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乌江：毛泽东四渡赤水“神来之笔”的点睛之笔
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两次渡乌江。第一次是1935年1月初的北渡乌江，随即进占遵义，召开了彪炳史册的遵义会议。北渡乌江一般也称“强渡乌江”。第二次是1935年3月底的南渡乌江，即《长征组歌》第四篇章《四渡赤水出奇兵》歌词中的“乌江天险重飞渡”，是四渡赤水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金一南将军称之为“为四渡赤水打了一个结”。
中央红军两次渡乌江，都是过天堑，都万分艰难。北渡乌江前，已跟追进贵州的国民党“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不顾对红军的“追剿”，别有用心地进驻贵阳，从余庆回龙场至瓮安江界河到播州茶山关百余公里长的乌江防线只有黔军侯之担部8个团防守。
相比北渡乌江，南渡乌江则更加艰难和惊心动魄。陈云1935年10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的报告中说：“第二次渡乌江，曾是西征史上最大的难关……一夜之间，我们架起三座浮桥，全军顺利渡江。应该指出，乌江波涛汹涌，水流湍急，流速达每秒钟三米。江中险滩林立，没有一条渡船。我们同苏联红军不一样，没有迅速架设浮桥的军事技术装备。那末，我们是如何渡江的呢？我们扎了许多竹排，红军全体官兵就是用这些竹排渡过乌江的。在架桥技术方面，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把普通的几股铁丝拧起来，将拧成的铁索两端分别固定在江两岸，然后在上面横铺木板，一座浮桥便架成了。”这是对南渡乌江最早的记录，也是最原始最真实的记录，因为亲历者陈云作报告时，距南渡乌江还不到7个月，记忆还很清晰。
陈云为什么称南渡乌江为“西征史上最大的难关”？南渡乌江到底有多难呢？南渡乌江时，红军事实上处于敌人几十万重兵的包围圈中，乌江南岸还驻守有中央军、湘军和地方守备部队，且位于金沙县后山的江口、大塘、梯子岩三个渡口相距仅3公里，乌江水深流急，南岸高山险峻，素有“天险”之称，所以，红军要想南渡乌江，确实是难上加难。
一、四渡赤水后，再入包围圈
1935年3月21、22日，3万多中央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秘密迅速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跳出了蒋介石紧急布置的赤水河西岸包围圈，把国民党重兵甩在了川南的古蔺地区。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已经追过赤水河，滇军已到了毕节以北；占领遵义后的川军一部尾追红军过了赤水，中央军吴奇伟部也从遵义方向追到了赤水河边的仁怀一带。然而，红军的这次秘密东渡，还是被黔军侯汉佑部和川军潘文华部发现并立即报告在重庆督战的蒋介石。蒋介石马上电令各路“追剿”军迅速回渡跟追，又紧急在黔北构筑了一个新的包围圈。蒋介石还是不放心，于24日急速飞抵贵阳，靠前指挥，亲自部署加固这个新的包围圈，并大修碉堡，决心将红军围歼于黔北遵义、仁怀一带。此时，蒋介石判断红军会往黔东湘西去与贺龙、萧克领导的红2、红6军团会合，或者南下后又要西进往大定黔西方向，再往西北过金沙江与川西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此，蒋介石这次将新包围圈的重点放在了东线和西线。
四渡赤水河与南渡乌江要图（1935年3月20日-4月5日）。
