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菜又爱玩”的赫鲁晓夫是怎样搞乱苏联的？

　　善于斗争的赫鲁晓夫想不到，他折腾了七八年，终于全面否定了斯大林，然后只过了不到三年，就会被人用“宫廷政变”的方式赶下台，彻底终结政治生涯。

　　推翻赫鲁晓夫的人不再是曾经和赫鲁晓夫平起平坐的元老，而是赫鲁晓夫自己挑选提拔起来的年轻新贵。这一次主席团意见高度一致。而且，1964年10月14日上午开完主席团会议，下午就马上召开中央全会——委员们都在莫斯科等着的，也不用再坐朱可夫的军用飞机了。

　　全会一致通过了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以及取消他中央委员资格的提案。一撸到底，任何职务都没给他留，只给每个月5000卢布的“特殊养老金”，配专车、住房和警卫。赫鲁晓夫从此过上了被软禁的生活，一直到去世。

　　赫鲁晓夫如此众叛亲离，原因倒是一点都不复杂，就是“又菜又爱玩”——能力不行但喜欢瞎折腾，还独断专行听不进意见，把国家搞得一团糟，所有部下都没法忍受他，联合起来把他赶走了。

　　赫鲁晓夫这个人心眼不坏，不贪污不腐败，不追求奢侈享乐，工作勤奋，关心人民疾苦，很想把国家治理好。他的核心问题是“菜”。

　　最典型的事情是“垦荒”。

　　赫鲁晓夫在乌克兰主政多年。乌克兰是苏联最重要的粮食产地，他就以为自己是党内农业专家，上台以后首先就是想搞好农业问题。经过拍脑袋式的研究，他想出来一个粮食增产的“高招”，也就是大规模垦荒。他觉得苏联国土面积那么广大，耕地占比却很低，那么多荒地要是用来种粮食，那粮食产量还不得翻着倍的往上涨?

　　当时，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都还在主席团，都不赞成赫鲁晓夫的做法。赫鲁晓夫不管不顾，说自己才是农业专家，而莫洛托夫等人“根本不懂农业”，强推自己的垦荒计划，耸人听闻的宣称，如果不搞垦荒，“国家粮食可能会被吃光。[1]”——这跟他当年跟马林科夫说如果不搞掉贝利亚大家都会被枪毙是一个说法风格。

　　垦荒计划强推了两年，大批共青团员被派往偏远地区开垦荒地，大量集体农庄的农业机械也被运走，又在新开垦的土地上建起了许多新的农业企业和居民点，还修建了很多配套运输的公路和铁路。前两年效果很好，粮食产量猛增。赫鲁晓夫也在各种大会小会上不断自我表扬。

　　两年以后，问题开始出现。这些荒地之前之所以是荒地，不是因为人们没空去开垦，而是因为土壤贫瘠、生态条件比较恶劣，不适合粮食生长。开垦后，种了一两年粮食，就迅速退化甚至沙化。新的企业被撤销、人员被遣散，新修建的公路铁路和居民点被闲置。还有一些所谓的“荒地”，其实之前是马场。经过垦荒种了两年粮食之后，不仅粮食不长了，连牧草也长不好，马也没法喂了。

　　当时的农业部长后来回忆说：“50年代中期，当我们可以向农业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的时候，他(赫鲁晓夫)把赌注押到了大规模开垦荒地上面，当然，这样做见效很快，成果也很显著，但从长远来看，这明显是个错误的决定……毫无夸张的说，为此我们丧失了好几个农业五年计划的机会。”[2]

　　垦荒计划凸显了赫鲁晓夫做决策的特点。关键就是心急，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有利益就不顾一切的投入，希望快速得到回报，不关心长远问题、不经过科学论证也听不进不同意见。垦荒工作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利益在里边，就是想快速增加国家粮食产量，心是好的，但最终结果就是一地鸡毛。

　　——这跟他做“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的心态一样：心急、目光短浅。他只看到眼前斯大林留下来的问题一大堆：古拉格里边还有好多被冤枉的人没有放出来、之前好多被冤杀的家属急需平反。他没有耐心逐步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干脆一杆子打翻斯大林时代的所有镇压决策，想通过开一次会把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他跟斯大林没有个人恩怨，斯大林还偏爱他、提拔他，但他就是要这么干，根本不管、也想不到报告完了之后对苏联有什么长远的不利影响。连这个报告可能会被西方国家搞过去作为反苏宣传材料都没有考虑到。

　　垦荒被折腾坏以后，赫鲁晓夫又开始推“玉米运动”。1953年斯大林去世的时候，苏联玉米种植面积约350万公顷。在赫鲁晓夫的大力推广下，1955年就扩大到了1800万公顷。1959年，他去美国访问，看到美国中部一望无垠的玉米地，大为称赞，回国后又继续加大力度，要求在1960年扩大到2800万公顷，后来最高扩大到了3700万公顷。

