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兰考田野调查（二）
前言
正如调查的第一部分所呈现，为了丰富这一次调查，我走访了多位健在的老干部，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前兰考宣传部部长、登封县委书记张守德，前韩村党支部书记杨素兰，前兰考县委副书记杨捍东，以及曾经和焦裕禄同志一齐参与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建设的卞秀英，还有许许多多并不方便透露姓名的老干部和当事人，他们有的隐于农村，得知我的到来非常兴奋，滔滔不绝；有的曾高居庙堂，现在退休赋闲，对于很多尖锐且敏感的问题讳莫如深。此外，除了兰考城区、南漳镇和堌阳镇，我深入到了各个农村，包括东坝头、贾堂、韩陵、双杨树、王茂店等地，以农民为主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和我交谈时提供了极其关键的信息，他们虽然形态各异，但是极大程度还原了历史问题在很多层次的对立统一。
历史问题的探讨和研究，理应脱离笔者的主观立场，而立场恰恰是应该在调查过程中形成的，二者如果本末倒置，就会出现“鸡叫出了太阳”的逻辑谬误。我的田野调查，就是建立于“纪实”的角度，希望能够从为数不多的当事人、亲历者的角度，最大程度还原他们对事件真相的理解——注意，对事件真相的理解并不等价于真相。就比如，关于张钦礼的“反党乱军”、“造假焦裕禄事迹欺骗党和国家”等内容，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形成了激烈的争论，延续至今。这一场论战表面上看是对历史问题的分析和探究，但我认为这恰恰是最根本的“路线之争”的历史延续（注意，这里的评论就是我的主观，它包含了我的意识形态和主观想法）。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已有不少，我鼓励大家自行抛弃初始的立场，带着新生儿的眼睛，审视其中。
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问题，它总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脉络，如果我们好奇，总能顺着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揪出一个个不合理的线头。当这些线头多了，那么我们就可以高度怀疑起初那个一以贯之的逻辑是否有问题？如果线头少了，反而越理越清，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减少对这个逻辑的怀疑并继续探索。
焦裕禄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个例，他的好战友，张钦礼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样，张钦礼也不是一个特殊的个例，他的背后有成百上千的基层干部，如我拜访的杨捍东、杨素兰、张守德和卞秀英，甚至还有许多我不便透露姓名的中、高层干部。人们现如今缅怀焦裕禄、张钦礼，更应该记住他们身后的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同时也应该对这段特殊时期所发生的种种多加思考，以史为鉴。
在调查（二）中，我主要罗列一些问题，以及我个人的研究思路和结论。这些问题可以发散，也可以抽象归纳，但是方法总是一成不变的。以供大家参考。
兰考怎样熬过“饥饿时代”？
在调查（一）中，杨素兰提及1962年韩村的涝灾极其严重，当时全年的“口粮”甚至低于日常所需。而这种高度依赖自然条件、极易受灾的生产格局，在焦裕禄到来兰考时，他和张钦礼等干部一同组织推进了水利和农业建设后才发生了较为显著的改善。这类叙述和表达在相关的影视资料、文字记录和口述材料中亦出现多次。
在这段叙述上，我深有疑虑，因为如此夸张的粮食缺口，绝对不是简单地在河滩割草卖钱换粮就能解决的，哪怕全民割草是事实，这其中也一定有更多未被解释的缘由在发挥作用——否则12两的年平均口粮，绝对会在韩村造成大规模的饥荒现象。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国，诸多地区因自然灾害与人为因素叠加，已普遍发生严重粮食减产，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如信阳事件的极端悲剧。事实上，我在网络空间已注意到相当数量的文章，以“揭伪”或“反思”为名，对张钦礼及焦裕禄相关事迹提出质疑，其中不乏大量对张钦礼本人甚至社会主义建设的攻击。这类叙事往往将时间线前推到大跃进，延伸至改革开放前，强调这近三十年间兰考经济生产“长期遭到破坏”、左倾错误“严重阻碍民生与工农业发展”，甚至有个别文章直接声称：“1962年兰考发生了大规模饥荒，曾饿死数万人”、“直到改革开放后，路线得以被改变，兰考才没有了饥饿。”
类似的这种表述，通常只有极其吸引眼球的结论，却没有足够的口述历史、实地走访调查或统计数据支撑。我从来都认为，自然条件、基层政策的执行、长期以来的人文氛围和中上层决策制定等因素，都会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民生和经济发展，不加以调查，便直接给出极具立场和针对性的结论，是极其错误的。
那么，杨素兰提及的这12两的全年人均口粮，是否酿造了部分文献中提及的兰考的大规模饥荒现象和非正常死亡？
对于这一疑问，我尝试在兰考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集（人口、气象、商业、农业、工业数据）寻找答案，个人的历史叙述往往夹带着强烈的情绪和主观判断，但多方面的主客观史料、数据的多方交叉验证，绝对是还原事实真相的好办法。根据河南省兰考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集（1949-1973），1949年兰考总人口数为325796人，这一数字自建国后稳定上涨，截止到1973年达到了479506人，增长率为47.19%。不过，杨素兰所在的韩村在当时隶属于城关公社，城关公社的人口数据从1958年的38794人减少至1960年的30855人，1961年回升至57638人，但在1962年又下降至28826人，随后则是稳定下来并一路增长，直到1973年的37382人。
1962年的城关公社为什么发生了人口锐减？结合韩村当时的“12两全年人均口粮”，这是否意味着1962年兰考发生了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因而造成了人口锐减？其实兰考全县的人口规模，在1961年减少为357570，相较于1960年下降了2.42%（1960年前后许多地区发生了大规模非正常死亡。比如，据当时的官方统计和后来的党史、地方志资料显示，信阳有超过9个县人口减少超过10%），而1962年则回升到369127，相较于1960年增长0.7%，而在1963年人口增加到376516，相较于1960年增长了2.75%。光从兰考的人口数据来说，波动较为稳定，并无什么有效信息可言。但城关公社的人口锐减从数据上来说较为剧烈，尤其是1962年，相比于1961年减少了49.99%——这是近半的人口锐减规模，颇为夸张。
我认为，人口变化的两个原因，无非是机械变动和自然变动。前者主要是人口的流入、流出和行政区划的变动，后两者则由出生率、死亡率决定。我详细查阅了行政区划，并且我需要在这里明确指出，兰考当时同时存在着城关镇和城关乡两个不同的区划概念，二者并不相同，而后者城关乡在行政区划中又经历了几次改名。我还需要指出，如果单纯从生产队数量或者公社数量来研究这一问题可能会造成许多谬误：因为1962年全年，兰考由于本社直辖生产队而没有生产大队，因此这一数据为0；公社数量中，1961年是大公社划分为小公社，而62年是以大队划分的公社，因此在数据中我们会看到1962年兰考所有的行政区划的公社数量都暴增几十倍。