东线：国民党湘鄂川边“剿匪”总部第一路军上官云相部裴昌会第47师及川军的几个旅，将松坎、桐梓、遵义一线严密封锁，湘军李韫珩第53师也被调到了遵义、鸭溪和乌江刀靶水之间。西线：敌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主力在仁怀；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主力从赤水西岸也回到了仁怀附近；黔军王家烈纵队在打鼓新场及北部地区；滇军孙渡纵队正从西面的毕节往东面的大定、黔西赶。南线：吴奇伟部第93师（唐云山）和59师（韩汉英），周浑元第99师（郭思演）一部，湘军李韫珩第53师一部在息烽、贵阳、清镇等地。北线：川军郭勋祺部三个旅已进至赤水河东岸，正在土城一带布防，而田冠武、刘兆黎、张竭诚三旅则驻守赤水、习水、松坎一线。很明显，东线和西线仍是蒋介石的防堵重点，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和吴奇伟部正在遵义和仁怀之间扯起一条严密的碉堡封锁线，与其他“追剿”部队共同组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
这个包围圈东线是重兵，只防不攻；西线也是重兵，采用碉堡战术，伺机聚歼红军；北线是中央军和川军的追兵；南线守乌江天堑。蒋介石在严防东西两线的同时，还在仁怀和遵义之间构筑阻击防线，即遵仁封锁线。他命令周浑元的先头部队日夜兼程，赶往鸭溪、白腊坎、枫香坝一带。蒋介石还是算准了的，绝不让红军过遵仁封锁线，力图将中央红军锁在遵仁封锁线以北的这个小包围圈内聚歼。红军面临的形势相当复杂严峻。
二、采纳建议，南渡乌江
南下的中央红军3月25日的行动计划是要往西南的大定黔西方向行动。晚上22时，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向中革军委建议：目前往西南寻求机动很困难，首先要突破周、吴、王、孙纵队的防堵，在战役上很难完成达到黔西、大定的战略任务，还是以转向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并称，第一次过乌江的茶山关、桃子台之线，如有准备，两岸可架设浮桥。中革军委迅速采纳并综合考虑彭、杨建议，决定直接南下，先穿过遵仁封锁线，再从黔西（今金沙县）的沙土后山南渡乌江。其实这个选择的风险也是极大的，中央红军要穿过遵仁封锁线而不被敌军察觉，几乎不可能，而一旦渡江不成，就有可能被敌军逼迫至背水决战的危险境地。这或许是一步好棋但也是一步险棋！
26日凌晨，中革军委命令主力红军从长干山（今仁怀长岗镇）与枫香坝（今播州枫香镇）中间地段穿过封锁线南下。侦察发现，该区域已被严密封堵。27日晨，中革军委下达“紧急电令”：“野战军原定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围行动已不可能，决改从鸭溪、白腊坎地域向西南转移。”中革军委将突破遵仁封锁线的位置平行往东移动了几十公里，同时，为了防止穿过遵仁封锁线后敌追兵南下逼迫中央红军与其背水决战，军委又向罗炳辉、何长工发出“万万火急”指示，要求红9军团暂留现活动地域，佯装主力活动，钳制周、吴纵队，以配合我主力南移。仅有2000多人的红9军团面临的是十数倍于己的强敌，任务艰巨且无比凶险。
至此，中央红军突破遵仁封锁线南渡乌江的行动全面启动。中央红军就是要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三、红3团雨夜攻渡口
3月27日，红1军团首先突破白腊坎、鸭溪之间的封锁线，进至鸭溪底坝（今金钟村）地域，前卫红3团从播州泮水镇附近涉水过偏岩河，进入金沙县境内的安底和沙土地区。红1军团主力于28日下午从底坝过偏岩河底水渡口经木孔湾子场进入沙土镇。29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进抵沙土，在沙土街胡家大院设立渡江指挥所。红3军团进抵沙土、岚头、安底等地，红5军团过偏岩河后在木孔、茶园、安底一带阻敌。红军穿过遵仁封锁线，事实上仍在敌重兵的包围圈内，且敌军已有所察觉。川军南岸总指挥潘文华发现并报告了红军南下沙土的异常情况：“3月28日，匪大部分由花苗田、白腊坎、枫香坝中间地区南下溃窜，先头已到达沙土，其一部由鸭溪之四井坝南窜。”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天佑红军，这个准确无误的情报并没有引起国民党方面的高度重视。
江口渡口。
大塘渡口。
梯子岩渡口。
