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两弹”工程上马的争论

　　中国于20世纪60年代突破重重封锁，在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实现“两弹结合”、1967年引爆第一颗氢弹，一举奠定了大国地位与国防安全的坚实基石。

　　两弹的研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党内曾存在巨大分歧，而外部则面临着严峻的核威胁与外交博弈。抗美援朝时期，美国的核讹诈达到了顶峰。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多次在公开场合暗示“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而前线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更是气急败坏，叫嚣要对中国投掷数十枚原子弹，甚至扬言要将中国东北化为废墟。这种悬在头顶的“核大棒”和赤裸裸的战争威胁，给新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也让中国领导人深刻意识到：没有原子弹，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

　　战争一结束，毛泽东便果断拍板，接回了钱学森等顶尖科学家。在1955年1月15日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听取李四光、钱三强等科学家的汇报后，正式作出了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他明确指出：“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到了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更是留下了那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尽管苏联曾许诺提供“核保护伞”，但其背后隐藏着企图控制中国主权(如租用旅顺大连、建立联合舰队)的政治附加条件。面对大国博弈与核讹诈，中国最终坚定选择了独立自主的核武器发展道路。

　　50年代末就是中国造原子弹的“打地基”阶段。虽然当时还没听到爆炸响，但国家已经把最关键的四件事办妥了：一是定下了决心，二是找齐了顶尖科学家，三是挖到了造弹用的铀矿，四是建起了搞实验的反应堆。

　　1958年至1961年间，中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同时伴随着浮夸风与“放卫星”的乱象。很多人将这一时期的灾难单纯归结为“大跃进”的错误，但事实恰恰更为复杂。

　　以安徽为例，部分地方大员在执行政策时层层加码，大搞浮夸风与瞎指挥，随意将人打成右派。而当粮食大幅减产、危机爆发后，又从极左迅速滑向极右，盲目刮起了“单干风”。最终，这种由“层层加码的极左”折腾到“极右”的剧烈摇摆，又被笼统地归结为“大跃进”的单一错误，掩盖了地方决策层在政策执行与转向中的深层问题。

　　大跃进时期的成绩应当是主要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建立起了一系列国营和社办企业，为国家的工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1958年的江西南昌为例，这一年国家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发展地方工业，使得工厂遍地开花。新余钢铁厂、江西拖拉机制造厂、南昌钢铁厂、江东机床厂、八一棉麻厂等大型国营企业相继成立，赣江大桥也于此时兴建。

　　不光是工业，商业与社办企业同样迎来了大发展。1958年6月1日，占地六千平方米的南昌百货大楼竣工;7月，象山食品商场开业;7名街道妇女成立了东湖街办味精厂;西湖区组建了篷篓合作社，这也成为了后来南昌市电器厂的前身。

　　在国内外的重压下，“两弹”工程巨大的财力与精力耗费，直接引发了高层的激烈博弈。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两弹”(原子弹和导弹)是继续“上马”还是暂时“下马”，爆发了极其尖锐的争论。

　　面对分歧，毛主席、周总理坚决支持继续研制，为尖端事业定下基调。聂荣臻力主攻关，认为“两弹”是国家的命根子;陈毅更是掷地有声地表示，就算“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出原子弹;贺龙、叶剑英等元帅也给予了坚定支持。与此同时，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负责人深入一线调研，向中央提交了详实的报告，用事实证明了在1964年炸响原子弹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部分领导，更多是出于对国家经济严峻形势的深切担忧，持“审慎、怀疑”的态度。他们并没有直接拍板“下马”，而是提出“先别急着定，把情况摸清楚再说”。另有部分负责财经工作的领导人，也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主张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建议“两弹”工程先缓一缓。

　　支持两弹上马的这一派人数看起来较多，但是力量并不占上风。因为职务和称号并不直接等同于权力，真正的权力，归根结底要看下面有多少人愿意听你的话，而主持一线工作的部分领导集体，则直接掌握着实际的行政、党务和财政大权。

　　毛主席虽然威望极高，但下边一些人好像并不怎么买账。仅仅从毛主席后来多次找《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谈话，并作出严厉批示这件事上，就能看出端倪。

　　1957年，毛主席批评《人民日报》是“二流报纸”。4月10日，他特意找报社负责人谈话，严厉批评他们对最高国务会议的指示按兵不动，任由社会上的言论泛滥，痛斥《人民日报》是“死人办报”，对中央的指示暗中抵触，不转发，不发表，不宣传。

　　过了半个月，报社似乎并没有真正整改，毛主席再次敲打他们不搞理论研究。这实际上正应了那句古话——“县官不如现管”。威望再高，也不是百分之百管用，下面的人往往只听自己直属领导的话。

　　到了大跃进时期，《人民日报》大力宣传“亩产万斤”的浮夸风。到了年底，毛主席找报社负责人谈“纠左”问题，要求他们“压缩空气 ”、下去搞调查研究，但报社好像还是置若罔闻。

　　六十年代中期，毛主席支持的批判文章(如评《海瑞罢官》)遭到北京方面冷遇，《人民日报》拒不转载。面对这种“针插不进”的局面，他只能绕过北京，跑到上海。

　　总之，两弹上马和下马之争，在当时受到了严峻的现实考验。美国的核讹诈、苏联的背信弃义，再加上国内严重的自然灾害，党内的巨大的分歧，如果这时候再搞不出“两弹”，国家极有可能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

　　这种绝境，让人不由得想起湘江战役之后的红军——当时红军折损过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在那样危急的时刻，红军只能统一思想，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成功杀出了一条血路。

　　最终，中央统一了意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仅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与导弹，更实现了震惊世界的“两弹结合”，并顺利发射了人造卫星。

　　在核武器跨越上，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多，法国更是用了8年半，而中国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稳居世界第一!

　　在导弹实战化上，从原子弹爆炸到成功实现“两弹结合”(用导弹运载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年!

　　这两组数据，足以证明中国不仅丝毫不落后于美苏，甚至在多个维度实现了惊人的超越。美苏两国从最开始的鄙视，到不得不承认，再到最后彻底破防，这一态度的转变，也完美印证了中国在两弹事业上的强硬实力与钢铁意志。

　　中国“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不仅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也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上广大受压迫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信心。

　　中国庄严承诺，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对无核国家进行核讹诈。这一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道义上赢得了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衷心拥护。

　　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之外，中国凭借独立的国防实力，以及是非分明、惩强扶弱的大国立场，逐渐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中流砥柱。

　　这让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反而成了国际舞台上的少数派。不仅如此，中国还成功突破了美国的封锁，争取到法国这一西方核心大国，并积极对日展开外交工作。当时，日本国内存在着强大的亲华力量，这让长期阻挠中日友好的右翼保守势力深感不安与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