不过，自然村数量给了我一个重要信息。兰考自然村数量在1959、1960年为717；在1961年为716；在1962年为740，三年中上升明显。不过，韩村所在的城关在1959，1969，1961和1962年的自然村数字则分别为：86，86，134，91。很明显，城关公社自然村数量的变化证明了行政区划存在一定范围内的变动，并且城关公社的人口数量和自然村数量的变化趋势高度一致，这极大说明了人口数据的爆跌并不能直接等价于大规模非正常死亡。1961 年，全国范围内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政社分开、分级管理”的调整，把原来的“大公社”细分为若干个小公社。兰考县同样执行这一政策，城关公社由原本规模较大的单一公社被拆分成多个小公社或分公社。城关公社的辖区在1961年被重新切割，规模缩小，许多大队被划归周边其他公社。此外，根据兰考地方史料显示，1958年到1962年，兰考确实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行政区划调整，这与当时的经济和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在“大跃进”结束后，中国各地经济状况不佳，很多地方包括兰考的农村经济和社会状况也进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行政区划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优化。
此外，出生率、死亡率也是个重要的参考数据。兰考的出生率普遍在1958年至1961年锐减，但在1962年开始提升并稳定。死亡率则一直较为稳定，但在1961年大幅增加至2.1%，随后下降并稳定下来，并且持续到1973年时，死亡率一直维持在建国前数据的一半以内。兰考这类黄河冲积平原上的贫困农业县在建国前死亡率始终维持在2%以上，甚至多个灾年突破4%。而建国后除了在1961年这一个公认的自然灾害大爆发的年份中（详情参考兰考县志、气象数据），死亡率飙升到2.1%，其余年份都始终维持了较低水平。根据人口数据，在1961年这一年的兰考全县总死亡人口大概在7500人左右，而其中杨素兰所在的韩村所归属的城关就有1500人死亡，占据了兰考全县死亡人口的20%，确实是较高的一个比例。然而，兰考全年的死亡总人数尚不过万，“数万人饿死”的说法显然缺乏证据。
除了行政区划调整，我还认为，城关乃至兰考全县的人口锐减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外流。电影《焦裕禄》中，曾有大批灾民通过扒火车的方式逃往外地投奔亲戚或者乞讨，而兰考当地干部并未阻拦灾民自由逃荒，甚至电影中还出现了焦裕禄维持逃荒秩序的一幕。事实上，这并不是脱离事实的虚构情节。兰考当时的铁路枢纽恰恰就在韩村所在的城关，在走访期间，我也遇到了一些来自仪封的村民，他们和我回忆了当年通过扒火车外出乞讨的经历。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不同，信阳在当时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不允许逃荒，甚至强制要求灾民留在本地，然而，这种政策缺乏配套的有效救济，甚至多地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吃人”。（信阳地区因为地方领导虚报产量导致口粮被征收得一干二净，甚至还发生了“反瞒产”，基层干部强夺口粮，甚至有交不出口粮的农户全家被虐杀而死的惨案。而在灾民想要逃荒时，路宪文曾下令对逃荒的灾民开枪，甚至派武装力量驻守各个交通要道，阻止灾民逃难。）对于信阳事件所造成的悲剧，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提供了重要参照。其中，河南历史学者李素立先生于十多年前撰写的纪实史料《死绝村》，记录了大量灾民口述与个人回忆。这些珍贵的一手调研资料与官方档案、地方志记载及海内外独立研究成果之间，形成了高度一致的交叉印证关系。
多重证据表明，在信阳事件中，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根源并不主要在于自然灾害本身，而在于一系列人为因素的叠加作用，尤其是以政治运动方式和暴力手段处理粮食问题、严格限制灾民流动。这些“人祸”因素，共同构成了灾难不断加剧、最终失控的关键原因。
除了逃荒政策上的不同，当时我国实行的“统销统购政策”在兰考的实施，也发挥了与信阳完全相反的作用。兰考全县的历年征购、统销情况如下图所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杨素兰所说的遭灾的1962年，兰考的征购粮确实也是1951年以来的历史新低水平，并且由于当时仍然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难题，1962年后的两年也是农业产量的低谷。然而，统销粮在1961年触底后开始大幅提升，并且在1963年达到峰值。值得一提的是，每当兰考减产、粮食征购数较低的时候，统销粮往往都会增加，二者形成峰值的互补。此外，1960年前兰考就已经面临普遍的营养不良，原因就是张钦礼这一派实事求是、代表广大工农利益的干部已经于1958年被打倒，被开除、撤职或下放劳改的他们已然无法遏制浮夸风和高指标，所以在征购数据上，1957年后出现了一个小高峰。而在1960年的12月，张钦礼冒死前往北京上访，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平反。1961年，中央派刘建勋前往河南开展赈灾工作。
而城关在1962年的全年征购粮食是666（百斤），这一数字在1965年为9208，在1972年则为10276。而统销粮在1962年则为32071，1965年为20058，1972年为26263。而且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1962全年，城关明显存在一个巨大的统销统购的粮食差值（统销粮远大于统购粮）。并且1962和1963年全年的统销量也是历史最高水平，各个年份的统销统购的高低峰交错出现，这也证明了统销统购政策对粮食调控在兰考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在杨捍东的河南文革口述史中，他提到许多农业条件较差的村庄中，不少农民都希望通过积极建设来改善局面，不依赖统销粮和救济粮，要多想办法改造农业生产环境，希望能够为国家多做贡献（杨捍东所述这段内容的发生时间在1970年前后，我引用以证明统销粮的客观作用）。实际上，走访中许多年长的村民也向我讲述了那个时期的艰难岁月（1960年前后）。由于天灾不断，许多留在本村（南漳镇附近的村庄）的村民只能吃白薯干等简单的救济粮（不同于常态的统销粮，救济粮是一种补充性救助），勉强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幸免于难。在当时，上层行政单位往往难以接触到基层的真实数据，而基层的实际情况又深刻影响着政策尤其是指标的制定。张钦礼曾于1958年反驳并批评吴芝圃等人虚报粮食产量，这正是基于一种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基本逻辑：虚高的粮食产量不仅导致国家摊派的征购数额增加，而且统销数额也必然减少。如果遇上天灾，并且由于信息不流通，统销统购无法发挥作用，而在极端困难情况下的非常态、临时性救济粮更无从谈起，再不让老百姓外出逃难，那么发生人道主义灾难，岂不是一种必然？
