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飞：关于淮海战役发起时间之拙见
近日，拜读于伟鹏著《淮海战役之谜：江淮部队阻截黄百韬兵团之战》。从标题上看，该文章是在叙述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江淮部队的作战行动及功绩，而文章内容实际上全面地叙述了华野从计划围歼，到转变为堵截、追击，而后再转变为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全过程。笔者受益匪浅。
另一方面，该文章中的有关淮海战役发起时间的叙述，是笔者多年来一直思索的一个问题。
众所周知，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是1948年11月6日。对此，笔者也是这样认为的。但笔者在阅读有关著作或文章时，常见一种说法：粟裕将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提前了两天。具体措词虽略有不同，但基本说法一致，如：“粟裕当机立断，决定把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提前两天，即由11月8日晚改为11月6日夜间发起攻击。”[1] 再如：粟裕“毅然决定将战役发起时间提前两天，即由原定的11月8日晚发起攻击，改为11月6日晚发起攻击。”[2] 对这两段文字，会产生两点理解，一是“11月6日”“发起攻击”的时间，是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二是“决定”淮海战役“提前两天”发起，是粟裕的主观决断。
关于“提前两天”的说法，笔者为找到史实根据，查阅了相关资料，结果却得出了“查无实据”的结论。据此，笔者围绕淮海战役发起时间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拙见。
第一，淮海战役发起的含义。
粟裕于1948年9月24日7时致电中央军委，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提出战役第一步，攻占两淮，以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歼灭来援之敌。第二步攻占海州、连云港。[3] 对此，9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回电说：“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指示说：“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4] 毛泽东的指示，明确规定了第一个作战的歼敌地点和歼敌目标，即在运河以东的新安镇地区“歼灭黄兵团”（黄百韬兵团）。笔者据此认为：这一指示就是淮海战役发起的含义。
第二，关于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是经过中央军委、毛泽东、粟裕、陈邓等反复商讨，并根据敌情变化而确定的。
1948年10月23日，华野发布淮海战役预备令，规定战役于11月5日发起[5]。10月28日，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等共同研究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部署，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意图，拟以运河以西的部队，从西北和东北两个方向造成攻略徐州之势，钳制徐州西面的邱清泉兵团、并以一部攻击运河以西曹八集、碾庄圩的李弥兵团，于11月7日发起攻击；以华野主力围歼运河以东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兵团，于11月8日发起攻击[6]。当日，饶、粟、谭等将这一研究结果报告中央军委并告刘、陈、邓。对此，毛泽东于30日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电中，同意华野的计划与部署。但指出华野在运河东西两地先后于7日和8日发起攻击，有“使黄兵团闻声警觉”“迅即收缩集结之虞”，为此，毛泽东提出“似不如同时于虞（7日）晚或齐（8日）晚，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击”[7]。
