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背后的历史真相：中共怎样促成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转变
1936年对蒋介石来说，留给他解决中共问题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多了。一方面，他长期寄希望于依靠外交途径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即将以自己的步步退让、日本人的步步紧逼而宣告破灭。此前，他曾告诫党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反言之，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只好“放弃和平”“决心牺牲”。而让他认识到“最后关头”已然来临的，正是他一直以来姑息纵容的日本侵略者。1936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实行“中、日、满经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三原则”。这就等于把蒋逼向了死角，诚如他所言：“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既然和平已经绝望，大战不可避免，那么，对他来说，中共问题断无拖延之理。因为他始终认定“攘外必先安内”。
另一方面，自1927年就与他分道扬镳的中共及其军队，已在其重重“围剿”、步步紧追之下，西进北上到达陕北。在蒋介石看来，此时的中共及其军队万里奔袭人困马乏，即使不是穷途末路，恐怕也是强弩之末。他必须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心腹之患”。在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厉兵秣马准备由河南开赴陕甘参加“剿共”之后，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又亲赴西安，责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领悉数人马迅速开赴“进剿”前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直捣黄龙。正所谓“家有千金，行止由心”，兵精将广自然平添任性，他踌躇满志又志在必得。
然而，令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意气昂藏的督战之旅，最终竟成了以身犯险的“兵谏惊梦”。对于这次兵谏，历史上比较统一的说法是“西安事变”，亦称 “丙子双十二事变”。“事变”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性事件，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其令人猝不及防的“突然性”。作为一个“突发性”事件，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这件事”已是历史定论。但这一定论丝毫无损于中共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在促成张、杨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与其说张、杨的“兵谏”手段本身具有不为中共所知的“突然性”，毋宁说设法逼蒋或联蒋抗日的主张具有大势所趋的必然性。诚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历史运动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论及西安事变时只谈中共在事变发生后的种种斡旋，而鲜及其对事变爆发的影响是有失片面的。事实上，红军长征入陕就是西安事变爆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影响因子。
因“痛”而醒：剿共内战陷死路
红军长征入陕首先体现为军事入陕。所不同者，在张学良看来，红军进入陕西乃是“赤匪”之“窜陕”，而在杨虎城看来，则是军事之“犯陕”。虽是一字之差，但意蕴深长，对张学良来说，红军是所谓“穷寇”“穷途”“穷徒”，是可以一击而垮，一击而溃者。对杨虎城来说，“我的地盘我做主”，“谁也别动我的锅盔牙子”，无论是东北军还是红军，都是不受待见的不速之客。
“醉过知酒浓，挨打方知疼”，真正让张、杨及其率领的东北军、西北军领略共产党红军雄强战斗力并感受到锥心之痛的，恰在他们与红军真正交手之后。无论如何，入陕的红军是他们遇到的最难缠的“硬茬儿”。
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势力，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威名扫地，身怀国仇家恨而不能报，还被国人冷眼相对恶语相加，可想而知当时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处境何其尴尬。东三省的丢失，作为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自然也难逃其咎，在被逼下野的压力之下，蒋介石索性玩起了丢卒保车，张学良也索性黑锅背到底，十分配合地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出国考察”，躲过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归国后的张学良率领他的东北军继续忍辱负重，被蒋介石从华北调到华中，再从华中调到西北，其剑锋所指只有一个，就是“进剿”红军，只不过由于红军长征而屡屡扑空，未建寸功。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后，张学良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从带兵人的角度分析，东北军盘马弯弓、以逸待劳，红军则万里长征、师疲马乏，中国古代兵法向以“劳师远征”为兵家大忌，以“以逸待劳”为取胜常道。况且红军连“劳师远征”尚不够格，简直就是“羸师远遁”，自己完全可以“张网以待”“守株待兔”。这些似乎都可以成为张学良足以轻视红军的理由。不料， 东北军与红军交战3 个月，经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东北军丧失三个师，被击毙两个师长、五个团长，被俘两个团长和4000 余人。作为一个统军将领，张学良深知带兵之难，带一支“弱兵”更难。然而正是这样一支被自己视为“弱兵”的对手在长途远征之际竟仍能保持如此强盛的战斗力，使自己这个“强者”一战而亏，再战而溃，张学良对红军这个对手的敬意开始潜滋暗长。