至于部分历史发明家，在对焦裕禄、张钦礼，乃至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叙事中所强调的“兰考饿死几万人“，我在兰考农村走访中没有获取到能够加以验证的口述回忆内容。多数村民告诉我，由于自然灾害（不同地区的自然灾害不尽相同，杨堂村农民和我诉说了土壤盐碱严重，在1970年之前能够占据到当地耕地的大半；三义寨赵楼村的村民则告诉我，除了土壤盐碱化严重，在1960年前后也存在干旱的情况；而临近黄河的村庄普遍提到了广泛存在的沙丘和严重的风沙灾害，哪怕门窗紧闭，每天早上起来都能在桌面摸出大把的沙尘），饥饿确实普遍存在，但没有亲历、更没有听说饿死人的情况，更遑论数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了。不过，他们也提及，在当时就听说了驻马店、信阳等地有大规模饿死人甚至吃人的情况发生。张钦礼于1960年12月冒死前往北京，不仅跟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兰考的浮夸风和饥饿情况，同时也把河南广泛存在的大饥荒的情况逐一上报。
这些回忆和统计数据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兰考在困难时期确实面临多重自然灾害叠加，生存条件极为艰难。与灾害记忆同样清晰的，是我所采访的这些村民对“并未发生大规模饿死事件”的一致认知。考虑到兰考当时全县总人口仅三十万出头，若真发生“数万人”规模的非正常死亡，其社会记忆不可能在如此广泛的地域与人群中缺乏基本的口述印证。
高征购和自然灾害加剧的叠加，确实在兰考造成了大规模的饥饿现象。然而，不仅不存在数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与历史发明家们所想要借此攻击张钦礼的说法相反：恰恰是1958年后张钦礼被打倒后的那段时期，饥荒占据了兰考的历史舞台；而在张钦礼主政时期，兰考的防风固沙、排涝除碱和引黄灌溉从未停息，甚至在后来的70年代，兰考实现了改天换地。更为关键的是，兰考之所以未演变为大规模非正常死亡事件，除了基层未对灾民外出谋生采取严格限制外，统销粮与救济粮等社会主义粮食调配体系在关键年份保持基本运转，发挥了重要的托底作用。而在这一体系能够被有效启动与纠偏的过程中，起到“吹哨人”作用的，恰恰是后来屡次遭受打击、却始终坚持反对虚报产量的张钦礼等干部。至于“改革开放后，路线变了，兰考才摆脱饥饿”的说法更是同时存在事实和逻辑上的双重谬误，因为张钦礼等干部从来都是兰考历史上各个运动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曾因直言进谏批评吴芝圃而被下放劳改，未能完全阻止兰考地区的虚报粮食产量等浮夸风。不过在屡次被平反后，他都将心血彻底献给了对抗自然灾害的社会主义建设。
张钦礼罪名和扒开黄河大堤的真相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报》刊登了关于张钦礼被逮捕的新闻，其中列举的一项主要罪行是“擅自扒堤决口，破坏工农业生产”。这一指控内容，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张钦礼扒开黄河大堤，企图用黄河水淹死兰考人民”。笔者这次前往兰考，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探究当时这个罪名因何而起、从何而来。
而在张钦礼被罗列的其他罪名中，“煽动打砸抢”、“反党乱军”和“残酷迫害老干部”等指控，事实上早已被多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交叉验证为牵强附会，甚至是明显捏造。针对这些问题，有很多有识之士都做了详细的田野调查和走访研究。其中，曹玉洪先生通过极为细致、扎实的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了几乎每一项指控的来龙去脉，最大程度还原了事件的原貌。官方历史叙述和相关研究都清楚表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张钦礼及其身边的一批基层干部，屡次都是最早被扣帽子、被打倒、被批斗并入狱的对象，而并非所谓的“迫害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张钦礼在恢复工作后如何对待曾参与批斗他人的问题，就成为评价其个人品格的重要切口。在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中，常见的一种论断是先行预设立场，再反向推导结论——认为“张钦礼无端受难多次，必然被平反时趁此机会报复过他人”，从而得出他最终被打倒、被判刑“并不冤枉”的判断。这类说法的持有者往往缺乏基本的调查研究，甚至未对相关文献进行过认真阅读。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这种预设的立场，往往是反映了这类人自己的道德水准。事实上，张钦礼几次被打倒、再被启用，均发生在一个高度不稳定、权力结构极为分散且随政治风向急剧变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即便在名义上恢复工作，张钦礼的实际权力也受到严格限制，诸多关键人事与组织处分并不由其个人决定。例如，有文章批判张钦礼在1967年的张钦芳案件中对其进行包庇（张钦芳并不是杀人犯，并且此案早已结案；不过在后来的十多年中又被屡次翻出并重新立案、审判；类似的案例还有许多）。然而，在1967年，兰考负责政法的部门保卫组就由军队领导。1967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在全国对公安机关一律实行军管，兰考地方并无对政法系统的领导权。所以，从制度条件上看，张钦礼并不具备“随意报复、独断专行”的现实空间。再者，据多位当事人回忆，有人因曾参与批斗、殴打张钦礼等干部而心存愧疚或恐惧，不敢返岗工作，在此情况下，张钦礼并未选择清算个人恩怨，而是通过组织或私人渠道，劝其回到工作岗位，甚至还照常给他们派发工资。“（县委）班子要团结起来，搞好兰考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张钦礼在受尽冤屈后，面对曾经狠斗痛打他的人，所说过的原话。1968年年中，部分曾在此前遭受迫害的群众和干部，借“反击翻案”运动，对当年加害者拳脚报复。张钦礼与杨捍东均属于在此前运动中遭受折磨最为严重的一批干部，二人留下不同程度的终身伤残。然而，由张钦礼、杨捍东等人主导的兰考县委，多次召开内部会议，明确批评并严令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拳脚报复等违法行为。当年冬季，兰考组织举办了“拆墙平沟解疙瘩”学习班，张钦礼号召大家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达成谅解和好，共同努力为建设好兰考做贡献。其后，开封军分区与开封地委商议，拟将此前用于整肃张钦礼等人的相关“黑材料”退回兰考。大批群众曾强烈要求对材料进行公开，但张钦礼出面安抚，强调“翻旧账不利于团结”，提议统一销毁。最终，在张钦礼的坚持下，兰考方面派人前往军分区说明意见，在双方交接、签字确认后，相关材料即地销毁。然而，1978年张钦礼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当年不少残酷迫害他却被他反复原谅多次的人，却坐上了原告席。