此时，陈毅、邓小平率中野主力进至徐州西南地区，试图牵制邱清泉兵团的东援行动。对此，毛泽东在复电中基于淮海战役全局的立场，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指导意见，要求 “陈邓方面亦请于虞（7日）或齐（8日）同时动作。”[8] 这一要求，实际上将华野和中野两大野战军的关系，由战略配合转变为战役协同了。31日，粟裕深刻领悟毛泽东的意图，致电中央军委并报陈、邓，说“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同时遵照中央军委的指导意见，就战役发起时间与陈毅、邓小平协商。同日，陈毅、邓小平已收悉中央军委30日电文，报告中央军委并告粟裕等中野的作战方案，并报告战役发起时间：“齐（8日）夜与华野同时开始进入战斗。”
11月4日，华野发布战役攻击命令，明令各部“于本月8日晚统一发起战斗”[9]。就这样，淮海战役计划的发起时间就确定为1948年11月8日。
第三，战场形势的变化，引出了粟裕“决定把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提前两天”（简称“提前两天”之说）的问题。
“提前两天”之说，是相对于11月8日的计划时间而言的。这种说法阐述了当时的形势：“华野指挥机关很快就侦察得知蒋军动向，判断蒋军有‘集中兵力固守徐州及徐海段、徐蚌段，以阻我南下攻势，掩护其加强江防及江南后方部署’。11月6日又发现驻守海州的第四十四军有西撤新安镇并归黄兵团指挥的动向，在冯治安部的共产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发动起义上‘行动要求更趋积极’。”据此，“提前两天”之说得出结论：“形势的发展表明，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宜早不宜迟。”[10] 上述形势，的确是粟裕等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夕所面临的事实。但是，笔者并不认为这些事实，促成了粟裕决定提前两天发起淮海战役。
《粟裕回忆录》附录“粟裕谈淮海战役”中，在阐述淮海战役发起前夕的战场形势时，粟裕本人谈到了三种情况：一，“十一月七日我们得知底四十四军已在六日撤离海州，向黄百韬兵团靠拢，我军立即进占海州、连云港”；二，“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中的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即将率部在台儿庄、贾汪起义”；三，“我们又得到敌人有撤退徐州，以淮河为第一线防御之说”。这三种情况，与“提前两天”之说虽顺序不同，但内容完全或基本相同。笔者进一步注意到：粟裕得出的结论是“有了上述这些条件和情况，我觉得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11]。显而易见，粟裕所指的是对淮海战场的宏观估计，而不是“提前两天”之说的具体判断，即“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宜早不宜迟”。
再者，粟裕在认为“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的基础上，就战役发起后及下一步作战设想说：“我和陈世榘、张震于十一月七日午时联名发电谭震林、王建安，并报中央军委、陈邓，建议中野主力直出徐蚌段，切断敌人退路，使邱、李不能南撤。”[12] 也就是说，粟裕作出的是向中央军委建议中野主力截断津浦路的决定，而不是粟裕“决定将战役发起时间提前两天”。显而易见，“提前两天”之说背离了粟裕的原意。
第四，“提前两天”之说的证据辨析。
“提前两天”之说的证据是“鱼戌”电，即指1948年11月6日粟裕、陈世榘、张震等发给中央军委、陈邓等的电文。“提前两天”之说，以此电文作为证据，试图证明粟裕所作的决定，称“当天（6日）戌时（19-21时），就把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并饶漱石、康生、张云逸、舒同、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同时下令部队执行”[13]。
那么，“鱼戌”电的内容是什么呢？首先报告主要敌情，即截至11月6日晚黄百韬兵团的位置无变化，仍集结于新安镇及其周边地区等。接着，粟裕等报告说，依据这一情况“淮海战役仍决定按已定方针执行”[14]。这个“已定方针”，就是中央军委9月25日电文中规定的淮海战役发起时的第一个作战，即在新安镇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