　　这也是赫鲁晓夫自己的主意。他先是得知美国的经验，然后在莫斯科自家院子里试种了玉米，又在周边农庄做了实验，效果都很好。这就开始强力推广。

　　赫鲁晓夫固执地认为，玉米不但能解决粮食问题，还能给畜牧业带来革命。玉米可以吃，秸秆还能用来喂牲畜。全面推广玉米种植，人有吃不完的粮食，牛羊鸡鸭就有充足的饲料，快速繁衍，这么一来，肉也吃不完，可以一个箭步迈入“牛肉炖土豆”的共产主义。

　　但玉米喜热，在美国温暖的中部能长好，在苏联主要是南部适合种植，北部寒冷的地方就长不好。莫斯科的实验田，在赫鲁晓夫的亲自关照下，农业官员们当然会想办法种好，不计成本的投入人力物力。盲目推广到全国，取代别的粮食作物，就跟垦荒一样，在气候不合适的地方就是高投入、低产出，浪费很多钱，反而损害了当地的粮食产量。

　　全面推广玉米是赫鲁晓夫头脑发热做的决定，没有前期基础科学研究作为基础，所以苏联连合格的玉米种子都不能培育，需要大量从美国进口。第一批种子进口的时候价格十分便宜，等土地大量改为玉米地以后，美国种子的价格就暴涨，出口也受限制。缺乏优良的种子也是赫鲁晓夫的“玉米运动”失败的一个因素。

　　赫鲁晓夫还对斯大林时代的集体农庄制度进行改革，把国有拖拉机站的拖拉机全部卖给集体农庄，让拖拉机站只负责维修。原来的国有拖拉机站是斯大林精心设计的方案，有它的优点——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的价格昂贵，一台机器可以供周边好多农庄使用。拖拉机操作技术人员也很稀缺，一个专业人员可以服务诸多农庄。但时间长了之后，拖拉机站产生了官僚主义作风，为集体农庄服务很不积极，还有吃拿卡要之类的问题。赫鲁晓夫一纸令下，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拖拉机站改称维修站。官僚主义果然一夜之间就赫鲁晓夫消灭了。但就变成了一台机器只有一个农庄能用，操作人员也不够，使用效率立刻大大降低。一些比较穷的农庄，还贷款买机器，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这种效率损失甚至比拖拉机站的官僚主义造成的损失还大。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参考后来中国的改革经验，应该是多管齐下，不能一下子把国有拖拉机站给改没了。一边要加强业绩考核、完善监督机制、打击贪污腐败，尽量提高拖拉机站的工作效率，把局面维持住;一方面可以允许部分富裕农庄自己购买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对拖拉机站的服务不满意就用自己的;然后，允许集体甚至个人开办新的拖拉机站，政府可以补贴，效率比国有拖拉机站高就能赚钱，还能跟国有拖拉机站竞争。通过多方改革尝试，看看国有拖拉机站还有没得救，有可能有了竞争机制和加强监督以后，它就没那么官僚主义了;也有可能还是老样子，但也给时间让农庄或个体拖拉机站发展起来，不至于产生巨大的效率损失。

　　这些方案，见效时间很长，自然不在赫鲁晓夫的考虑范围内，他就是希望短期、快速、一下子把问题解决。

　　赫鲁晓夫又向农村自留地和城乡集贸市场发动“进攻”，压缩农民的自留地，不准私人饲养牲畜，不准农民跨地区销售农副产品。他认为这些东西很不“社会主义”，都应该纳入社会主义体制下进行管理。

　　斯大林时代的农业体制，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多年探索形成的“三级混合体制”。第一级是国有体制，包括国有农场和国有拖拉机站。第二个层级是集体所有制，即集体农庄。一个国有拖拉机站可以服务一批集体农庄，是国有体制管控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抓手。第三层级，就是私有制，即农民的自留地和自养牲畜。

　　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庄主要负责生产大宗商品，其中主要是粮食。农民的自留地和自养牲畜，主要生产经济作物和牛奶，供农民自己食用，但剩余部分可以拿到城乡集贸市场交易。农户个体生产规模相当大，在斯大林时期成为了城市居民副食品的主要来源。

　　——斯大林体制并不是只有集中，其农业体制就是集中性和灵活性结合的比较好的一套制度，既有国家的统一管理，也有私人的利益驱动。

　　以赫鲁晓夫的智商水平，并不能理解这套体制的复杂程度。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通乱改，集体农庄生产粮食的方式被打乱，农民生产副食品的积极性下降，终于使粮食和副食品产量双双下降，城市食品供应紧张，农民收入也降低了。

