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七十周年纪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1956年4月25日的午后，阳光漫过中南海勤政殿的窗格。毛主席在这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面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徐徐道出那篇深刻影响新中国建设道路的著名讲话——《论十大关系》。七十年光阴流转，如长河奔涌而去。在我多年的编辑生涯中，无论是参与编辑出版传记、年谱，亦或是校勘文稿，一次又一次地与这份文献打交道。每一次展开书稿，仿佛都能听见历史深处的回响、看见字里行间闪烁的思想光芒。2026年4月25日，这篇讲话问世七十周年，笔墨轻触，纸页间似有春风拂过。或许，我该写下些许文字——不为别的，只为向那段穿越时光依然熠熠生辉的思考，致以最真挚、最崇高的敬意。

　　我们把历史的指针悄然拨回到1955年3月，一项关乎国家未来的决定在党中央形成：次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神州大地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春潮般迅猛推进，并较预期更早地接近完成。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如旭日般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初现轮廓。面对这“一穷二白”却又充满无限可能的国土，如何描绘其建设的蓝图，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紧迫的课题。毛主席敏锐地洞察到，全党工作的重点与注意力，必须顺应时势，实现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从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转向更为复杂艰巨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奠定国家脊梁的工业建设。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其核心使命，正是要讨论并解决这些关乎国运的根本问题。

　　为擘画这幅宏伟蓝图，毛主席将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重任，委托给了少奇同志。这项意义深远的工作，于1955年岁末悄然启动。深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刘少奇，没有将自己困于书斋，而是选择躬身向下，叩开一扇扇中央工业部门的大门。从1955年12月到次年3月，少奇同志先后约请37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座谈，倾听来自经济建设最前线的声音，笔记记了数万字。这并非简单的听取汇报，而是一次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意图摸清新中国工业脉搏的每一次跳动。

　　毛主席始终关注着这项工作的进展。当他得知刘少奇这种深入部门调研的方法后，极为赞赏。历史的细节往往充满温度：1956年1月，毛主席结束外地的调研后回到北京，找来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同志，带着探寻与肯定的口吻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这句平实的话语，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一场在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系统性调查。从2月14日到4月24日，毛主席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埋首于数字、报告与面对面的交谈中，连续听取了国务院34个经济部门的详尽汇报（通常说毛主席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根据现存的档 案材料，向毛主席汇报的是35个部门）。窗外春光渐浓，中南海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风暴，正在密集的调研与思考中孕育、成形。这一切的智慧结晶，最终汇聚成了那篇光辉的文献——《论十大关系》。

　　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重任，如山岳般压在少奇同志的肩头。这份报告，被视作八大准备工作中“重中之重”的文件，其过程却几经波折，仿佛在迷雾中探寻航向。最初，他指定由陈伯达负责起草初稿。然而，当草稿呈上时，其浓厚的理论色彩被批评为“不像一个政治报告，倒像一个学术报告”，这显然与亟待解决的、鲜活而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问题相去甚远。于是，笔杆交到了胡乔木手中。但推进依然缓慢，主调未定，纲举目张的“纲”似乎隐匿于纷繁的调研材料之后，报告的灵魂迟迟未能凝聚。起草工作陷入了沉思与求索的缓流。转机，发生在1956年4月一个春意渐深的夜晚。少奇同志召集胡乔木、陈伯达等起草班子成员到他的住地。据亲历者回忆，那一晚的少奇同志“异常兴奋”。他告诉众人，自己“刚从毛主席那开会回来”。而他所说的那场会议，正是4月2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是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那篇洞见未来的讲话——《论十大关系》。当少奇同志在会议上聆听了毛主席的归纳与阐述后，豁然开朗。他兴奋地对起草班子说：“有了毛主席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调就有了。起草八大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八大报告和十大关系就连为一体了。”

　　如果将时间精确地定格，我们会发现，就在那篇著名讲话发表的前一天——4月24日下午，毛主席在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彭德怀、邓小平等领导人一同听取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时，他所归纳的仍是 “六大矛盾” ，亦即六大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少数民族与汉族。”然而，这“六大关系”本身，也是一场思想演进的果实，让我们把时针再向前拨动几日：4月19日，毛主席初次听取李富春关于“二五”计划的汇报。彼时，他从大量部门汇报的洪流中，最先捕捉到三组最为突出的矛盾，提笔勾勒出“三大关系”的雏形：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这三点，犹如支撑鼎足的三根支柱，触及了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与利益分配的核心。仅仅一天之后，4月20日，随着汇报的继续与思考的发酵，认识的版图扩大了。毛主席笔下的关系增至五项，新增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与“经济与国防的关系”。这意味着，思考的维度已从单纯的经济构成，延伸至国家治理的纵向权力结构，以及和平建设与安全保障的战略平衡。直至4月24日，当李富春的系统汇报临近尾声，一幅更为完整的国内建设图谱终于在脑海中显影。毛主席在上述五条坚实的基础上，添上了至关重要的一笔——“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至此，一个既聚焦于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与体制机制，又涵盖多民族国家团结发展的 “六大关系” 初步框架，宛若一幅精心绘制的草图，终于铺展在了案头。