与此同时，“鱼戌”电还具体地报告了华野一部的作战行动：“为着驱逐与解决沂河以东沿岸少数土顽，便于掩护架桥和主力开进，今鱼晚即以鲁纵围歼郯城、大埠之王洪九顽部，六纵围歼码头及南北沿河岸之敌，七纵围歼峄、枣之敌，十纵包围临城，逼独立旅（土顽改编的）起义（冯部之团前令其撤回控制运河桥）。三、广纵及冀鲁豫独立旅向丰、砀线前进，以求扫清敌外围。”[15] “提前两天”之说，并未引用当年的这段电文，却称其是11月6日晚发起攻击的“作战部署”。但是，笔者认为：这些行动，地点既不是在新安镇地区，作战对象也不是黄百韬兵团，不是“已定方针”意义上的作战行动。
笔者对“鱼戌”电的认识是：该电是针对之前华野发布的战役预备命令、攻击命令中的部署调整。其中，鲁中南纵队围歼郯城、大埠之王洪九顽部的行动，由攻击命令中规定的7日晚，提前至6日晚；六纵由攻击命令中规定的“首先袭击瓦窑地区守敌”，调整为“围歼码头及南北沿河岸之敌”；七纵由预备命令中规定的“由临城、枣庄之间先派精干得力部队袭歼万年闸地区守敌”，调整为“围歼峄、枣之敌”；十纵由预备命令中规定的“沿临城、沙沟南下，首先以精干得力部队围歼韩庄守敌”，调整为包围临城，逼独立旅起义；三纵、两广纵队及冀鲁豫独立旅对预备命令中规定的“进入鲁西南金乡、单县、成武之间地区，视机向商砀段发动攻势”之行动，进一步明确为向丰、砀线前进，以求扫清敌外围。
据此，笔者认为：从这些调整看，除鲁中南纵队和六纵外，都是在运河地区担任钳制、阻援的其他纵队的作战行动，其主要目的，是“驱逐与解决沂河以东沿岸少数土顽，便于掩护架桥和主力开进”或“扫清敌外围”，并不是执行“已定方针”意义上的攻击行动，即不是在新安镇地区围歼黄百韬兵团。笔者进一步认为：“鱼戌”电文对担任攻击的主力部队的任务，未作任何调整。那么，其攻击行动何时开始执行呢？“鱼戌”电文报告说：“明（7日）晚即迫近敌人，封锁消息。齐（8日）晚即完成分割包围，展开攻击。”[16] 翌日晚，中央军委复电说“完全同意鱼戌电所述攻击部署”。而粟裕等在“鱼戌”电中报告的战役发起时间仍是11月8日晚，所以“鱼戌”电不能成为粟裕决定提前两天发起淮海战役的证据。
第五，华野“鱼戌”电和战役预备命令、攻击命令的实际执行情况。
在11月8日战役发起前，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11月7日晨，黄百韬兵团撤离新安镇地区。此时，根据国民党军徐州“剿总”的命令，海州的敌四十四军、一百军归该兵团指挥。
华野攻击命令规定担任围歼任务的各纵队“统于6日黄昏由现地开进”，“鱼戌”电规定“明（7日）晚即迫近敌人”。对此，笔者的理解是：所谓6日“由现地开进”，即是各部向新安镇地区出发，所谓7日晚“迫近敌人”，即是各部抵达攻击位置。11月7日巳时（9-11时）粟裕等致电陈毅、邓小平并报中央军委报告说：“华野各部已按预定计划到达攻击准确位置。”[17] 这是实际执行情况。
但是，7日晨，华野指挥部尚未获得黄百韬兵团撤离新安镇地区的确切情报。因此，华野各部仍在按照原定部署行动。例如，一纵于7日渡过了沂河。据该纵作战科科长日记记述：“至此全纵已进至进攻出发地。”[18] 又如，九纵进入攻击位置后，完成了攻击准备。该纵司令员聂凤智说：8日，即发起攻击的当天“各级指挥员都在指挥所里等待命令。直到晌午，还不见野司的电报。纵队指挥所里不断接到各师得电话，有的问了作战科，还找我讲话，无非是问到底情况有什么变化？还打不打？等等。”[19] 再如，执行攻打邳县、官湖的四纵，7日从俘虏口中得知敌黄百韬兵团已经开始西撤，就下令各部“坚决突破敌掩护部队的阻拦，勇猛前进。”[20] 执行“鱼戌”电的六纵也是如此，该纵发现黄百韬兵团西撤时，“来不及等待上级的具体指示，······不失时机的展开挺进截击。”[21] 这些情况表明，至此，由于黄百韬兵团西撤这一敌情的重大变化，致使华野战役预备命令、攻击命令中规定的作战行动，即在新安镇地区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计划，已不可能执行了。
而鲁中南纵队，是实际执行了“鱼戌”电中规定的作战计划的。该纵的任务是围歼郯城、大埠之王洪九部，其目的是“驱逐与解决沂河以东沿岸少数土顽”。王洪九部是鲁南地区的土顽，原来是土匪，又当过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军收编为山东保安第一旅，盘踞在郯城，无恶不作，当地百姓对其恨之入骨。11月6日晚，鲁中南纵队在郯城外围发起战斗，外围扫清后向郯城发起攻击，战斗于7日晨结束，全歼土顽三千余人，达成了作战目的。
