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毛泽东“导致了‘大跃进’时的‘亩产10万斤’”吗？

　　关于毛泽东和李达1958年关于“大跃进”的争论，从2015年《胡为雄：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有过“争论”吗?》（https://www.kunlunce.com/jczc/mzdsx/2020-09-28/147123.html）到2026年1月《鹿野｜真相：1958年的“争论”和“理论界的鲁迅”（https://www.kunlunce.com/llyj/fl11111111111/2026-01-26/195521.html）及《胡新民：“毛李争论”其实是一个讹误》（https://www.kunlunce.com/jczc/mzdsx/2026-06-25/199471.html）等文章，已经完全揭穿了这个“谎言”，还原了的历史真相。

　　如果在网上通过DeepSeek、豆包、通义千问、文心一言等网络智能工具查询，都可以得到大同小异结论。

　　以DeepSeek为例，其答复是：“关于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的争论，目前主流观点倾向于这并非信史，而是一个基于个人回忆、后被当事人斥为‘谎言’的讹传。”

　　在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给举报人的回复中，就毛泽东评价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的问题称：“李达研究专家王炯华教授在其1988年出版的《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中首先对这段话作了引用”“王炯华教授后来在其《李达评传》中也对这段话作了基本相同的引用”。

　　本人看了这两本书后发现，王炯华不但首先引用了毛泽东评价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而且也首先引用了“毛李争论”等“史实”。王炯华的“引用”就这样流传开，被很多专家学者，甚至胡乔木也采信了。（见《胡新民：“毛李争论”其实是一个讹误》）胡乔木的采信，使更多的专家学者发表了不少关于“毛李争论”的文章和著作，其脚本都是来自王炯华的专著，即“据梅白同志说”。发表这类文章或著作的作者，动机不一。应该说大部分还是出于善意。但是有的却不知出于什么动机，进行过分解读。例如当下还活跃在网络上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

　　2004年10月，何祚庥在全国第二届智慧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对<易经>文化的反思》的讲话（https://tech.sina.com.cn/d/2004-10-19/1351443135.shtml）他在讲话中引用了“毛李争论”后称：

　　“毛泽东无疑是当代的辩证法大师，而且是当代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但如果唯物辩证法没有‘拿得稳’，走向‘唯心’辩证法的思维模式，这就如李达教授所说，‘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把‘胆’和‘产’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模式；‘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也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模式；然而正是这一‘辩证’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大跃进’时的‘亩产10万斤’！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唯心的辩证法，思想脱离了实际！”

　　何祚庥在引用“毛李争论”时注明：（上述材料摘自李振霞主编的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十哲》一书的36-38页）。本人找到这本十位作者写十位哲学家的书，写李达的作者是王炯华。此文写道：

　　这年10月，毛泽东来湖北视察，下榻在东湖客舍。李达求见蒙允后，便与毛氏谈起了哲学。李氏问毛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尽管毛氏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但在讨论问题时，他却不大愿意有人否定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热情和积极性。他不慌不忙地说：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李氏认为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毛氏便问：肯定怎么样？否定又会怎么样？于是，两位哲学家便就肯定、否定争论起来。毛氏希望说服他这位老朋友，举了红军长征的例子，也举了一些发明创造的例子，说明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李氏不相信主观能动性有那样大，他坚持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他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制、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他继续问毛氏：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无限大？毛氏也不再绕弯子了，直截回答：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

　　争论到后来，在场的梅白说：我们打电话让他们取消这个口号。可是，李氏仍然说：口号取消，思想不取消还是不解决问题。“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烧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41℃、42°C1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此时，毛氏虽然激动，但还是控制住自己了。他缓和语气说：“你说我发烧，我说你也有些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了。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在返珞珈山的汽车上，李氏还对梅白说：《实践论》、《矛盾论>讲得多好呀!客观，主观，实践，理论，讲得多好啊！现在连“一党之主、一国之首”的毛主席也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

　　李氏走后，毛氏则在屋里踱步吸烟，又坐在沙发上喝茶默想。他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3岁，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

　　在那个年代，李达还明确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他甚至说，象这样搞下去，共产主义会变成破产主义，大跃进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会变成人民空社。

　　看了上述内容，再回忆本人看过的有关文章著作，发现所有涉及到“毛李争论”的文章和著作中，具体时间各说各话。有的是含糊其词，例如胡乔木的“大概是夏天”，《李达年谱》的“是年”。王炯华则称是他自己“推算”出来的。王炯华在这里写的是“10月”，结果是“推算”错了，因为毛泽东1958年10月没有去过武汉。王炯华后来在《李达评传》中又“推算”为“11月”，而11月毛泽东到武汉去是召开旨在纠“左”的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这个“推算”实在是太低估读者的智商了。担任过武汉大学副校长的谢红星2010年与人合著出版的《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一书，在王炯华的脚本基础上进行了加工，把日期定为“9月11日”，但实际上李达整个9月都不在武汉。值得一提的是，谢的书还有这个内容：

　　李达找毛泽东争论完离开后，毛泽东对梅白说：“今天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毛泽东还叫梅白通知李达再谈，转告李达‘六十而耳顺’，感激他的帮助。并强调说：‘李达是党内的鲁迅，他什么时候来见我，都可以，不要阻拦！’后来，梅白如实向李达转述了毛泽东的以上意见，李达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谢加上这个内容应该是出于善意，因为毛泽东敢于承认“错误”，毛泽东的“气量大”。所以，“因为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世界观的一致性，使得他们没有由争论走向破裂”。（谢红星 梅雪著《李达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12月 第184页至186页）

　　与此同时，本人在看《当代十哲》的《李达》时，发现这段话：

　　“在那个年代，李达还明确反对‘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他甚至说，象这样搞下去，共产主义会变成破产主义，大跃进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会变成人民空社”

　　也出现在宋镜明的1997年版和2024年版的《李达》中，尽管2004年版删掉了“毛李争论”的内容。宋镜明的1997年版的《李达》是这样写的：

　　“在那个‘左’的狂热年代，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的李达，虽然并不完全了解毛泽东和党中央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但却察觉了党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左’的错误。比如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个口号上，他同毛泽东的争论，就是发生在这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上。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没有哲学家的胆识，谁也不敢同‘一党之主’去争，而且争得面红耳赤。李达却敢说敢争，事实证明李达所持观点是对的，后来毛泽东也承认这个口号错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面对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李达坚决反对。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不顾客观规律，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共产主义就会搞成‘破产主义’，大跃进就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就会变成‘人民空社’”。（见该书第279页至280页）

　　在2014年版的《李达》中，删掉了“比如在.....后来毛泽东也承认这个口号错了。”（见该书第279页）但后面的内容还是按照王炯华的脚本进行的。但问题是，王炯华的脚本涉及到李达1958年后的主要内容，例如1958年的“察觉”，1962年回乡视察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一直到毛泽东1971年南巡讲话时称“还是李达正确”，等等，都没有任何证据，特别是还伪造了毛泽东的讲话。本人上一篇文章《李达在八大二次会议后是怎样“左”倾的？》已经提供了《李达全集》中从1958年到1963年的“左”倾证据。

　　李达在解放后确实为研究和宣传毛泽东著作，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李达从1958年起一直坚持“左”倾，他对毛泽东著作的研究和宣传有些论述是不够科学的，有的还相当不科学。

　　把《李达全集》中的有关内容和《毛泽东年谱 1949-197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有关内容进行对照，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李达。

　　这也是对李达最好的纪念。

　　（作者：李 清；来源：昆仑策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