1935年11月的直罗镇战役，红军全歼东北军109师，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的张学良，在会上备受冷遇。张学良要求补充损失的部队，蒋介石非但不予回应，反而注销了他两个师的番号。张学良要求抚恤死亡将士，给死亡的两师长家属各抚恤10万元，亦遭蒋介石峻拒。由于战争的失败和得不到补充、抚恤，东北军官兵士气大为动摇。张学良曾叹息说：战争的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张学良认识到，随蒋“剿共”无出路，遂产生“用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想法，即联共的思想，张学良的抗日爱国之心随之更进一步增强。
远征而来的东北军如此不堪，坐拥地利之便，雄踞三秦之险，“修水利”“守孤城”“功满三秦”经营家门既久的杨虎城及其西北军又当如何？1935年5月到11月，张学良率东北军20余万人先后开入陕、甘后，杨虎城自感孤危，对于东北军入陕，他既愿“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又怀卧榻之忧，深恐齐大非偶。如果说，杨虎城对“外来户”东北军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话，对于红军，一开始他有足够的理由要将之拒于关中之外，因为红军的闯入既与他雄踞关中的政统相异，又与他当西北王的梦想相逆。这就使得杨虎城在初期对红军的作战中是相当坚决的，这从其与红军作战大有破釜沉舟之势可见一斑。在阻击红军北上的作战中，杨虎城派去的几乎清一色是自己苦心经营的警备旅，这当然不排除杨虎城要采用“精兵速战”给红军来个下马威的可能性，但事与愿违的是他的命运竟和张学良高度雷同，若合符节。1935年1月，在关中东南门户柞水县蔡玉窑、蓝田县葛牌镇两地被红军消灭六个营。3月，其警备2旅两个团在秦岭腹地佛坪、华阳地区被红军消灭。4月，其警备3旅五个营在柞水县九间房又被歼灭。7月，其警备1旅在陕西山阳县袁家沟口被歼灭，旅长唐嗣桐被俘。在短短半年时间，杨虎城的“家底”损失惨重，而击败杨虎城自恃为劲旅的竟是同一支红军部队——积极要求北上抗日的红25军。杨的军事力量被红军大大削弱后，引发的不是蒋介石的同情而是轻视。红军强劲的战斗力和神出鬼没的战术令杨大为诧异，他曾沉痛地说：“抗日，大家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先要停止内战。”
由是观之，迭遭败绩，损兵折将是导致张、杨对红军的态度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也是二人对蒋介石的“攘外安内”策略产生颠覆性质疑乃至后来兵戎相对以谏之的心理基础。舍此，事之变者，不亦难乎？如果说“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一场“捅天”事变，那么，其逻辑似乎应该是这样的：蒋介石逼张、杨“剿共”在先，红军以其强悍的军事反击反逼张、杨改变在后，张、杨复以霹雳手段倒逼蒋停止内战，则又其后矣！
因“觉”而明：逼蒋抗战寻出路
红军长征入陕既是军事入陕也是政治入陕。政治工作是红军起家本钱和看家本领，是红军的最大优势。中央红军在陕北立足后，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曾向同志们发问：“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其豪迈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指出：“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毛泽东预言，“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如果说政治工作的核心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极大限度地孤立和瓦解敌人，那么，长征与其说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毋宁说它本身就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进军。
事实上，自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由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使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尚在长征途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于1935年8月1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立即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难道不正是“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的题中要义吗？不正是党和红军当时最大的政治主题吗？政治主题一旦确立，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策略。中共向来视政策和策略为党的生命。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强敌入侵的炽焰愈演愈烈，唯一的出路当在于尽快结束内战。而内战的始作俑者蒋介石此时正是横亘在抗日事业面前的一块“顽石”。对于这一“顽石”，弃之反之不现实，讨之伐之力不逮，联之合之乏资本，因为“斗”也罢“合”也罢皆需“本钱”，诚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这也是正确的估计”。事情果真“无可奈何”了吗？中共的斗争实践反复彰明一个道理：力量上的不足往往可以通过政治上的鲜明导向来弥补甚至超越。