两天后，11月8日晚，徐州“剿总”的何基沣、张克侠率第三绥靖区两万三千余人起义成功，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
第六，笔者的结论。
那么，粟裕等是什么时间、如何获知黄百韬兵团西撤的呢？笔者未查阅到具体资料，但从粟裕等发出的有关电文中可略知一些。黄百韬兵团西撤行动开始后的第二天，即11月8日上午9时，粟裕等致电谭震林、王建安并报中央军委、陈邓等说：“黄兵团及四十四军已撤新安镇及其以西，并有续向运西撤退模样。”时至同日下午申时（15-17时）粟裕等致电中央军委、陈邓等，说根据九纵侦察连抓捕的俘虏供述，查明黄百韬兵团已“分批西撤至新安镇、沭河以西地区。”笔者据此断定：华野指挥部通过俘虏供述的途径，确切地获知黄百韬兵团西撤的时间是11月8日。
这样，华野战役预备命令、攻击命令规定的作战计划落空，粟裕等迅速调整部署，华野的作战方式，由围歼战、阻援战，变为追击战、堵截战，而后在碾庄圩地区合围黄百韬兵团，作战方式又转变为围歼战、阻击战，最后全歼该兵团。
关于这一过程，笔者没有详细地查阅史料，但于伟鹏著《淮海战役之谜：江淮部队阻截黄百韬兵团之战》作了详尽的阐述，笔者不再赘述。
问题是如何认识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呢？笔者认为：从黄百韬兵团撤离新安镇地区，到华野指挥部获得敌军已西撤的确切情报，滞后近一天的时间。华野主力11月7日按计划进入攻击位置，11月8日准备按计划发起攻击时，发现敌军已经西撤，失去了攻击目标，于是华野主力迅速展开追击行动。这一行动实际上是旨在攻击的行动，何时、何地能抓住敌军，当时还是未知数。因此，在新安镇地区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已定方针”也失去指导意义。
笔者的结论是：鉴于上述史实，当年鲁中南纵队于11月6日晚发起的攻打郯城的作战行动，其目的虽然是旨“驱逐与解决沂河以东沿岸少数土顽”，但客观上就成为淮海战役打响的第一枪。但这是战场上敌我态势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并不是粟裕的主观决策。再者，粟裕深知淮海战役是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在与陈毅、邓小平约定于11月8日晚华野、中野同时发起攻击的前提下，如果他主观决定提前两天发起攻击的话，那么在“鱼戌”电中是不会只字不提的。所以，粟裕生前如果得知“提前两天”之说，也是不会认同的。
最后，笔者认为研究本文讨论的史实时，重点不应放在粟裕的预见性上，搞不好就会陷入“先知先觉”的唯心主义泥潭，重点应放在形势突然发生重大变化时，粟裕是如何随机应变、掌控全局上。
注释：
[1][10][13]《粟裕传》第73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2]《粟裕纪念文集》第25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北京第1版。
[3][5][6][12][14][15][16] 详见《粟裕文选》第二卷第571页、第599页、第607页、第610页。军事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北京第1版。
[4][7][8] 详见《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517页、第52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
[9]《淮海战役》第10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11][12]《粟裕回忆录》第525页、第526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
[17]《淮海战役的运筹谋划》第74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18]《淮海战役史料汇编·战役卷（上）》第142页。国家图书出版社，2013年4月1日第1版。
[19][20][21]《淮海战役》第570页、第523页、第5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作者系老一辈中国工会领导人、新中国首任上海市劳动局长马纯古同志之子；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