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珩墨：毛主席为何要让知青上山下乡？

　　最近在与一些同志交流时，我发现一个极其严重的思想误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被长期的伤痕文学和修正主义史观刻意塑造出来的集体失忆。

　　那就是关于那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直到今天，很多人对这件事情依旧不清不楚。

　　在某些“主流”叙事和公知学者的笔下，这场运动被极其粗暴地降维、解构了。他们抛出的最轻佻、也最普遍的论调是：中国当时因为工业化受阻，城市里没有那么多就业岗位，为了解决城市的吃饭和失业问题，国家才“勉强”把这些青年像包袱一样甩到了乡下。

　　这种论调，不仅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极其短视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尺上更是荒谬绝伦。

　　它试图用一种极其市侩的、算经济小账的逻辑，去掩盖一场深刻的阶级防御战，去消解一位无产阶级领袖为了保卫革命果实而进行的战略决断。

　　你们根本不知道，甚至可以说，历史的后来人被刻意蒙蔽了双眼，看不到这些知青到底给中国广袤的底层农村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更看不到，老人家在做出这个决断时，那份孤独、悲怆，以及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而宁愿背负生前身后骂名的历史担当。

　　今天，我们就用唯物史观的解剖刀，彻底扒开这层被岁月积满灰尘的伪装。

　　一

　　要把知青下乡看透，首先必须把视线拉到全球冷战与两条路线斗争的最高处。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兄弟提出了一项极其阴毒的战略，这个战略叫“和平演变”。

　　帝国主义者发现，在朝鲜战场的冰天雪地里，在越南的丛林里，用钢铁和炸弹是无法彻底消灭无产阶级政权的。于是，他们把毁灭的希望寄托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

　　他们要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去腐蚀那些在和平年代长大的、没有经历过革命流血牺牲的青年。

　　面对这个阳谋，老人家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危机的迫近。

　　老人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得明明白白：

　　“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为了打破这个预言，老人家决定发动群众，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青年在运动中受到教育，去试一试到底什么路能走。

　　但是，象牙塔里的狂热，很快就暴露出它致命的阶级软弱性。

　　1968年7月28日凌晨，老人家紧急召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等五所北京高校的负责人谈话。

　　整整五个小时的谈话，字字句句都是对青年一代脱离实际的痛心。老人家最后掷地有声地指出：

　　“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紧接着，在8月8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的谈话中，老人家彻底挑明了只靠学生搞革命的虚幻性：

　　“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学生为人民没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

　　老人家在此刻深刻地认识到，直接从城市温室和书本里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是绝对行不通的。

　　不沾泥土的幼苗，经不起任何一阵资产阶级的妖风。

　　二

　　那该怎么办？

　　老人家思来想去四个月，到了1968年的冬天，他下定了那个震动历史的决心。

　　老人家自己是农民出身，他太知道中国真正的根盘在哪里了。中国有八亿农民，农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如果一个要接班的青年，连农村的真实面貌都没见过，连扁担都没挑过，连底层百姓吃什么穿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在未来扛起这个红色的江山？

　　在城市里，在父母温暖的怀抱和国家统购统销的粮本供给下，是培养不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

　　就好比我们的生活中，孩子不听家长的话，家长就找自己的亲戚朋友，让亲戚去教育。

　　老人家把这批城市里最宝贵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交给了他最信任的“穷亲戚”，中国最广大的贫下中农。

　　让农民去教育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

　　由此，1600多万知青浩浩荡荡地奔赴广阔天地。

　　当然，我们绝不否认这里面有工业化受阻、城市青年失业的现实客观原因。但如果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就业政策”，那就是一叶障目。

　　在这些年轻人扎根农村的岁月里，他们给中国最贫瘠的土地带去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被下放的知青，把现代卫生和防疫的观念带到了偏远山村，撑起了“赤脚医生”的伟大网络，让千百万一辈子没见过听诊器的农民得到了基础救治；

　　是被下放的知青，在破庙和茅草屋里办起了夜校和初高中，让那些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子弟，第一次认了字，第一次听说了大山外面的世界；

　　是他们，把拖拉机、良种培育、化肥使用的科学知识普及到了田间地头。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次知识与文明向最底层的反向输送。

　　没有这1600万知青的下沉，中国农村的教育水平和医疗保障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那种奇迹般的直线拉升。