无论是基层干部、普通农民和工人，还是后来参与调查、平反工作的相关人员，都普遍提及：张钦礼很少、甚至几乎不再主动提及个人遭遇；不翻旧账；不要求道歉或认错；也不以“当年你如何对我”为处理工作的依据。在那个政治高度紧张、斗争惯性极强的年代，这种做法本身就极为罕见。
最后，从一个更为现实、也更为冷静的角度来看，如果张钦礼真的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独裁者，在恢复工作后确实曾进行过大规模、有系统的政治报复，那么在1978年之后的历史书写中，这一行为不可能长期被忽略。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叙述，对“政治迫害”和“报复行为”始终保持高度敏感，且并不吝于加以强调。正因如此，某些人物被反复描绘为“迫害者”，恰恰说明：一旦相关证据存在，它往往会被系统性地记录和放大，而非被刻意掩盖。在兰考田野调查期间，我曾多次向不同当事人询问张钦礼被判刑时所涉及的一项重要罪名——“残酷迫害老干部”。而几乎所有直接或间接经历过相关事件的人，都给出了高度一致的回应：所谓“被迫害”的几位老干部，并无任何证据表明曾遭到张钦礼或杨捍东等人的打击报复，亦无人因此入狱。而杨捍东本人的回忆中，倒是明确记录了当时殴打他的人是哪些，其中不乏诸多曾经羞辱焦裕禄精神且在兰考民间口碑极差的某些县委成员。在走访兰考各乡村期间，我还询问了不少上了年纪的农村老人关于张钦礼主政时期的干部是否“煽动打砸抢”，许多老人颇感惊讶甚至愤怒，认为我是“外地来的汉奸”，在这里混淆视听，企图污蔑张书记；也有很多老人笑出了声，他们说张钦礼、杨捍东等干部办好事儿都还来不及，累死累活干农活，提水（引黄河水的水利工程），除盐碱，哪有空打砸抢？哪有动机打砸抢？换言之，无论是通过公开史料的可检索性，还是通过基层口述史的反复印证，关于张钦礼“蓄意报复”、“恶意煽动打砸抢”、“残酷迫害老干部”等指控，在兰考这一具体历史现场中，都难以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实证材料。在走访期间，多位老人还跟我诉说了许多关于张钦礼、杨捍东可歌可泣的真实事迹，比如，张钦礼但凡看见有老百姓受苦受难，他必然要鼎力相助，以至于他的工资都很少带回家。在首次被平反时，他把全部的工资都捐了。无数兰考农民本和他无亲无故，但是受到过他的直接帮助（具体参考张钦礼碑林）。在90年代出狱后，张钦礼回到杨堂村当年没有完成盐碱治理的土地（张钦礼入狱10多年期间，这些工程全部停摆），想要帮农民重新淤灌，但被各方势力阻止。杨捍东担任兰考县委副书记期间，在农村各地（贾堂村、赵楼村、王茂店村、杨堂村等）驻队，除了和农民一起劳动，他还规划并带领村民建设了绝大多数村庄现在的道路，以及农田中的沟渠等水利设施。王茂店的村民还我诉说了70年代时，杨捍东主持工作使得家家户户普及了沼气的历史。这些耄耋之年的老人说，时隔近60年，他们始终无法忘记这个给他们村民做了无数好事的大学生村干部。赵楼村有位1941年出生的赵姓老先生和我提及在1975年前后杨捍东驻队期间，每夜都帮村里的不少老人倒屎尿罐，而很多老人的亲生子女都未必愿意这样做。在1975年黄河防汛期间，有沿岸生产堤出现决口，大量河水涌入并极有可能冲击黄河大堤（黄河防汛的根本大坝），杨捍东不顾个人安危，跳下黄河和一众干部用身体减缓水流，并用各类材料堵上决口。在1978年兰商干渠建设期间，杨捍东还腾出自己的住处，让民工在他的家中生火、做饭、居住。
张钦礼等人在基层口述史中——无论是来自干部、农民、工人，还是曾外派至兰考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至今仍保有相对稳定且一致的评价，这一点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反证。围绕这一判断，笔者可以提供一份极具史料价值的个案作为佐证。1966年，杨捍东因本着客观求实的态度调查焦裕禄事迹真相而遭到反对焦裕禄的一众人马的批斗、殴打，并被投入监狱。他被扣上的罪名是“前国民党中校军官反动分子”。而当年对杨捍东实施逮捕的执行人员之一，正是时任兰考县三义寨乡党委副书记的张贻泉。
1991年7月6日，张贻泉亲笔写下了一封信，详细回忆并记录了1967年2月（农历二月十五）逮捕杨捍东的前后经过。张贻泉在材料中坦言，自己是苦出身，在执行任务之初，出于当时盛行的“阶级情感”和政治氛围，态度较为积极；然而，当他在现场亲眼见到杨捍东本人后，却迅速产生了强烈的疑惑——杨捍东是一名20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在解放前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其年龄条件不仅完全不可能担任所谓的“国民党中校军官”，甚至连充当国民党普通士兵都不可能。在执行抓捕中，他出于同情，让捆绑杨捍东时捆松一些。
张贻泉亲笔证明信
这一亲历者在多年后作出的反思性陈述，不仅揭示了当年政治标签制造过程中的荒谬性，也从侧面印证了张钦礼及其相关案件中，所谓“敌我界限分明、罪证确凿”的叙事，在基层执行层面本就存在大量自相矛盾之处。事实上，张钦礼蒙冤的同时，兰考全县就有1200多名各级干部和群众被批斗、拘留、劳改、审判。1977年正值“揭批查运动”，这些基层的干部和群众也很多以“林彪和江青四人帮反党集团分子”的罪名被处分和判刑，幽默的是，兰考县最大的官，张钦礼于1972年前被河南省委的王新囚禁过，而王新后来被认定为是林彪的死党；张钦礼唯一熟识的中央高层就是搭救过他多次的周恩来总理，他根本没机会，也不可能结识林彪和四人帮集团。不过并非所有的干部都被以“两案人员”的罪名被处分，在走访期间，我所了解到的郭志荣就是一个案例。郭志荣，仪封镇人，于1949年参加工作，在抗美援朝时期英勇作战，战争结束后被分配到兰考参加工作。在兰考工作期间，他曾任兰考县工商局副局长，和张钦礼、杨捍东共事，这也为他后来的遭遇埋下伏笔。自1977年始，郭志荣饱受压力，各路人马要求他写下材料揭发、检举张钦礼反党反革命反人民的罪行。郭志荣是个脑袋不会转弯的人，他说，“张书记干的都是好事儿，没干坏事，我咋揭发他？” 郭志荣于1979年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没有起到党员带头作用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成为一个农民，直到2006年过世领取的都是抗美援朝老兵的民政补助。幽默的是，1982年9月，计划生育才被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写入宪法。杨捍东在当时也同样选择了实事求是，不对张钦礼作无端的污蔑和指控，最终也被开除公职和党籍，判刑入狱。
此次兰考之行，我原本计划对县内多处水利设施进行系统踏查，但受时间所限，仅实地考察了三义寨渠首闸与堌阳镇六孔闸两处典型工程。12月3日上午，我来到兴建于1958年的三义寨渠首闸。该工程是大跃进时期乃至其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极具代表性的水利项目之一，其建设方式与时代特征高度一致：工程规模空前，施工周期极短，主要依靠大规模群众动员完成，劳动力来源包括当地农民、城市支援人员、部队官兵、学生以及基层干部。