　　总之，“(赫鲁晓夫时期)错误的农业政策使苏联在经济上丧失了自给自足的能力，并且迫使国家在后期大量进口粮食，从而增加了对外的经济依赖。”[3]

　　到了1962年，苏联已经到了需要进口粮食来维持城市供给的地步。要到1975年才能恢复1960年的肉食类畜牧存栏数。1963年，苏联开始闹粮食危机。 1962-1963年苏联政府在战后第一次被迫出售600多吨黄金，并从国外购买1300多万吨粮食。

　　赫鲁晓夫自诩为党内农业专家，把农业几乎搞崩了。他在工业领域的改革也很没谱，不过由于他没把自己想象成工业专家，改革力度不大，破坏力也小一些。

　　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带有“战时经济”性质，统筹全国所有资源集中搞工业化。但工业化完成后，经济活力就会下降，只能按照计划指令生产，缺乏创新动力。赫鲁晓夫就想到了放权，让地方管理工业。他把中央管理的1.5万个企业下放给各地方，在1957年撤销一大批中央管理经济的部门，只留下航空、无线电、造船等重要的工业部门，又将全国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各自设立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

　　赫鲁晓夫原以为这样下去地方肯定会灵活管理，企业的生产力也会提升。但之前是全国一盘棋，各类资源全国调配，现在把调配资源部门取消，各地又搞起来“地方保护主义”，很多企业无法得到所需物品，不得不自己生产，产品规模小、成本高、质量差。没办法，只能重新设立国家管理部门，改来改去又回到从前。

　　眼见经济改革全盘失败，赫鲁晓夫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需要对体制本身进行改革。

　　1962年，赫鲁晓夫推行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改革措施：把地方党委拆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一个管工业一个管农业，设一个工业书记、一个农业书记。两套体系功能齐全、互不隶属。在全国所有地区都出现了两套并行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两套卫生部门、两套公共教育部门、两套警察部门、两套财政部门、两套文化部门等。这个荒唐的体制改革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勾心斗角和无谓的争吵。天晓得这种无厘头的改革措施是怎么想出来的。

　　同时，赫鲁晓夫又提出：从党中央委员会到地方和州委员会，进行下一届选举时，各级委员会中必须有三分之一的成员由新党员干部担任。

　　——这个意见应该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迅速团结起来，一致同意罢免赫鲁晓夫。一次撤换三分之一这个比例实在太高了，在1957年坐着军用飞机来投票支持赫鲁晓夫的那一批人，现在又转而投票支持罢免赫鲁晓夫。

　　很多人据此认为，赫鲁晓夫的因为想要打破“干部终身制”、得罪了官僚集团的利益而被迫下台的。这个看法有一些道理，但很不全面。斯大林得罪的更严重，不是换的问题，中央委员被逮捕镇压的就超过了三分之一。斯大林的权力地位并未动摇。

　　赫鲁晓夫的问题是：他几乎把苏联全国所有阶层都得罪了一遍。瞎折腾农业，强迫开荒、强迫种玉米造成灾难，还不让农民卖副食品，农民很生气;农业减产，粮食和副食品涨价，城市居民很生气;工业领域乱改革，制造生产混乱，工人阶级也不满意。

　　赫鲁晓夫改革的后果在经济增长上体现的很明显：1951-1955年工业增长了85%，农业增长了20.5%，1956-1960年则分别是64.3%和30%、1961-1965年分别是51%和11%。

　　这个变化可以看出，斯大林晚年和马林科夫执政时期(1951-1955)的经济增长，工业高增长，农业中速增长。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前面五年工业增速快速下降，农业受开垦荒地和大量种植玉米等短期刺激的影响有所增加。但到了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几年，工业增速和农业增速双双暴跌。他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全面失败。而且，1956-1960的工业增长，很大部分是斯大林时期工业发展的惯性造成的。自从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工业增长就开始迅速下降。

　　经济改革失败了，他开始折腾政治改革，把官僚阶层也得罪了。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也被他搞得一团糟，跟中国也翻脸了，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也对他不满意。国际国内，他已经都众叛亲离。

　　总之，赫鲁晓夫是彻底变成孤家寡人之后才被罢免的，不是单纯由于某一条改革措施得罪了某一个群体而被推翻的。

　　赫鲁晓夫并不是官僚体系的敌人。马林科夫掌权的时候，在有一次会议上大力抨击党内部存在的贪污受贿、道德败坏和生活腐化的问题。讲完之后，会场内一片鸦雀无声，无人鼓掌，因为下边坐的正是党的高级干部。这时候赫鲁晓夫站出来说：“您说的都对，但治理国家始终还是要依靠我们的干部群体。”此言一出，立刻赢得一阵热烈的掌声。[4]

