法存身，6岁就到地主家当放牛娃。因受不了东家打骂，8岁又跟漆匠干活。苦日子熬不下去了，11岁出家到少林寺当了和尚。5年少林生活，练就了一身武艺。他的“朱砂掌”发起功来，一掌下去，大块岩石即刻碎裂。少林寺方丈堂前一块二百多斤重的铁云排，他能单手摘挂，且面不改色气如常。钱钧比许世友迟3年进寺，一起待了5年，却互不相识。直到长征到了延安，才知彼此竟是少林兄弟。后来，许世友为南京军区司令员，钱钧为副司令员，又一起共事。
8.外籍将军和归侨将军
在授衔的将军中，唯一的外国人是越南河内籍的洪水(京族)，1925年他响应胡志明的号召，来中国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他毅然退出中国国民党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我东江游击队从事政治工作，参加了广州起义、五次反“围剿”战斗、长征、抗日战争，先后任红12军的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红军中央军政学校教员，晋察冀边区《抗敌报》社长等职；其间，曾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而被打成特务并开除党籍，因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又被张国焘开除(长征途中刚恢复的)党籍，还被打成国际间谍。1945年至1949年回越参加抗法斗争，为战区司令员兼政委，1948年被越南授予少将军衔；1950年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派其返中国，担负越中两党、两军、两国的联络沟通重任，住在中南海；1954年任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1955年，开始被定为正师级少将，他毫无怨言。后来还是周恩来为他反映情况，毛泽东立即指示，洪水是黄埔时期参加军队的，至少应定正军级少将军衔。1956年回国后病逝，年仅48岁。
华侨将军有菲律宾归侨叶飞上将，新马归侨庄田中将和卢胜中将、吴克之少将(1961)、陈青山少将(1964)，澳大利亚归侨曾生海军少将，印尼归侨叶松盛少将（1964)。
9.爱国起义将领
在授衔的将军中，有15位爱国起义将领：上将有董其武(原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9绥远起义)、陈明仁(原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1949. 8长沙起义)、陶峙岳(原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1949新疆起义)，中将有孔从洲(原国民党陆军38军副军长，1946.5巩县起义，后任郑州市警备区司令、高级炮校校长、炮兵副司令等)、曾泽生(原国民党第一兵团副司令，1948.10长春起义，后任解放军四野第50军军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韩练成(原国民党海南岛防卫司令官，1948.10脱离国民党军而参加解放军，后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军科院战史研究部部长等职)，其余为少将。他们曾在原国民党军队中效力，有的曾与人民军队直接交战。然而，当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每况愈下、蒋家王朝风雨飘摇之际，他们顺应潮流，弃暗投明，既使人民群众免遭战火涂炭，又加速了我国革命胜利的进程。他们大多有着自己曲折的经历，有着从戎报国的志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国家和民族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选择，面对个人荣辱得失的权衡，他们终于深明大义，毅然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罪恶历史彻底决裂。
共和国成立前的几次授衔
早在1955年实行军衔制以前，就已经有不少人获得过我军军衔。
◆授勋后的元帅们。
一、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1939年5月30日八路军总部颁发训令，规定全军军官实行军衔制。例如，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被授予了中将军衔。但在评定过程中遇到不少矛盾，因而后来仅给八路军驻蒋管区办事处工作人员定了军衔。当时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授予中将军衔。王安娜是第一个获得我军军衔的外国女性。她1907年生于德国，曾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31年起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两次入狱。1935年和一位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共党人结婚。1936年来华。1939年4月奉周恩来之命到贵阳接受红十字会给八路军的医药品等物资。为其途中方便，周恩来任命其为八路军少校，发给一张军用通行证。1955年她离华返东德。1979年再度来华，受到邓颖超亲切接见。这次授衔工作后来之所以搁浅，主要是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使我军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1942年4月24日，党中央决定军队定衔工作暂停。
二、1945年，苏联红军对日宣战，进入我国东北。为协调中苏两军行动，并便于工作，我党于9月16日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伍修权少将军衔，段子俊、莫春和上校军衔，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了任命书，去执行任务。这纯属一次临时性的授衔。
三、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停战协定，双方承诺共建一个和平的国家。之后不久通过的“政协决议”中，规定了改编两党军队的内容。194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决定“我军各级干部即须执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随之，各部队作出了具体安排。例如新四军规定，军长、政委为上将军衔，副军长、副政委、参谋长为中将军衔……同年，为了便于解放军派往各地的军事调停处的代表与国民党的代表进行平等工作，再次进行了临时性授衔。例如，当时解放军驻沈阳代表饶漱石被授予中将军衔，驻本溪代表许光达、驻徐州代表韦国清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驻淮阳代表韩念龙、驻德州代表符浩被授予上校军衔。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他们的军衔也就自动被取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