许多在传统农业社会条件下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难以完成的河道整治、渠道开挖与引水工程，借助集体化组织与密集劳动力投入得以实现。对于兰考这样长期受风沙侵蚀、盐碱化扩展与内涝反复困扰的地区而言，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具有明显的历史转折意义——它首次在较大空间尺度上尝试对自然条件进行系统性干预，而不再局限于零散、被动的修补。以1958年开工的三义寨引黄工程为代表，这类水利设施在建设条件有限、技术手段相对粗放的情况下，依然形成了稳定的工程格局。尽管其后历经多次维修、改造与功能调整，包括渠线布局、闸口位置在内的不少基础结构，至今仍然构成兰考水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后来水利规划得以展开的基础。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集体经济体制的解体和基层公共投入机制的弱化，许多原本由集体维护的水利设施逐渐失去其制度支撑。一部分水库、渠道因长期缺乏养护而功能衰退甚至荒废，另有相当数量的水利设施被转由个人或企业承包，功能转向休闲娱乐、垂钓养殖等非农业用途。这一变化并非单一政策选择的结果，而是制度转型、财政结构调整与产权关系重组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也在客观上改变了这些水利工程最初所承载的公共属性。
三义寨渠首闸
东方红泵站
三义寨渠首闸的核心功能，是将黄河水引入农田进行灌溉。在过去，防守黄河从来都是治理的重点，但在建国后，随着群众组织能力和工程动员能力的提升，人民群众空前团结，兰考在这种情况下开启了规模化的水利建设。其目的在于不仅要彻底改变受制于黄河的农业困境，反而要利用黄河反哺农业。在张钦礼主政时期，“引黄淤灌”被系统性地提出，并推广到兰考各地。他们围绕大型水利设施，挖河建闸修围堤，有计划地把黄河水引到大水坑、涝洼窝、沼泽地、盐碱地，利用黄河水高含沙量的特点，使泥沙沉淀、清水排走。通过反复循环，原本的沙地、碱地逐步改造成可耕作的农田。1967年农田改造完成后，三义寨开始试验性种植水稻，而在建国之前，兰考从未有过种植水稻的历史。1968年和1969年，三义寨水稻连续两年获得丰收，总产量分别达到231万斤和295万斤，平均亩产也显著高于同期的小麦和玉米。
然而，在三义寨呆了整整一天，除了麦田和玉米地，我并没有看到大规模的水稻，。许多沿路的村民告诉我，这些田地以前确实种了水稻，但后来“缺水，就不种了”。当天下午，我来到了三义寨乡赵楼村和贾堂村，向当地农民询问了水稻种植变化的情况。他们给我的解释高度一致：“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黄河水已经很难再引进村里的田地里了。原因不是水没了，而是当年大家免费出力修的集体工程，现在用水却要交钱了。”许多村民还和我详细讲了挖土、搬石头的经历，他们建设集体工程，从未收取一份工资，因为这些设施恰恰也服务于他们。而在兰考县内，我不止一次听到类似表述：张钦礼主政时期建设的深入到农村的水利设施，除了为数不多的大型设施还在用，多数早已荒废，无人维护。
由于黄河本身泥沙含量极高，河床极易摆动，天然河道宽且不稳定，因此兰考除高大的根本堤防之外，还建设了数量巨大的护岸坝、导流坝。这类坝体从岸边倾斜插入黄河水流中，但长度通常不超过100米，多数只有几十米，因此它们可以很好地在黄河的侵蚀岸一侧减缓水流，分散能量，进而改造河道方向和宽度。除此之外，黄河大堤内的导流坝，往往会制造回水区，促进泥沙沉积，时间长了逐步形成肥沃的滩地。我在黄河沿岸实地观察到，经过多年治理，现今黄河主河道已明显远离黄河大堤，这正是长期工程干预累积的结果。在张钦礼主政时期，在治理黄河中不断改造、利用黄河，这些滩地逐渐在淤地打围堤的过程中化为农田，而这些农田中的小型堤坝，通常被称为“生产堤”，也叫做“小圩堤”或“分区堤”。其目的不是为了防御洪水，而是保水、保墒；防涝、防倒灌；并便于分区调水、排水。然而，黄河以外、大堤以内的这些生产堤，事实上也处于洪水泛滥时的行洪区内，如果太多、太高，必然会影响行洪（这点在杨捍东回忆中也有详细的提及），因此中央和省委也有着破除生产堤，统一进行河道清障的命令：河流治理要服从干流，减少妨碍行洪的地方生产堤。张钦礼正是在这个时候带领群众破除了少部分较为密集的高大生产堤。而完全不同于生产堤，黄河大堤是黄河沿岸最根本的堤坝，一旦决口、溃坝，黄河就会因此改道（参考花园口事件），因此，所谓“扒开黄河大堤，企图淹死兰考人民”的指控，无论从工程事实、政策背景还是实际执行情况来看，都难以成立。
黄河侵蚀岸一侧的实景：左侧为导流坝，图片下方为淤积的泥沙
特殊时期，兰考发展停滞不前？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
在前往兰考之前，我已经接触到关于兰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存在着大量彼此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信息。一种颇为流行的叙述认为，兰考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建设微不足道，其为数不多的发展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毁于1966—1976年的特殊年代”；甚至在公开可查的资料中，例如百度百科及部分干部的回忆性文字，也可以看到一种高度一致的表述——即1978年以前，兰考经济衰退、建设停滞，农民长期挨饿受苦，而真正改变这一落后面貌的，是此后实行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制度以及市场化改革。更有甚者，在文章著述中，完全脱离实际地认定兰考在建国前经济发展较好，也不存在自然灾害，而这一切从1958年开始发生转变——哪怕抛开这种文字的指向性、目的性暂且不谈，光是兰考客观存在的自然灾害，都直接否定了这些文字的真实性。因为光是明清时期，兰考县域内的黄河河段就发生了数百次的溃坝、改道、决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兰考怎么可能经济发展很好？
黄河治黄发展史决口漫溢统计表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结合多方回忆录与既有历史研究可以发现，上述叙述的主要持有者中，不少人在当年恰恰是焦裕禄精神的反对者，甚至在私下场合对其多有贬损；而在焦裕禄精神于近十几年被重新肯定并加以弘扬的背景下，这些人又往往完成了某种“身份转换”，成为了焦裕禄精神的继承者与践行者。甚至于有部分人恬不知耻地说：张钦礼什么也不是，而自己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
兰考能够从一个长期受灾的典型灾区，逐步将“高度不稳定的自然条件”转化为“可以通过人为调节加以控制的生产条件”，并进一步发展到“家家户户有余粮”，甚至在部分地区实现大面积种植水稻，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某一项孤立的政策选择，而在于围绕农业生产所展开的一整套成体系的社会主义农业工程建设。这套工程体系涵盖了水利建设、农田改造、配套工业等多个方面，以持续、稳定的方式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至于为何如此多的农民和工人至今仍对张钦礼记忆深刻，其原因并不难理解。在张钦礼主政时期，“群众路线”并未停留在政治口号层面，而是被贯彻为一种具体的工作方式。在他的推动下，农业和工业的组织不是单纯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而是要求干部必须下到生产一线，直接参与集体劳动。张钦礼本人及其核心干部长期在黄河沿线的工地以及各村的农田、水利设施现场，与群众一同劳动、生活。即便是前来视察的外地记者或上级领导，也难以分辨工地上究竟谁是干部，谁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
