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民主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在军队内部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是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一项特有政治优势，也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胜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广泛深入开展“三大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

　　早在1927年，毛主席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时，就宣布实行军内民主制度，规定官兵待遇平等，经济公开，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团以下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代表士兵利益，参加部队管理。

　　毛主席在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一文）中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毛主席1929年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规定：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坚决废除肉刑，禁止辱骂，让士兵有说话的权利，反对打击报复；克服极端民主化，保证民主生活的正常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各部队运用整风的方法，通过召开民主会议，检查官兵关系，纠正军阀主义倾向，开展尊干爱兵运动，增进亲密友爱的情谊，加强内部团结，部队民主生活有了进一步发展。

　　解放战争时期，全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普遍采用民主的方法，实行阶级教育，整顿组织，检查工作，评议党员和干部；在作战时，发动群众讨论如何完成战斗任务等，都进一步浓厚了部队民主氛围。

　　1948年，毛主席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指示中，将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实践证明，我军实行“三大民主”建立了新型官兵关系，实现了官兵一致，“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

　　军事民主是我军“三大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内容是发动官兵积极参加作战训练等各项军事工作，战时开展军事民主，研究战术技术，开展战评活动，为完成作战任务献计献策。我军长期作战的实践证明，智慧来自群众，经验源自基层。因此，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各级党委和指挥员十分重视开展军事民主，发挥广大官兵聪明才智，不断创新克敌制胜的战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敌人和我们打机械化，我们和敌人打巧妙化。”“巧妙化”指的就是贯彻正确的军事指导原则和发挥广大群众的无穷智慧。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军事民主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涌现了许多战法创新的事例。

　　例如，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志愿军没有任何空中掩护，只能夜间行车又不敢开灯，汽车损失很大。志愿军总结推广了防空哨的经验，不仅使汽车行驶速度大大提高，而且损失率由入朝第一年的40%，下降到第二年的6%，再到第三年的0.5%。在铁路运输中，为应对美军不分昼夜的轰炸，广大官兵创造出“单方面运输”“合并运转”“顶牛过江”“铃铛队”“水下桥”“爬行桥”等抢运、抢修的有效措施，建设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又如，在收复大、小和战斗中创新了兵力协同作战的方法。大、小和岛位于朝鲜铁山半岛正南约40华里的深海海域，是南朝鲜和美军重要的前哨阵地，担负着情报侦搜、特务派遣、空中指挥等多种任务。1951年11月30日，志愿军进行了以收复大、小和岛为主要任务的渡海登岛作战。战前，志愿军442团官兵，按照志愿军司令部“由近而远，逐岛作战”的作战指导方针，在进行严格紧张的临战训练的同时，广泛发扬军事民主，认真研究岛上敌情、地形、潮汐和战法，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对渡海登岛作战的特点进行了研究。战斗发起后，442团各级渡海攻击部队，能及时起航，按时到位；空军、炮兵及时有力地支援，使这次渡海登岛作战的诸军兵种达到了密切配合，协同有序，从而使我军以较小的代价，全歼了岛上敌特武装，胜利地完成了预定任务。此次登岛作战，虽然战斗规模较小，却开创我军联合渡海登岛作战先河。

　　再如，志愿军空军群策群力，大胆革新空战战术。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多为“新手”，但群策群力，创造出“菱形”“楔形”等攻击队形，在与美军空中格斗中屡屡得胜。1952年7月后，美空军实施战术升级，以“饵机”为引诱，采取“口袋”战术对我实施围攻。志愿军空12师34团经过多次地面模拟和战术评估，最终决定采取“蛇形”队形：每个中队4架战机、呈楔形飞进，4个中队组成一个编队、形似弯曲的长虫，专挑敌人的“口袋底”集火猛攻，以高敌一筹的战术赢得空中格斗。

　　还如，建立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创新了阵地防御作战的方法。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实行由运动战向阵地战的战略转变，贯彻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防御战初期，志愿军有的防御分队在战斗中把单人的防炮洞（猫耳洞）挖成弯形，又连接成马蹄形，出现了坑道工事的雏形。志愿军领导机关及时发现并迅速推广了这一群众创造，从朝鲜东海岸到西海岸构筑了长达1250公里的坑道工事，还有堑壕、交通壕6200多公里，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阵地防御体系。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实施反击作战和阵地进攻，可以尽量将攻击部队前出，既有利于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又能够减少自己的伤亡。坑道作战是我军的一项战场创造，在上甘岭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上甘岭战役中，我参战部队也积极发扬军事民主，发动群众献计献策，不断改进创新作战方法。例如，12军31师于11月1日接替15军部队担负坚守597.7高地和反击收复537.7高地的任务后，在总结15军前期战斗经验的基础上，研究采用了小兵群战术。这种战术将大编队分拆为多个小分队，从多方向对一个点位发动突击。战士们需要高度协作、密切配合，善于利用地形掩护，进行隐蔽机动。而临战时，他们能快速集结、分散，佯攻和正攻更是变化多端，让敌人猜不透战术打算。这种战术充分发挥了步兵的机动力，大大减少了部队伤亡。战后，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总结说：上甘岭战役，如用12军战术，至少可以少牺牲三千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证明，积极发扬军事民主，集中群众智慧，是我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1953年9月，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深入分析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原因。他说：“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

　　然而，电视剧《上甘岭》却违反历史事实和艺术真实，虚构出了“段先锋”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神人”，不能不说是该剧的一大败笔。不管该剧编导的主观意图如何，但该剧加在“段先锋”头上的“大学生”、“军事学院助教”等头衔，特别是他上懂战略性战役（诺曼底战役），下精各级步兵战术，还熟知侦察兵（捕俘）、工程兵（坑道作业）、炮兵（炮兵观察员）、军械（拆除未爆航弹）等军兵种专业技术战术，并且还能在敌人空炮火力严密封锁，我军连弹药、药品、食品和饮用水都无法送进坑道的情况下，多次往返于597.7高地阵地与几公里外的军指挥所和炮兵阵地之间，自己却毫发未损，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难道上甘岭战役缺了这样一个人就打不赢吗？难道电视剧《上甘岭》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就无法表现志愿军官兵的智勇双全吗？这只能反映出在该剧编导心灵深处潜在的精英意识和个人英雄主义情怀，反映出他们根本不懂得“三大民主”是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一项特有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文/阿华，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