红3团的任务是攻占位于化觉的黄沙渡口和后山的江口、大塘、梯子岩渡口，几个渡口相距很近。时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萧华被派到红3团加强领导，萧华和团长黄永胜、政委林龙发率红3团于29日下午进至后山。红3团前卫第1营分左右两路分别向后山江口渡口、化觉黄沙渡口附近前进：左路1、3连直插江口渡口，右路第2连化装成黔军宪兵队翻黄沙坡向黄沙渡口前进。17时左右，两路人马分别进至江边渡口。右路到达黄沙渡口后原计划是让化装成宪兵的贵州籍战士“喊渡”过江，但被驻守南岸渡口的地方守备民团识破，疯狂向北岸射击并向上峰报告求援。左路1、3连事先侦知江口渡口北岸有一营敌军，接近江边时即兵分三路悄悄扑进村中，短暂巷战后该敌全部被消灭，营长曹德荣被击毙，手下400余人多数当了俘虏，1、3连缴获100多支步枪和30多挑弹药，先头部队迅速砍竹扎筏，准备偷渡或强渡。
黄昏时分，1连连长朱日亮先派出一个排喊渡，喊渡不成，在火力掩护下乘筏立即强渡，因水流湍急，江心布满礁石并形成漩涡，竹筏非但没有漂到对岸，反而又被推回到北岸，强渡失败。晚上10时，在狂风暴雨的掩护下，朱日亮和连指导员杨启带领先遣排乘竹筏搏击风浪奋勇登上南岸潜伏。尖刀班班长钟同奇率两名勇士，借着闪电凭借野藤树枝攀登白天老百姓告诉的悬崖小道，悄悄爬到距江面80多米的山洞口，几个手榴弹同时扔了进去。在岩洞中的敌人，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在这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恶劣天气爬上绝壁上的山洞。山洞中的敌人被消灭后，先遣排的其他同志迅速从山崖下用绳子、米袋、绑腿往上吊。半山腰的山洞和上山的小路之间是用木棒和木板搭成的悬空吊桥，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咽喉险地。先遣排占领岩洞隘口后，1连官兵迅速跟上，摸索往山上前进，打开了通向南岸山上的孔道，乘胜消灭了驻守在山顶的敌人。江口渡口一失，黄沙渡渡口的民团守备队见大势已去，迅速溃散。
29日23时，中革军委电令红1师“以最大努力务于明三十号九时前在江口架好浮桥一座，不得迟误”。攻占江口渡口后，工兵立即搭建浮桥。红3团迅速过江，一部分继续往南纵深推进，消灭了从息烽赶来增援的一个营，活捉敌营长；攻占黄沙渡口的2连沿江岸下行与1连会合后，一部分从罗家山过翁桶河，迂回到下游的大塘、梯子岩渡口，消灭守敌，巩固登陆场。军团工兵连迅速在大塘和梯子岩搭浮桥，准备迎接大部队过江。
四、假电调敌，胜利南渡
30日晨，可能是还未得到红3团已经攻占渡口的消息，中革军委通电各部预作准备：“如南渡不成，即向三重堰（今黔西市重新镇）与黔西之间西进。”这个情况幸亏没有发生，因为蒋介石这两天已经发现红军突破遵仁封锁线，前锋已到达安底茶园一带，但作出的判断是“匪企图向黔西之西南溃窜”。30日，红军主力在沙土、安底待渡。军委二局侦听敌台后获悉：周浑元和吴奇伟两部主力正在南下，向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方向前进。这说明了红军南渡乌江的意图仍未暴露，敌人的注意力还在西线的中心点打鼓新场。直到31日上午，蒋介石得知红军在安底、茶园一带地区后，仍然判断“此时必续向西南急窜”。这几天，蒋介石连续不断给滇军孙渡发电报，命令其急速往黔西打鼓新场方向赶。如果红军南渡不成，往“三重堰与黔西之间西进”正中了蒋介石的判断：如果红军在黔西与滇军发生对撞，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央红军进入金沙县境入口处。
更危险的是，渡江行动已经开始，主力红军的行踪“藏”不了多久了，如果敌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部在南下途中赶过来截击，只需要半天的时间，可见形势相当危急。在沙土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等判断：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南下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南下，在安底、茶园一带阻敌的红5军团是守不住的，我军将陷入前有乌江天险后有追兵的极端不利处境。怎么办？关键时刻，参会的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建议利用我军掌握的敌军密电码和电文格式，模仿在贵阳的蒋介石语气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报，命令两军从泮水往新场、三重堰方向加速前进。毛泽东等紧急商议后大胆采纳了曾希圣建议，命令二局立即执行。军委二局向周、吴发去“电令”：星夜并程，限明日抵达泮水、新场，以力阻共军经黔西西进。敌军果然中计，周、吴二部于31日抵达打鼓新场地区，距离红军的渡江地点有一天之遥。