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继《八一宣言》发表并引起强烈的政治反响之后，是年12月9日，由中共北平临委会组织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抗日救亡怒潮席卷了整个北平城，不仅有力配合了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并为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准备了人心。次年2月17日，征尘未洗的红军又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发布《东征宣言》，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由于蒋介石和阎锡山的阻拦，为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抗日先锋队被迫回师。5月5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回师通电——《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中改变了“抗日反蒋”的政策，表示愿同一切放弃进攻红军的武装队伍停战议和。通电把蒋介石也放在促其觉悟之列，在国民党下层军官中引发很大影响，甚至连阎锡山都不得不承认红军抗日的主张是真诚的，足见这些宣言对国民党内部引起的震动之烈。5月5日《通电》之后，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标志着中共中央的对蒋方针已由过去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从长征开始到立足陕北，始终高举“北上抗日”的大旗，一路北上一路鼓呼，即使面对围追堵截的灭顶之灾，也坚持以飞蛾投火的勇毅和精卫填海的绝决，为中华民族的存亡续绝而呐喊奋斗，并以实实在在的抗日行动和极富牺牲的献身义举，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是为了民族大义牺牲最坚决，奋斗最英勇，奉献最真诚的民族脊梁，赢得包括国民党爱国将领在内的各方力量的广泛认同，也使蒋介石一意孤行的“攘外安内”政策不断受到孤立、质疑和瓦解。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国民党开明将领张学良、杨虎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即表示赞同中共的主张。在我党躬身践行的政治引领下，各种力量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日益达成时代共识，这是面对强敌的民族觉醒。既然要不要结束内战已鲜有疑义，接下来的问题就成为“梦醒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内战如何停止，以怎样的方式停止开始上升为各方关注的时不我待的重点问题。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坚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那么，这个可资利用的薄弱环节究竟在什么地方？如何把握和运用好这个薄弱环节？毛泽东似乎已成竹在胸。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毛泽东曾在陕北红军大学的一次报告中，运用陕北老百姓赶毛驴作比喻说：“老百姓让毛驴上坡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对待蒋介石在抗日的问题上，我们就像是对待毛驴上坡一样，他不愿上山，不愿拿枪打日本，我们怎么办呢？就得向老百姓学习，采用对付毛驴的一套办法，拉他和推他，再不干就打他一下。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打了他一下，他会上山抗日的。”一语点破了如何把蒋介石“逼”上抗日之路的命门，当然，如何点中这一命门，还需要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进行积极的政治统筹和策略运用，统战工作无疑将是关键一招。
因“义”生勇：同仇敌忾是明路
红军长征入陕同时也是统战入陕。所谓统一战线，是指不同集团的人为了相同目的结成的共同阵营。统一战线能否成功实施往往是对领导者政治胸襟，政治胆略，政治智慧，政治器局的全面考量。当然，统战工作一旦成功，其带来的收获往往是十分丰盈的。
陕西这个地方，至今仍广为流传着一个传统秦腔剧目《三滴血》，讲的是糊涂官“滴血认亲”断案的故事，其逻辑是：若非亲人，则“血在盆中不粘连”。也许在蒋介石看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就如同这互不粘连的“三滴血”。“看戏的不怕戏大”，他要把这令人闹心的“三股势力”玩于股掌。对蒋介石来说，二桃可以杀三士，一石亦可击三鸟，三角形固然有其稳定性，但三角关系从来都最具破坏力，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蒋介石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到西北，看似确有“一石三鸟”之妙：作为一个失去了地盘的地方实力派军事力量，东北军调入陕西，实是为其找了一个就食的地盘，并且为其戴上一顶“剿匪”的桂冠，从道统上讲，似乎也足够“高大上”，况且红军已是强弩之末，这个功劳简直就是白送给他张学良的，东北军安能不感恩戴德？作为土生土长的地方实力派的西北军，出于保地盘守家底的基本生存逻辑，杨虎城已“数逆上意”不肯离陕以出击红军，但现在红军已闯入自己的地盘，杨虎城自然也不肯善罢甘休，这也是杨虎城初期与入陕红军数度交手的原因之一，且不论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地域差异、情感隔阂，但就利益关切来说，二者拧成一股绳的概率远远低于二者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用东北军牵制监视西北军亦可谓妙棋一招；既然东北军建功心切，西北军保土心急，因利乘便让“明知不是伴，事急紧相随”的两支地方实力派与自己的“心腹大患”红军斗个死去活来，他蒋介石都会成为坐山观虎斗的最大赢家。
