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情报战

　　志愿军战士化雪为酒，为新年攻势的胜利，为毛主席的健康干杯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情报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的情报工作手段，主要有无线电监听、破译和派遣人员搜集及审问俘虏等手段。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就高度重视无线电侦察。1931年底，中革军委将无线电总队侦察台与红一方面军参谋部谍报科合并，组成总参谋部侦察科。12月，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官兵一万七千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入红军，带来8部电台、40多名无线电技术人员和部分通信器材。至此，红一方面军电台增至14部，无线电侦察初具规模。组成总参谋部侦察科不久，中革军委将这个科改称“二局”，即情报局，曾希圣任局长。

　　长征途中，负责电台侦听的几部电台，每部都要承担侦听敌人一两个军的行动情况的任务。这样，便于红军掌握敌人的驻地和出发时间，为作战提供依据。在物资匮乏、装备落后、人才短缺的条件下，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和科学头脑，先敌认识了无线电通信技术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和广泛作用，超前开展了无线电侦察和反侦察斗争，从而争取到了战略主动。长征途中，红军的无线电侦察取得了不俗战绩，毛泽东赞誉他们是“长征路上的灯笼”。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磨炼，解放军的无线电侦察会聚了大批人才和精英，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2日至26日，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其他领导连日在中南海开会，研究朝鲜局势，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听取情报介绍。随后，军委情报部门、新成立的东北边防军及东北军区的无线电侦察已经转向朝鲜半岛，他们日夜开机，用以熟悉敌人及朝鲜的电台信号，掌握作战动向。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立即命令展开对南朝鲜的情报搜集工作，并向汉城派出了情报人员王以伦、丁升烈等。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仁川后，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不顾危险，随朝鲜进攻部队前往汉城，与几位提前进入的中国情报人员秘密会面。为了情报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王以伦让其侄子每天骑摩托车来往于仁川至汉城之间，汇报“仁川的敌情”，着重了解美军及南朝鲜特务在仁川的侦察活动情况。这表明中国高层此时已经在警惕美军可能从仁川登陆的问题。

　　7月13日，中央军委未雨绸缪，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7月下旬，东北边防军所属的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奉命率两名侦察参谋，化装成火车司机，进入朝鲜境内勘察地形，了解民情。此事被朝鲜内务部察觉后报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据报告中的描述，发现其中年纪较大者为他的老战友吴瑞林，于是交代朝鲜内务部人员，不要打扰中国军队的情报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