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诞生与广州暴动的失败证明了什么？
南昌起义后的1927年，主要发生了两件在中国大革命历史上知名度较高的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诞生和广州暴动的失败。
1927年9月19日，面对严重敌强我弱局面，毛主席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率领秋收起义剩余部队向农村转移。“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师长余洒度等坚持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这是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16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的这一选择，可以用果断和冷静来形容。果断，体现在他当机立断，迅速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冷静，体现了主席面对工农革命军无法攻打长沙这一实际情况，坚持避实击虚，务实地率领部队向农村转移。为了向战士们讲清楚这一道理，主席在9月20日特意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战士讲话。主席指出：“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1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向全军战士们明确宣告——我们要向农村地区进军，并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主席显然在争取全军与他一起执行这一理智、务实的战略方针。在主席率领下，9月21日，工农革命军“由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开始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进军。”（《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1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这一决策，挽救了大量我军有生力量。
为了保证行军安全，主席率领部队尽可能往敌人的薄弱环节走，于是，9月22日，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到萍乡县上栗市，得知萍乡县内驻有敌军，遂与师部决定，部队转东向南，绕道芦溪进入莲花。”（《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1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三湾改编后，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古城。当晚，主席主持召开古城会议。“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初步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安家’和开展游击活动的问题。会议进一步了解了井冈山地区情况，确定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采取团结、改造方针;尽快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部队随即在井冈山周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20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的决策，紧紧围绕着“务实、冷静”精神：一方面，主席要求部队了解井冈山地区情况、对袁王部队采取团结态度，体现了主席进入井冈山后坚持在稳当可靠基础上争取好的效果的务实精神；另一方面，主席要求部队在井冈山周围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体现了他反对不顾实力进攻大城市的高度冷静。
10月8日到10日，主席继续坚持高度冷静的战略方针。当时“毛泽东和团部决定，留下伤病员和留守机关，部队沿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扩大政治影响，调查井冈山周围情况。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主力先到湖南省酃县进行革命活动，打击反动势力，发动群众，联络农军，解决经济给养问题。”（《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20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这些决策，都是围绕着农村展开的——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联络农军。10月中旬，主席“从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的消息”（《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2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于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2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主席当时也有向湘南退却、争取靠近南昌起义部队的设想，但是由于南昌起义部队的失败，主席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心。主席设想的两种方案都是务实的方案：一方面，主席率军到湘南的设想也是继续退却的设想而非迅速进攻大城市的设想，同时希望接近南昌起义部队以得到配合；另一方面，面对南昌起义部队的惨败，主席坚定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心，也是冷静务实的坚持农村工作的决心。
同旬，主席亲自“率团部、第三营、第一营一连、特务连沿湘赣边界游击，扩大政治影响，解决经济给养问题，并与湘南、赣西农军和党组织取得联系。”（《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21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并于11月初“率一部分部队回到宁冈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22-22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11月中旬，主席决定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于是，“乘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发动战争、江西敌军大部卷人和茶陵敌军调离之机，决定攻打茶陵。自己需要继续做袁文才、王佐的工作，就委托团长陈浩、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领一营攻打茶陵。部队出发前，作动员讲话，要求部队沿途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攻克茶陵后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十八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进驻茶陵的工农革命军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工人出身的谭震林当选为政府主席。”（《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23-224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用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持农村斗争的实际行动，展现了高度的实事求是精神。
与冷静、务实的毛主席领导下的湘赣边界根据地相比，“左”倾盲动主义空气弥漫的广州完全是另一种情况。11月29日，牛曼在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表示：“我们决定在广州采取准备起义和成立苏维埃的坚定方针。我们正在组织大罢工,开始成立在革命工会领导下的赤卫队……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确定起义日期,因为鉴于上述决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恳请你们立即向广州发出指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七卷》，第140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另一封转发牛曼电报的报告也记载，牛曼表示：“起义计划：黎明时首先由独立团和赤卫军占领警察总局 ，然后占领其他战略据点和机关，同时举行总罢工，选举代表苏维埃，用缴获来的军用品进行武装，颁布法令，……占领广州的希望是很大的，但要守住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想，利用军阀之间的斗争，工人[发动]的规模，解除士兵的武装和农民暴动，是能够对付的。海丰的暴动规模很大：有10万多农民参加，4个县已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结论是:省委一致同意举行暴动，我们打算在下周初发动。口号是‘粮食归工人，土地归农民兵士!’，‘打倒军阀战争!’,‘没收资产阶级住宅给工人!’，‘全力支持罢工者和失业者!’‘没收大资产阶级的财产!’,‘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等等。坚决请求立即给我们指示，我认为暴动时机已完全成熟，拖延会给力量对比带来不利变化,因为铁军将回来，我们的部队将调走，汪精卫的正式政府将成立以取代现时的空缺状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七卷》，第170-17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牛曼关于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建立苏维埃的设想是盲动主义的表现。他即使承认守住广州有困难，还高估革命力量、继续坚持守广州、认为困难是“可以对付的”，而不作任何撤退的准备，这是冒险主义的表现。大城市作为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命脉所在区域，是大资产阶级拼大力把握的区域。以当时薄弱的中共军事力量发动广州暴动，必然面对大资产阶级为夺回大城市发动的全力反扑、必然会失败。对我们中共来说，当时在大城市“建立苏维埃”是根本没可能的。
当时最理智的方案，就是远离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在敌人不会拼命维护而且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2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从而稳步、充分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而不是在广州这样被大资产阶级视为“掌上明珠”的显眼的地盘“建立苏维埃”。然而，坚持“城市中心论”、缺乏对中国实际情况充分调查研究、听信了牛曼错误观点的联共（布）中央还是批准了牛曼关于广州暴动的计划。12月10日，联共（布）中央表示：“关于广州事件的电报收到。鉴于群众中存在一定的情绪和当地比较有利的形势，不反对你们的意见，建议行动要有信心要坚决。”（《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七卷》，第173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其实，当时他们哪怕提醒牛曼一句“别建苏维埃，打完赶紧撤”，都不失为相对理智的选择——然而联共（布）选择了最错误的方案——他们完全支持甚至鼓励已经严重“左”倾的牛曼，而不对其做出任何提醒。结果，仅仅两天之后的12月13日，“广州起义失败。”（《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24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广州起义的失败，证明了联共（布）坚持以“城市中心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与革命力量遭受惨重失败的广州相比，毛主席领导下的井冈山则是“风景这边独好”：“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中共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也有了党组织。宁冈、遂川、茶陵建立了县工农兵政府。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等县都有了地方武装。土地革命已经开始(还没有深入)。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湘赣边界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形成。”（《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23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这就是毛主席的路线实践效果与联共（布）的错误路线实践效果的鲜明的对比。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广州暴动的失败证明：毛主席冷静、理智、务实的战略——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发展革命力量，是完全正确的；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是脱离实际的、缺乏充分调查的、存在严重“左”倾盲动主义因素的，是完全错误的。正如毛主席所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反对本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