蒋介石的“一石三鸟” 之策看上去的确很美，一切从各自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似乎也显得有根有据，但他忽略了一个最大的利益和现实。那就是对于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来说，除了国与共、中央与地方、嫡系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等复杂的利益缠斗之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中华民族的存亡续绝已然成为一个超越于所有利益之上的现实利益。一旦超越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而上升至民族国家之高度，利益就转化成了大义。“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是考量合格政治家的第一要义。“顺应历史潮流”在彼时之中国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政治家对时代的积极回应，也是其政治伦理之底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虽为古训，但在当时更是彰显民族大义之警语。
面对民族大义，经由种种斡旋与努力，使各方力量舍私斗而就公义，弃小利而成大义，最终形成战胜外侮的滚滚铁流，正是我党和红军统战工作的逻辑起点，对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恰恰是党和红军用鲜血换来的重要历史经验。早在福建事变中，我党在统战工作上曾犯下颠覆性的历史错误。1933年底，正当“围剿”与“反围剿”激战正酣时，以十九路军为主导，在福建爆发反蒋事变，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严重受挫，由于当时“左”倾“关门主义”盛行，致使福建事变失败，中共获得之良机转瞬即逝，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福建事变被弹压，苏区红军被迫长征，唇亡齿寒，教训大矣！痛定思痛，痛何如焉？直至1935年底，毛泽东仍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借蔡廷锴及福建事变以警示全党要高度重视统一战线，指出：“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殷鉴不远，用血换来的教训往往值得倍加珍视，红军入陕之后，便立即展开了统战工作。
在估计和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处境和现状后，毛泽东坚信：“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叩。”统战工作大有可为，我党对张、杨及其所部的统战工作主要从上下两个层面展开。
针对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主要由毛泽东、周恩来通过发出大量信件的方式，呼吁他们以国家存亡为念，积极走抗日救国之路。这个工作在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身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发表公开信《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中共政治主张，表示愿同正在陕北“围剿”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东北军广大将士，深受家乡沦陷之痛，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行亲痛仇快之事。这种情绪无疑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产生了重要影响。1936年春，长期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高崇民经南汉宸介绍来到西安，做中、上层人士的疏通工作，3月下旬，上海地下党委派刘鼎到西安，出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很快被张学良奉为上宾，他曾对左右表示：“刘鼎是个有学问的人，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问他”，足见信任之殷，张学良曾感慨说：“共产党胸怀宽阔，知识渊博，不畏艰辛，为国为民，难怪他们能立于天地之间。”东北籍的进步人士杜重远也对张学良做了不少工作。中共中央先后两次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去见张学良商谈合作抗日。4月9日晚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延安）教堂秘密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就互不侵犯、互相帮助等问题达成初步协定。张学良表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一定能把他（蒋介石）拉到抗日战线上来。延安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作用。延安会谈又是东北军从内战转向联共抗日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军全面合作关系的确立。1936年8、9月间，中共中央又派叶剑英为红军代表团团长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改造部队。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书张学良，再次申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他将中共的主张转达给蒋介石。