在建国前，兰考只是一个穷困落魄的农业落后县，然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兰考的工业体系逐步完善。根据河南省兰考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集（1949——1973），就全部工业总产值而言，1950年为188.9万元，1960年为918万元，在1969年为1220万元，在1973年则达到了1527.1万元。根据河南省兰考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集（1974年度），农用动力机械中，柴油机为1839台，电动机为4573台，而农用排灌机械中，柴油机为1707台，电动机为4091台，农用水泵达到了3549台。此外，截至1973年底，兰考工业企业的主要设备已经开始起步，各类车床设备一应俱全；农业电路系统已经连接到各个大队，通电生产队数量从无到有，1966年时有263个生产队通电，而在1973年这个数字暴增到了1892；电动机数量在1966年是239台，而1973年则翻了近18倍，达到了4100台；而这些系统建设在建国前完全就是一片空白（详情参考配图中的数据）。
此外，1969年兰考第一化肥厂开始筹建，翌年5月投产，设计生产能力3000吨，后经历年技术改造，产量上升到12000吨。在1975年，兰考第二化肥厂开始建设，设计能力5000吨合成氨，后经扩建达到15000吨。兰考县磷肥厂1973年6月筹建，1974年4月建成投产，年产磷肥10000吨。类似的数据以及相关文献有非常之多，在这里我不一一列举。
总的来说，兰考的工业规模虽然不大，但构成了县域工业的骨架；公社、乡镇的工厂以轻工业和服务于农业的“配套工业”为主。然而在1985年到1998年之间，兰考几乎所有的县属、社队工厂，被市场化、财政制度和产权改革一步步挤死。80年代末价格双轨制度的诞生，以及县乡集体企业失去计划内订单，使得县属小厂全面衰退，而原料统购制度也并没有持续多久，这进一步加剧了兰考企业的惨状。1992年国企改革全面推进，“抓大放小”的原则意味着政策保护彻底消失，兰考的地方小企逐步灰飞烟灭。在市场化改革中，许多企业的领导罔顾集体利益，变卖产品和设备却进了个人的账；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县域工业，彻底被判定为“低效率部门”，在政策语境中，这往往被称作“甩包袱”、“减负”和“轻装上阵”，在地方现实中，一批一批的县域产业彻底消失，整代产业工人被蒸发，许多工人们在没有物质来源的同时，他们的精神世界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崩塌（由于下岗在当时没有被统计口径所捕捉，失业工人被以隐蔽的方式排除出了工业体系。学界大部分文献估算，80至90年代的县域非农就业人口中，约有20%—40%经历过事实上的失业和被动返农）。这些工厂的消失，并不等同于它们在历史条件下的失败，因为这些工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来就不是为了资本回报和市场竞争，而是为了当地就业、农业配套和县域自给，而当评价标准被彻底改写后，他们的消失只是一种必然。
兰考的工业在当时有着三重劣势：没有区位红利；没有资源垄断；以及兰考的工业本就为农业服务。悲哀的是，工业服务于农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一个极大的优点，因为它意味着“工业反哺农业”的成功实践，但在整个国家转向时，它却成为了杀死兰考工业的最后一刀。在70年代，兰考许多地方已经实现了成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就西关农场而言（现在已经是城市化区域），最早在人民公社初期已经实现了机械化耕作的普及，但是在80、90年代，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都要扛着锄头自己到田地中耕种。包产到户后，农业被市场化、家庭化、破碎化，就必然使得配套工业失去存在的理由。在兰考这类县城，工业企业改制失败还有三个不可绕过的“硬条件”，资产商品化困难；企业功能与市场目标根本冲突；风险被完整转嫁给最弱的一方。此外，集体企业的产权关系，从来都是责任收益一体于公社或大队，然而改制后，收益和债务却发生分离，产权改革最终成为了甩锅竞赛。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变卖设备成为了最直接的现金来源，甚至许多大型机械设备被一次性拆解，而非转化为服务体系。当制度发生切换，“服务农业”不再被视为价值，而被视为成本，兰考的企业再也没有了存在的合法性，所谓改革失败也根本不是因为“改革不彻底”，而是被要求完成一个它们本就在结构上不可能实现的转型。
只是眼泪没有被写进叙事，它只是被兰考人民无声吞下。在南漳镇走访时，我看到了大量玉米泡在仍有大量积水的田地中，已经枯萎。询问农民我才得知，今年雨水大，许多玉米只能涝在地中。50至70年代系统建设的集体水利设施许多早已荒废或被私人占有，其使用也需要按水量、按次数、按时段收费，它们已然无法像曾经一样，深入到每个农村发挥排涝、引水灌溉的作用。而在包产到户后，农民们再也没有了科学的农田规划和集体建设的保障，现如今兰考县内几乎所有的农田沟渠都被农民填满，以增加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兰考的农业事实上又回到了过去几千年中，靠天吃饭的状态。
兰考在上述这个时期所经历的，并非简单的“改革红利释放”，而是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重组。一方面，包产到户在短期内确实通过强化个体激励，提高了劳动的投入强度；但另一方面，这一制度变迁也同时瓦解了集体时期所形成的规模化组织能力，使农业重新回到高度分散、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状态。在和几个兰考本地人攀谈时，我问，“特殊时期，兰考的发展是不是被破坏了，停滞不前？是不是包产到户以后兰考的农业才发展好了？”在场所有人都笑了，有一位长辈，他让我动动我聪明的大脑想想，包产到户时期，张钦礼那一派带着群众在农村挖河修水利的干部成为了“不可言说”的错误记忆，许多生产队和农场的集体机械和设备被变卖，各家各户在分割得零散的田地里各自为战。而水利设施的使用再也不是免费提供给集体，这些对于农业发展而言，意味着什么？他说，“退一万步讲，包产到户提高了所谓的积极性，但是效率高不高呢？”
南漳镇的农田，大量涝灾后枯萎的玉米仍留在地中（拍摄于2025年12月）
路线之争的根源
本质上，不论是经济问题，还是制度问题，都很容易被误解甚至歪曲。同样，如果把路线之争仅仅理解为个人恩怨、权力斗争，或者简单归结为“谁对谁错”，实际上反而遮蔽了它真正的历史根源。
路线之争，本质上是“在极端资源约束条件下，国家该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分歧。我认为，它围绕三个根本问题展开：发展目标优先级的分歧、治理方式的分歧，以及执行主体的分歧。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基础极弱，外部环境高度敌对、农业长期低效且高度依赖自然条件，这就迫使决策层不得不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快一点冒险”，还是“慢一点保稳定”？许多人误以为，选择前者的路线，必然会造成工业对农业的系统压榨，而城市和农村的剪刀差也是不可避免的逻辑结果。但回看兰考的历史实践，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事实：优先搞工业重构了农业的物质条件，这直接打破了“工业优先必然压榨农业”的简单叙事。在过去，抽取型的工业化理论，多半强调“农业是供血系统”，工业是“耗能器官”，粮食、劳动力和资金往往是农业到工业的单向流出。但事实上，工业可以被设计成农业的工具箱，它完全可以服务于农业：能源、机械、建材、维修能力的下沉，使得农业生产率得以被实质性抬升。这种工业对农业的多重反哺，从来不是市场自然生成的东西，而是高度组织化的工业能力的产物。因此两条路线的差异，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程度差异。“什么样的工业应该在什么样的制度下运行？”才应该是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达。