假电调敌前后的关键时刻，在沙土的中革军委命令红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在茶园、安底一带阻扼敌军：“应即在苦茶园及其附近构筑野战工事，于明日（31日）顽强扼阻可能南进之敌，并分派游击部队分向泮水、西安寨、马蹄石游击、侦查，逼敌展开，以迟滞敌进，并严密戒备自己的两翼，防敌向我迂回。如敌明日向我猛烈压迫时，应进行有力的节节抗击，最后则扼守大南头（今岚头）、狗场（今沙土中心）、沙土地段，不得使敌再进，以掩护主力渡河。如敌明日不急追，你们应留在原地待命。”从官村出发的红5军团在途经老木孔时却走错了路，各部失去联络，进至苦茶园的仅董振堂、李卓然所率的军团部及直属队。而周浑元别动队一部这时恰好经苦茶园去打鼓新场“防匪西窜”，两边猝然相逢便打了起来。好在这一小部敌人打了一阵之后便突然径直西去，红5军团直属队因兵力太少当然也不敢恋战。敌军的突然西去，应是“假电报”发挥了作用，否则，后果也是难以想象的。
31日2时30分，中革军委下达渡江命令：1军团限今晨8时前全部渡河完毕。3军团在江口、大塘、梯子岩浮桥渡河，限今14时前渡完。军委纵队限10时渡河完毕，干部团则为后卫警戒。5军团继续箝制与迟阻周、吴、王三部，首先在苦茶园，最后则扼守狗场、沙土地段，4月1日11时，红5军团过江。中革军委二局副局长钱壮飞（遵义会议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未到职）过江时掉队，不幸牺牲在后山乌江边。
红9军团完成任务后，按中革军委命令迅速南移沙土随大部队过江，由于敌军封堵严重，加之雨天路滑，赶到沙土时已是4月3日14时，超过了军委规定时间6个小时，随即按军委电令辗转沙土及周边地区见机行事。4月5日，红9军团在木孔菜籽坳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击溃黔军犹国才部5个团，歼敌300多人，俘敌1800多人，缴获枪支1000多支。以少胜多的菜籽坳战斗为刚过江的主力红军减轻了压力。菜籽坳战斗后，红9军团又于4月7日在源村牛路口与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96师一部激战两小时，后主动撤出战斗，一路向西与主力部队并行，较好地策应和掩护了主力西进云南，一个多月后才和主力部队会合。
中央红军胜利南渡乌江，跳出了蒋介石苦心设计的在乌江以北、川黔边境地区消灭红军的包围圈，将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中央红军的行动从此由被动完全变为主动。南渡乌江是四渡赤水战役最为关键的一战，为四渡赤水“打了一个结”，虽然没有发生大的战斗，却是精彩绝伦的智胜强敌，其惊心动魄的程度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堪称毛泽东四渡赤水“神来之笔”中的点睛之笔。
南渡乌江时的“假电调敌”，多年来一直属于秘密，直到2016年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时才完全解密，随着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以及《曾希圣传》《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乌江引》等书的出版，人们才逐渐知道了发生在金沙沙土的这件大事。我们应该广为宣传，永远铭记英雄们的丰功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