　　三

　　老人家难道不知道这些城里的孩子到乡下会吃苦吗？难道不知道他们要吃大苦、受大罪吗？

　　他太知道了。

　　他甚至早就料到，这些在苦难中摸爬滚打的年轻人，有很多会埋怨他，甚至会在未来的岁月里疯狂地写书、写文章去痛骂他。

　　但是没有关系。

　　著名油画家吴冠中曾说过：“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1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

　　齐白石画小鱼小虾，是图个自己高兴、别人高兴。而鲁迅特立独行，千夫所指，但他依然要剖析这个民族的病灶，他走的是人生大路，是民族脊梁。

　　老人家走的，就是这条最孤独的大路。

　　为了打破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变”战略，为了给中国锻造一批真正懂中国底层、懂农村、有粗粝生存能力的脊梁，他宁愿把所有的骂名扛在自己肩上。

　　他挨骂，他也认了。

　　从这一刻起，杜勒斯兄弟创立的“和平演变”，与毛主席创立的“反和平演变”，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展开了最激烈的交锋。

　　这两套理论，这两条路线，在实践中死死咬合、残酷较量。甚至可以说，这种较量，直到今天，才刚刚进入深水区。

　　四

　　伟人毛泽东，虎气雄风，一世坚强。

　　但那些整天沉溺于宏观叙事的人，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忧患如山的另一面。

　　有人说，老人家晚年是哭死的。

　　此话听来偏颇，但如果你真正读懂了历史唯物主义，你就一定会理解主席晚年的那份心结、心境与悲凉。他晚年常在泪水中生活，这是一个心碎的先知对无产阶级命运最深沉的哀歌。

　　老人家哭得最厉害的一次，极有可能是1975年7月28日。

　　先是小声抽泣，接着是不可抑制的嚎啕大哭。当时值班的大夫都急坏了，因为这是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的第5天，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能看书，更不能哭，眼睛会彻底坏掉。

　　但老人家在看什么？

　　他在看南宋陈亮的词，《念奴娇·登多景楼》。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

　　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

　　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

　　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今古几人曾会”，自古以来，几人能懂我心中所想？几人能看透这场路线斗争的你死我活？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这是何等血淋淋的现实！朝廷的官员们，那些进城当了官的“老战友”们，有多少人心里早已不再装着天下苍生，只剩下自家门庭的冷暖，个人升迁的盘算，与那点可怜又可笑的特权。

　　“河洛腥膻无际”，谁还在乎那片土地上，最底层的工人农民是否还会再次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老人家一生的担忧，就是怕将来的中国，广大老百姓再次沦为被压迫的耗材。

　　但是，他不被理解。

　　很多人在抱怨，很多人在腹诽，他苦口婆心地讲反修防修，很多人根本听不进去，只觉得他是在折腾。

　　在这个瞬间，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无奈与无助。他在七百多年前的陈亮身上，找到了隔代的知音。这份担忧与委屈交织在一起，让一位统帅的泪水如大闸开启，奔流直下。

　　跋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莫斯科街头。

　　当那面印着镰刀斧头的红旗缓缓降下时，街头站满了喝着百事可乐、听着西方摇滚乐的苏联青年。

　　这些青年，都是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在城市工厂和特权系统的温室里长大的。他们没有下过乡，没有去过西伯利亚的冻土，他们不知道苏联的底座是什么。

　　当“和平演变”的狂潮席卷而来时，他们毫无抵抗力，甚至欢呼雀跃地迎接那些即将把他们生吞活剥的金融寡头。

　　对比之下，中国为什么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历史节点上稳住了阵脚？

　　因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是那批曾经被老人家无情地“扔”到黄土地、红土地、黑土地里摔打过的知青。

　　他们见过真实的中国，他们吃过糠咽过菜，他们知道底层老百姓的韧性，也看透了那些虚无缥缈的西方神话。当动荡来临时，这种与泥土绑定的现实主义底色，成为了共和国最坚实的护城河。

　　这就叫作，战略前瞻。

　　在这个世界上，短视的官僚只能看到眼前的报表，而真正的伟人，看的是五十年乃至百年后的潮水。

　　当某些人还在用伤痕文学的笔调，去哭诉自己当年下乡时弄脏了白衬衫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了让他们乃至整个民族的子孙后代不被资本和帝国主义的绞肉机碾碎，曾经有一位老人，在失明的边缘，为他们嚎啕大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