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罢官3：姚的文章到底讲了什么

　　前两次，我们聊到，姚文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之后，北京先是不转载，扛不下去后，又用主要报纸分散日期转载并加编者按的办法，降低文章影响并将批评方向限制在学术方面。那么，引发轩然大波的姚文究竟讲了些什么？吴晗在戏里是又如何表现海瑞的？

　　姚文写道：吴笔下的海瑞，是他心中的理想英雄，简直完美无缺，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为了立起这个青天大老爷，他的出场，吴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前两场，都在写斗倒过严嵩、当过内阁首辅、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 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做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这样，海瑞就被塑造成了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接下来，是戏的冲突：退田、平冤狱、杀贪官、罢官。谁能想到？本来尖锐的阶级矛盾，退田之后突然就没了。众乡民对着海瑞磕头，说大老爷为民做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农民感恩戴德、朝夕礼拜、齐唱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问题是封建社会制度压根没变，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还在，就因为海瑞让退了点田，农民就有好光景了？这不是骗自己吗？戏里反复说冤狱重重要平反，恶官吏都扫尽，法无宽恕重如山。具体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还判了徐阶的儿子徐瑛绞刑。后来吴自己说，为何非杀徐瑛？因为怕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所以下了决心，这么一来，海瑞虽然最后被罢了官，却成了反抗封建王朝的胜利者。

　　戏里的正面英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呢？只能跪在地上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做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其他官吏呢？全是坏蛋，就是用来衬托海瑞的；就连海瑞的老婆和家人，都是明哲保身的胆小鬼，只有他母亲稍微支持了一下。也就是说，海瑞一个人，单枪匹马，从经济到政治，搞了一场大革命——这哪儿是历史剧啊，简直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戏码。问题来了，吴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那么吴笔下海瑞这个艺术形象，究竟是历史上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凭空捏造的人物呢？

　　姚文引用明史具体介绍了晚明的阶级矛盾、“投献”是怎么一回事。《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所谓投献，其实与贫民没有关系，它是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所以，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所以说，海瑞要乡官退田，并不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得很清楚，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海瑞也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

　　海瑞这样的人，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绝不会“站在农民一边”，“为民做主”，而是始终站在统治阶级一边，为统治阶级做主的。海瑞所谓的“为民”，实质上是为朝廷。此外，包括徐阶儿子被判处死刑、海瑞的民主作风，等等，都与真实的历史不符。虽然，吴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但剧中的海瑞其实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并不是真实历史的再加工。1587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1644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60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姚文接着论述戏剧究竟宣扬了什么。该剧告诉人们，封建社会中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用经过农民的革命斗争，只要有“海青天”一类的清官出现，就能得到解决，农民就能得救。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绝不可能相反。戏剧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剧中所有农民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伸冤做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在吴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其实是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这种论调，是麻痹人民的鸦片。

　　的确，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为皇朝“求万世治安”，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王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如果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工具，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其实也是有意义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戏剧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既然有人在报刊上大肆鼓吹《海瑞罢官》这出戏剧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文章最后部分说，1961年之后的“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由此，文章得出结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几十年后再回顾，姚文最后一部分将退田和平冤狱紧密联系现实斗争，是当时争论的焦点。但前面用马克思主义史观分析戏剧、分析明史的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依然熠熠生辉。难怪就连当时作为对立面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都说，姚文要没最后一部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