那么，为什么“工业反哺农业”在历史上反而屡屡成为争议焦点？除了在许多地区并未得到有效落实之外（关于大跃进时期工业对农业的单向抽取、指标畸变等问题，既有研究已多有讨论，本文不再赘述），笔者认为，更为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一路径本身缺乏效果，而在于它天然不利于“指标政治”的运转，因而难以获得执行层面的持续认可。在一个高度依赖指标进行评价、晋升与问责的体制中，不利于指标呈现的路线，必然被边缘化、否定，甚至被污名化。工业反哺农业所带来的成果，通常属于典型的“慢变量”：例如，土地改良、河道整治和水利工程需要多年持续投入才能显现成效；水利设施的真实价值，往往只有在灾年才会被充分体现；而农业生产体系中抗风险能力的提升，也极难通过单一年份的统计数据直接量化。与此相对，钢产量、粮食总产量、工程规模和项目数量等指标，则属于高度可见、周期短、易于对比和汇报的“快变量”，在指标体系中更容易被用于政治表态与政绩竞争。正因如此，工业反哺农业不仅难以在短期内转化为可展示的“成绩”，甚至还可能在拉低部分关键指标，从而对个人仕途产生不利影响。这种差异并非抽象的理论分歧，而是每天都在基层决策中反复上演的现实冲突。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各种机缘巧合，张钦礼一派的干部得以持续推进这一路径，但在80年代后，方向上的反转和制度上的断裂使得集体工业失去制度支撑，农业和工业在逻辑上重新分离，反哺链条被切断；此外，产权逻辑的变化使得没有地缘优势的区域工业被视为“低回报”的累赘，再被纳入短期效率和直接回报为核心的评价之中后，县域工业体系发生系统性的崩溃，反而是一种高度可预测的历史结果。
第二，路线之争的真正激化，往往不是因为发展目标本身的分歧，而是因为治理方式的矛盾。在以指标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层层下达命令的运作逻辑，决定了基层的数据呈报与实际执行必须首先“向上负责”。在制度设计上，上下级之间的信息充分流通，理论上可以缓解乃至避免由此产生的结构性矛盾。但在成绩决定政治命运的背景下，或者说中国几千年的官僚机制的根本运转逻辑没有发生质变的背景下，任何反对或者意见的提出，都会被别有用心地附加政治化的解释：说真话意味着风险，报问题意味着立场可疑，纠偏则被等同于对路线正确性的怀疑。当张钦礼反对虚报产量，指出自然条件不可承受夸张的指标时，他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在破坏基层和高层之间，一个以政治正确为前提，一切向上负责的运转系统。而这个反对的声音，恰恰会被无限放大，因为这让整个系统难以运转，或者说让部分官僚，难以钻营、利用这个系统跃迁攀升或谋取政治资本。治理方式上的这种惯性，并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要彻底摆脱“农民需要地主、百姓需要皇帝”的历史观念，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在制度层面的延续，必然反映到行政实践之中。表面上，两种治理手段截然不同的官僚都可以把“依靠群众”挂在嘴边，但在实践中，依靠群众却又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将群众视为治理主体，意味着允许缓慢推进与必要试错，承认现实比口号更重要，亩产十几斤的真实情况并不比亩产万斤的虚假政绩更“可耻”，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才是判断工作的最终尺度；而将群众视为工具，则意味着群众本身被简化为一种可调度的资源，错误可以通过“再动员”来掩盖，失败可以通过政治定性转嫁给他人。而运动一旦启动，第二种方式显然天然更具有优势，因为它声音更大，姿态更激进，更容易在政治气候中“显得正确”，也同样更擅长把异议定性为“路线问题”。
所以，路线之争在执行当中，实质上变成了谁有权把自己的理解变为“路线”的问题。革命队伍的复杂来源，是新中国成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新中国的干部来源中，有马克思主义者，有民族主义者，有新民主主义者，也有功利型革命者，这类人往往抱着“江山都是我打下的，享受享受怎么了？”的心态，但本质上他们只是蠢，无法对马列毛深刻理解，因此他们往往在形式上表达服从，但在实践中依循自身既有的行事逻辑。然而，也有许多革命者是“换了一身皮的旧官僚”，这类人在革命时期可以被团结，但在建设阶段，分歧迟早会全面爆发。
毛泽东长期坚持反对肉体消灭，主张通过思想改造努力维持政治联盟的可持续性，这一立场在价值层面有高度原则性，但在实践执行层面也不可避免地引入了一种结构性悖论：官僚作为组织形态可以被批评、被整顿，但其合法性往往不容质疑，因为他们本就是不可替代的执行主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张钦礼反复被打倒、平反——这并非因为路线反复摇摆，而是因为与他对立的那套执行主体始终存在。如果说毛泽东是掌握启动巨轮的钥匙，他显然无法独自一人操控整艘巨轮，那么这艘巨轮的真正航向，在很大程度上就由执行体系及其内在逻辑所决定。
在这样的结构性张力之中，路线之争不再仅仅是政策取向或发展节奏的分歧，而逐渐演化为一种难以通过常规制度机制加以调和的系统性对立。一方面，强调依靠群众、尊重客观条件、允许试错与纠偏的实践路径，在高度政治化的指标体系与官僚运行逻辑中不断遭到挤压；另一方面，善于利用运动语言、指标政治和政治定性的执行主体，却能够在体制内持续放大自身的“正确性”，并将异议不断转化为“路线问题”。当制度内部已难以区分真实与表态、纠偏与否定，当执行层的惯性和利益结构反过来塑造了路线本身，原本存在于发展目标、治理方式与执行主体之间的分歧，便被不断推向激化。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普遍意志”，试图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政治权力如何在不背离人民共同利益的前提下获得正当性。代议制民主正是这一问题的制度化回应，它假定社会成员已具备相对成熟的利益表达能力，政治程序能够在不同利益之间形成协调，从而通过选举近似呈现公共意志。但这一前提在20世纪初的俄国并不存在。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农民文盲率极高、工人阶级政治意识尚未形成、意识形态操纵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中，投票反映的往往并非阶级利益，而是既有权力关系的投射。因此，在他看来，政治正当性不应主要来源于程序，而应来源于是否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在这一判断下，列宁提出先锋队理论，以革命党代替尚无法自觉表达自身利益的群众发言，试图通过高度组织化的纪律与实践来实现其所理解的“人民意志”。毛泽东曾延续列宁这条路径，但随着时间的推进，他发现不仅制度会失灵，革命权力本身也正在不断异化。他真正恐惧的也从来不是反革命，而是打着革命旗号的官僚新阶级，所以他最终也发展到对任何一套官僚制度都深刻怀疑的地步。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毛泽东在其当时的判断中，不得不选择诉诸一种更为彻底的政治动员方式——试图绕开既有的官僚执行体系，直接动员群众，以重塑路线的实际掌控权。这一选择，最终演化为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群众运动。