　　赫鲁晓夫在前期是官僚体制的朋友，因为他需要拉拢这个群体帮他掌权。后期开始折腾政治体制改革，本质上是因为经济改革失败了，想要把责任推卸给这个帮他掌权和做事的群体。但他的政治改革方案跟经济改革方案一样，属于简单粗暴的拍脑袋决策，不具备现实可行性。这回终于折腾到了自己的命根子上，被赶下了台。

　　——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和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都存在追求速度、政策执行简单粗暴的问题，都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为什么斯大林的集体化总体而言应该受到称赞，而赫鲁晓夫就需要被指责呢?

　　有这么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改革效果要“以成败论英雄”。集体化虽然过程出了严重的问题，但最后成功了。苏联农业经过集体化以后，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更有力的支撑了工业化，为卫国战争胜利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执行过程出现问题但最后成功，说明主要问题在执行层，决策本身问题不大。而开荒地和种玉米不是过程中出了问题，是以失败告终。决策在一开始就是错的，不具备成功的可能性——生态条件不行的地方强行开荒就只会导致土地荒漠化，玉米在寒冷地带就是不容易生长。当时的客观技术条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下边没执行好。

　　为什么斯大林能做出正确的决策，遇到困难能纠偏并取得成功，而赫鲁晓夫却总是把问题搞砸?就是决策能力有差别。赫鲁晓夫就是“菜”。斯大林在重大决策上的高明之处，本书在“斯大林的辩证法”这一章有过讲述了。显然，以赫鲁晓夫的智商，理解不了辩证法。

　　第二个原因，斯大林急推农业集体化改革，是因为国际局势高度紧张，他必须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确保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军队现代化的工作，不然苏联政权就很可能会灭亡。农业的支持是工业化的前提，更要提前完成布局。所以，他只能选择相对简单粗暴的策略来强推，快刀斩乱麻，没什么可回转的余地。赫鲁晓夫面临的国际局势要缓和的多，有足够的时间来论证、决策、试点、纠偏。同样都是高速强推，一个是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一个是自己头脑发热好大喜功，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斯大林在相对缓和的国际形势下，是如何做农业决策的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于1948年主持通过了一项农业改革的宏大计划。它被称为“斯大林自然改造计划”。这项计划的重要举措就是搞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生态恢复。

　　“计划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在苏联南部地区，特别是伏尔加河沿岸中游和伏尔加河沿岸下游地区、哈萨克斯坦西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东南部修建数千个水库、种植森林保护区和广泛采用草本植物轮作，防止长期性干旱、东南部炎热的干燥风、扬沙和沙尘暴。总的来说，计划种植超过400万公顷的森林，并恢复那些或者是在战争年代遭到破坏、或者是被以前的林地经营者的管理不善所破坏的旧有森林。除国家森林保护带外，还种植了当地重要的林带，这些林带遍布单独的田地的周围、峡谷地带的斜坡、现有的和新建的水库、沙地等。此外，还采用了更先进的方法来管理田地，使用秋耕休闲、翻耕和残茬覆盖等耕作方法，在土壤中施用有机肥料和矿物质肥料，播种适合当地条件的精选高产品种种子等。”[5]

　　斯大林制定的战后农业复兴计划系统而复杂，是诸多农业科学家详细论证后形成的方案。它不仅在实践中推动了苏联农业的恢复，而且显然是立足于长远来发展苏联农业，为农业增长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推动农业种植技术改进，是典型的“百年大计”。这就是斯大林在“不着急”的情况下做的决策，是懂得科学决策和从长远考虑问题的政治家的做法。

　　赫鲁晓夫刚一掌权，就立刻废除了这个“斯大林自然改造计划”，改为完全相反的做法：不是保护生态，而是疯狂开荒破坏生态，追求短期的粮食产量增长，不惜以破坏国家整体农业生产能力为代价。决策过程也是赫鲁晓夫个人意志在强推，没有考虑农业科学家们的意见，否则不可能连土壤沙化这类问题都想不到。

　　参考文献：

　　[1]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393页

　　[2]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399页

　　[3] 《俄共中央“1964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评价与看法”圆桌会议会议通报》，凤凰网，2024年11月12日

　　[4] 《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391页

　　[5] 叶夫根尼·尤里耶维奇·斯丕岑 著，《长老的金秋：强国苏联在1945-1953年》，第一章：强国苏联的复兴。

　　（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著有《先秦上古一万年》、《帝制与盛世：汉唐明的时代》、《变法与党争：大明王朝的衰亡》、《巨变与突围：碰撞中的清帝国》、《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等多部历史与经济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