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背后的历史真相：中共怎样促成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转变

　　1936年对蒋介石来说，留给他解决中共问题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多了。一方面，他长期寄希望于依靠外交途径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即将以自己的步步退让、日本人的步步紧逼而宣告破灭。此前，他曾告诫党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反言之，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只好“放弃和平”“决心牺牲”。而让他认识到“最后关头”已然来临的，正是他一直以来姑息纵容的日本侵略者。1936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实行“中、日、满经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三原则”。这就等于把蒋逼向了死角，诚如他所言：“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既然和平已经绝望，大战不可避免，那么，对他来说，中共问题断无拖延之理。因为他始终认定“攘外必先安内”。

　　另一方面，自1927年就与他分道扬镳的中共及其军队，已在其重重“围剿”、步步紧追之下，西进北上到达陕北。在蒋介石看来，此时的中共及其军队万里奔袭人困马乏，即使不是穷途末路，恐怕也是强弩之末。他必须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心腹之患”。在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厉兵秣马准备由河南开赴陕甘参加“剿共”之后，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又亲赴西安，责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领悉数人马迅速开赴“进剿”前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直捣黄龙。正所谓“家有千金，行止由心”，兵精将广自然平添任性，他踌躇满志又志在必得。

　　然而，令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意气昂藏的督战之旅，最终竟成了以身犯险的“兵谏惊梦”。对于这次兵谏，历史上比较统一的说法是“西安事变”，亦称 “丙子双十二事变”。“事变”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性事件，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其令人猝不及防的“突然性”。作为一个“突发性”事件，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这件事”已是历史定论。但这一定论丝毫无损于中共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在促成张、杨以霹雳手段行菩萨心肠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与其说张、杨的“兵谏”手段本身具有不为中共所知的“突然性”，毋宁说设法逼蒋或联蒋抗日的主张具有大势所趋的必然性。诚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历史运动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论及西安事变时只谈中共在事变发生后的种种斡旋，而鲜及其对事变爆发的影响是有失片面的。事实上，红军长征入陕就是西安事变爆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影响因子。

　　因“痛”而醒：剿共内战陷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