　　这六大关系，绝非书斋里的玄想，每一笔都蘸满了现实的墨汁。例如，“沿海与内地”之思，直接源于汇报中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上海、天津等老工业基地贡献着可观的利润，却面临投资受限的窘境；“地方与中央”之辨，则真切回应了各地同志反映的“中央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地方积极性难以舒展的呼声。它们是来自大江南北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的真实声音，经由系统的调研，最终升华为统帅全局的战略考量。此刻，日历翻到了4月25日。昨日的“六大关系”框架已然成熟，但它仍主要着眼于国内经济的经纬与民族的团结。一场即将到来的、更为宏阔的思想飞跃，正在历史的门槛外静静等待。

　　历史的笔锋，在1956年春末陡然加重。毛主席关于中国建设道路的思考，正经历一场关键而深刻的升华——从聚焦于经济建设的“六大关系”，迈向统筹全局的“十大关系”。促成这“关键一跃”的核心动因，源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场石破天惊的巨变。是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末期，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如一道撕裂夜空的闪电，尖锐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在民主法制、党内斗争等方面的一系列严重错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光环下的阴影与“走过的弯路”被骤然暴露于国际视野之下。这一事件，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撼。它如同一面镜子，迫使人们破除迷信，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中共中央对此保持了清醒而辩证的态度，毛主席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以苏为鉴”，从此不再只是一个朦胧的方向，而成为迫在眉睫、必须深入骨髓的思考课题。它意味着中国的探索，必须超越对苏联模式的简单仿效，开始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这一国际背景，极大地催化并拓宽了毛主席的思考维度。此前，通过历时一个半月、听取34个经济部门汇报的扎实调研，他的思路已从最初的经济“三大关系”，逐步凝练成涉及沿海与内地、轻工业与重工业、个人与集体、中央与地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以及民族问题的“六大关系”。这些思考主要锚定于国民经济的内在矛盾与协调发展。然而，苏共二十大暴露出的问题，深刻警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绝非单一的经济命题，政治生活与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若处理不当，同样会导致严重曲折。

　　因此，在1956年4月25日那次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毛主席的视野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他在原有经济架构的基础上，毅然补充了四个关乎国家政治命脉与精神生活的重大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重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党内原则），以及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倡导“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这新增的四条，正是对苏联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深刻教训的直接回应与战略前瞻。至此，“十大关系”的宏伟篇章正式落成。它不再是经济建设的单一路线图，而是成为一份旨在“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总体纲领。这一从“六”到“十”的扩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完成了从侧重经济规律到统筹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各领域的系统性升级，是一次在“以苏为鉴”警醒下的思想大解放与理论大创造，为此后党的八大制定正确路线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础。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会议并未就此结束。从4月25日到28日，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集中进行了深入学习和讨论 。这场高规格的讨论绝非形式，与会者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毛主席充分吸收了这些集体智慧，对讲话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仅仅几天后，在5月2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主席又一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十大关系问题。这次在更广泛范围内的阐述，是对“十大关系”内容的进一步锤炼和确认。然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篇讲话并未立即公开发表，其精神和内容主要通过党内传达和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报告进行了传播。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这确保了其核心思想成为当时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

　　九年后，这篇讲话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再次被党内高层深刻认识。1965年12月15日，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致信毛主席，认为《论十大关系》“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其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此次印发的整理稿，主要以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同时吸收了4月25日讲话中的部分内容。毛主席审阅后于12月27日批复：“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 随后，报告以中央文件形式印发，并注明“不登党刊”。这次整理和印发，标志着《论十大关系》开始在党内更大范围内进行有限传播和学习，但毛主席“不大满意”的批示，也为其日后进一步的完善埋下了伏笔。

　　历史的指针拨到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背景下，《论十大关系》的整理工作被再次提上日程，并由胡乔木具体负责。这一次的整理工作更为系统和深入，旨在恢复以往整理稿中未能收录的内容，并增强文献的理论性和逻辑性。胡乔木等人将毛主席1956年4月25日和5月2日两次讲话的记录稿进行综合整理，形成了一个新的整理稿。7月13日，邓小平在将整理稿报送毛主席审阅的信中，高度评价了这篇著作：“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他因此建议：“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毛主席当天即圈阅，并作出了明确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这一批示体现了深远的战略考虑：既肯定了文献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在全党范围内组织学习讨论，又出于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对其作为理论文献永久性定稿的慎重，决定暂不向全社会公开。根据毛主席的批示，邓小平于7月22日晚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阅读《论十大关系》整理稿。在讨论中，他坚定地维护了整理稿的权威性，指出：“主席已看过两次，有什么问题，待最后付印时再请示。” 当晚，邓小平即向毛主席报告，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并无修改意见。至此，这篇文献的最终权威版本在党内最高领导层获得确认，为其未来的公开出版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同年12月26日，适逢毛主席诞辰83周年纪念日，《论十大关系》经过长达二十年的内部传播、讨论和精心整理后，终于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公开发表。随后，它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99年6月，《论十大关系》收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不仅是对毛主席的深切纪念，更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式提供了一份探索中国自己建设道路的经典理论文献，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和一系列充满辩证法的论述，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从政治局会议上的热烈讨论，到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再次阐述；从刘少奇建议印发学习，到邓小平主持重新整理；从毛主席“将来出选集再公开”的深远安排，到最终在特殊历史节点的隆重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文章、文件、发表、文献这一历程，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重视理论建设、坚持集体领导、严谨对待历史文献的生动体现。这段历程确保了这篇开创性著作能够以最成熟、最完整的面貌留存于世，持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理论滋养和历史启迪。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庆之说”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