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作为陕西地方实力派首领，有抗日的要求，也有一定的进步思想，早在大革命时期就与一些共产党人过从甚密，1935年12月，中央派汪峰为代表，持亲笔信在西安会见杨虎城，向杨指明出路，坚定他联共抗日的决心。此间，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南汉宸由天津派王汉英也来到西安，带来南汉宸提出的六项建议。1936年初，中共中央调当时在德国的与杨有世交的王炳南回国做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经多方努力，杨虎城完全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双方商定：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做准备。红军的秘密交通站、运输站也在十七路军的掩护下建立起来。
在对上层统战工作开展的同时，针对张杨部队中、下层军官和士兵的统战活动也紧锣密鼓地展开：1936年初，东北军王以哲部一个团在陕北甘泉为红军所围，弹尽粮绝，红军本可易如反掌地将其歼灭，但红军却高唱着“枪口对外，齐步向前”“打回老家去”的歌声主动撤围。绝处逢生的该部官兵受到强烈震撼。东北军进攻瓦窑堡时，红军又主动撤退，在瓦窑堡城楼上写着“山海关”三字，当东北军看到这三个大字，看到瓦窑堡城中随处可见的“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标语时，个个泪流满面。在日渐深入的抗日宣传和统战渗透下，越来越多的东北军官兵跑到红军阵地上谈心，道出了他们心中的苦楚：“我们退出家乡实在是不得已，现在弄得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谁还愿意打内战呢？”十七路军的官兵因受到中共抗日主张的影响，对“剿共”内战也越来越厌倦，借故请假，因“病”请假，脱队离队的不断增加，十七路军开赴陕北前线的士兵纷纷给杨虎城写信，有人表示：“我们愿意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不愿死在内战的战场上，打死一个日本鬼子祖宗有光，打死一个中国人死了无脸见先人”，希望杨虎城能立即率领他们打日本。
优待被俘官兵并对其进行思想帮扶是统一战线策略向下层延伸的重要举措。凡被俘的东北军官兵，红军都待之以礼，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不当俘虏看待，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愿回部队的发马还枪。在物质生活严重匮乏的情况下，把好食品给俘虏吃，把好窑洞给俘虏住。被俘官兵纷纷表示：“再和红军打仗就不是人。”被释放的官兵回部队后，热情赞扬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如星星之火，使越来越多的东北军官兵受到感染，表示不再愿为内战作无畏的牺牲。党中央同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直接联系的建立，就是对被俘军官实行优待政策的结果，起搭桥作用的就是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经教育后释放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张、杨在取得与共产党抗日合作的协议后，为了应付蒋介石，表面上还唱着“剿匪”的调调，实际上已经在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东北军、十七路军，俨然已成了红军的同盟军。
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抗日统战宣传，亦是统战工作的有效方式。1935年，中共党员、著名左翼作家张寒晖在西安目睹几十万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惨状，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在坟头上的哭诉哀声为素材而创作的抗日歌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以至中国人民的悲愤情怀，风靡中华大地。在与东北军的交锋中，红军常以此曲感化东北军官兵，致使其悲不自胜无心恋战而挫败，从而在局部开创了由开战到停战，由停战继而联欢的局面，此曲着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统战作用，以致历史学家唐德刚常将之与楚汉相争时张良“悲歌散楚”相比附，称其“如出一辙”。翌年12月9日，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在西安组织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在爱国青年的游行队伍中，亦有人领唱《松花江上》，听者无不动容而和之，也正是在当天劝阻学生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的活动中，张学良沉痛表示：“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三日后，西安事变爆发。事变爆发前的1936年10月27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陪同乘车离开常宁宫“行辕”，前往秦岭北麓的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向东北军、十七路军上校以上军官“训话”，仍喋喋不休地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要害是“剿共”，命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服从命令，到陕北前线去“剿共”，当即就受到受训官兵的抵触。正是蒋的一意孤行，违背了“举国一致对外”的民族大义，使得“兵谏”之事变势在必然，也使得蒋悉心酝酿的原定于事变当日发布的第六次“围剿”计划胎死腹中。
张学良在事变发生后的“致全国电”中声明：发动事变是为了使蒋抗日，为迫使蒋“补赎前愆”，前愆者何？“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盛……，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足见张学良对失去东北的创巨痛深，亦可见蒋“逼”人之甚切！其口吻与中共指示之大旨何其相似乃尔？亦可见中共统战政策的政治威力之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