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主义者失去话语权，苏联就开始坍塌了
一、“里应外合”：来自西方的信息战和心理战
1923年3月，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指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和党性，因此，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不妥协的进攻性斗争是共产党人的使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全面传播，在列宁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在文化、科学、出版和教育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查封了攻击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报纸，成立了一些传播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培养意识形态干部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如共产主义大学(1919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1年)、党史研究会(1920年)、红色教授研究院(1921年)、列宁研究院(1923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1年)等。
二战之前，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国外敌对势力始终保持着思想高压，在思想教育领域，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主流思潮占领了文化阵地。苏联人民相信社会公正，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面对二战前敌对势力的包围圈，思想理论上可谓“铁板一块”，坚不可摧。二战以后，硝烟未尽，冷战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积极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也在准备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访、侦查、谍报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通过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主义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
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作战的目的是操纵和改变苏联的社会意识。战争的任务在于使苏联社会形成对周围世界虚假的认识，以利于进一步操纵并控制该国居民及其管理精英。
应当说，面对西方日益强烈的心理战，在战前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组织了有效的反击。在军队系统，伏龙芝将政治工作视为“补充武器”。在军队总政治局下设进行心理战的机构和政治宣传委员会。贝利亚领导的安全情报部在对外侦查和反宣传方面也卓有成效。日丹诺夫在领导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思想方面，组织了宣传工作，有力整合了国内宣传机构，统一了思想，集中精神，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大量精力，也为后来的意识形态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当局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为此而兴起的美国苏联学起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先后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开设苏联东欧历史和政治专业的课程，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和华沙条约上。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形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苏联学”，在西方也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明显不同的是，美国苏联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研究对象和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总体说来，美国苏联学与美国政治紧密联系，在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以下三种主要功能：其一，在美苏对抗、两种制度的斗争中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其二，直接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服务;其三，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