诸多先前的文献、口述内容表明，兰考的基层干部，自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工作作风上的分化。而在焦裕禄来到兰考、张钦礼被平反之前，这种分化其实早已形成了事实上的脱离人民群众、凌驾于党章国法上的利益集团。在拜访杨素兰、张守德等人时，他们和我说，当时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干部，如果在工作期间留在村民家中吃饭，都一定会留下粮票和饭票——更别说利益交换了，没有谁想占老百姓的便宜。但另一部分的干部却没有这番思想觉悟，他们好大喜功，曾积极推动虚报产量，导致农村的生产一度崩溃，甚至拉拢地方干部形成暴力小集团——谁反对他们，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对毛泽东，就是反对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他们提出意见的群众和其他干部都会被上私刑。更有甚者起初是在粮食分配中暗箱操作，没过几年就已经发展到欺男霸女、私自占用集体设备和资产的状态，甚至为自己的子女谋巨额福利和贪污都已然明目张胆、毫不避讳。
在地方上，真正要推翻共产党的人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做着共产党的官，却贪图享乐腐化名利、善于钻营的人却不少。这些人在党内很活跃，臭味相投，拉帮结伙，视焦裕禄、张钦礼式的好干部为异类。这些人并非天生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但正如同“屠龙者最终变成恶龙”的故事如出一辙，在一个人民群众政治话语权低、权力制约失衡的环境下，“人性恶”吞噬初心是一种历史必然。而少数原则性强、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坚定的干部，自然而然很难与其和谐共事，这也是张钦礼一派干部，屡屡在运动中被冲击的直接原因。
这类善于借用职权排除异己、作风腐化的干部，也并非一开始就有预谋、有组织地在运动中“大显身手”。出于各种各样的私利，他们总能精准地在多个不同的帽子中找到合适的一顶，然后给站在自己“对立面”的倒霉蛋们扣上。比如，前兰考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利用职权霸占张凤鸣的妻子，但他居然倒打一耙，想方设法捏造了罪名把张凤鸣送进监狱。在整风运动时，有知情的群众和200多名干部为之鸣不平，但“打击右派、保护群众”的政策恰好由与孙跃堂臭味相投的人来执行。当时赵文甫坐镇兰考，将200多名揭发孙跃堂的干部全部划成右派。张钦礼激烈反对赵文甫的作法，被赵文甫"内定中右，限制使用"。幽默的是，孙跃堂最终官升一级，调到邻近的东明县任县委副书记；再比如，当时曾经反对浮夸风的基层干部，很多都比张钦礼被下放劳改更惨，许多人甚至直接就被处决，除了名字、“现行反革命”或者“死硬右派”的罪名和处决年份，他们什么也没留下。
这种对立的局面，也并非仅仅存在于基层。在我先前提及的张钦芳案里，第一次被翻案就发生于1971年，政法机关在先前的审理调查当中没有认定张钦芳是罪犯，然而他仍然和一众当事人被逮捕，在狱中惨遭折磨。1971年9月张钦芳被开封地区军管处抓捕后，时任河南省革委会主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刘建勋曾让军管处放人，但遭到了开封军分区司令员曲光藻的严厉拒绝（曲在自己的回忆中提及）。而张钦礼自从1958年得罪吴芝圃一行人后，哪怕前后多次被周恩来等中央高层点名保护，最终也没有逃离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以“煽动打砸抢”、“残酷迫害老干部”和“扒开黄河大堤”的罪名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的悲惨命运。
2025年12月3日下午，我在兰考当地一位朋友的陪同下，来到了焦裕禄亲手种下的那棵泡桐树前，它已然枝繁叶茂，在兰考冬日的阳光下，投出一片冷意十足的树影。树旁是一块不大的广场，许多泥土被踩踏得发亮。
广场上，我遇到一位佩戴绸缎、妆容精致的中年女士，她带着几个小孩，恭恭敬敬地给这棵“焦桐”鞠躬、祷告。攀谈之中，我得知她姓陈，也来自兰考的韩村。谈到焦裕禄，她的态度与我在兰考第一天遇到的那位饭店老板几乎如出一辙。于是我照例问了那个问题：“那您认识焦裕禄，肯定也知道张钦礼吧？”
她明显愣了一下，沉默在我们之间停留了几秒，随后低声说：“我对他印象不好，感觉他不是好人。”
这让我有些意外。韩村是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之一，从那里走出来的人，怎么会对张钦礼持这样的看法？在进一步追问下，我才意识到兰考并不只有一个“韩村”，她并非杨素兰（焦裕禄的同事、前韩村党委书记）的同乡。
我又问，“您说说，张钦礼不好在哪？他在兰考这么多年，具体做过什么不好的事吗？”
陈女士思考了一会儿，告诉我，她曾在67年以及70年代初还在读小学、初中的时候，参与过对张钦礼的批斗。那时候她并不真正明白发生了什么，她只知道，那些口号被喊得震天响，很多干部在声嘶力竭之余，不停地拿拳头和武器砸在那个站在台上的人。这些人说，那人是人民的敌人，是革命的叛徒，是最大的右派。不过，她也补充，张钦礼确实做了很多好事，比如农田改造、水利设施。至于张钦礼做过什么坏事，她想了半天，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近六十年过去，留存在她记忆中的，只有一个模糊而沉重的结论，却找不到任何具体的事实去支撑。
“那您现在，还觉得张钦礼不是好人吗？”我问。
陈女士突然一改态度，变得气急败坏起来，她朝我有些愤怒地低吼，“我一个老百姓，你问我这些有什么用？他冤不冤，我怎么知道？我有什么能力改变？就算我觉得他不冤，我能给他平反吗？”
我没有再说话。那一刻，许多念头挤在心里，却没一个能顺利出口。我最后勉强朝她笑了笑，说，“是啊，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或许是察觉到我的无意冒犯，她的语气缓和了下来。临别时，她忽然一本正经地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以忘记的话：“要我说，焦裕禄死得早，死得好。要是晚死几年，说不定比张钦礼还惨。”
兰考之行结束后，停留在我脑海的，不是张钦礼的碑林，不是某一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遗址，也不是哪一份口述和档案，而是与陈女士告别的那一瞬间，仿佛我从未真正离开那棵泡桐树下的阴影——那种冬日暖阳下的阴寒并不浓重，却像覆盖着一段无法言说的历史，冷而绵长，久久不散。
linzhuapei@gmail.com
【文/林抓陪，香港城市大学在读博士生；红歌会网原创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