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封神演义》，评论纣王要一分为二，笑谈蒋介石没有看过这部名著

　　在毛泽东喜欢阅读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封神演义》占有特殊位置。他读《封神演义》虽不及《三国演义》和《红楼梦》那样，当作政治、军事书来读，也不像对《西游记》《水浒传》那样，对书中故事时常运用，随手拈来譬解事物，解释道理。从目前看到的史料中，毛泽东谈起《封神演义》的时候不算多。但是，毛泽东却熟读这部书，对书中故事有自己的分析，并且用他这种分析，讲述重要道理。

　　“要看看《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又叫《封神榜》，是一部神魔小说，就其题材和写法来说，和《西游记》差不多。该书作者许仲琳，号钟山逸叟，南京顺天府人，生卒年代不详，约在明世宗嘉靖前后在世，和《西游记》作者同时或稍后。《封神演义》和《西游记》这两部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同，又同是神话题材，只不过一部谈佛，一部论道。但是，《封神演义》与《西游记》有不少相通之处。《封神演义》中哪吒闹海打死夜叉，打死龙王三太子，又在宝德门打倒龙王，揭龙王鳞甲的神话故事，就完全可以和《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情节和意境相通。

　　但是，与《西游记》相比，《封神演义》显得更怪异，不似《西游记》易懂易读，因此，许多人读过《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却没有读过《封神演义》。

　　在共产党内，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立后，都有一部分同志对《封神演义》有看法，认为它宣扬封建迷信，情节怪诞，对青年人有不良影响。

　　有不少学者也不看好《封神演义》，北京大学撰写的《中国小说史》中就说:“《封神演义》总的倾向是反动的”，也不主张人们、特别是青年人阅读。

　　可是，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在和身边警卫员们谈论读书时，主张要看看《封神演义》。一次，毛泽东问身边警卫人员，看过《西游记》没有，接着问看过《封神演义》没有。当警卫人员答看过《西游记》，没有看过《封神演义》时，毛泽东说，要看看《封神演义》，那本书虽然是神话，但其中有不少道理。

　　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讲这个话，一是鼓励他们多读书，积累广博的知识，二是引导他们对古典名著要分析，要从中悟出道理。他与对《封神演义》持贬斥态度的党内干部看法不同，认为这部书值得读，但读这本书，不要陷入其中的神话而走火入魔，也不是为了看个热闹，而应该从中发掘古人智慧，了解故事中的道理，用于今天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分析。

　　毛泽东从来也没有批评过贬斥《封神演义》的人，他认为，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书，自有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强求统一认识。各种不同认识，可以各自保留。

　　毛泽东本人坚持认为《封神演义》可以读，但要有分析地读。有分析地读这部书，是毛泽东讲的另一面道理。不仅对于《封神演义》是这样，对其他任何书籍，毛泽东都主张要有分析地阅读。如果阅读时不加分析，不仅不能真正了解书中道理，还容易误入歧途。

　　“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多次到杭州，工作累了，他调节的办法就是爬山。杭州周围的山不算高，有不少山，毛泽东爬上去过。有一次，毛泽东爬玉皇山。有几名工作人员跟随，其中有后来成为公安部长的王芳。那时，山顶上有道观，主要是道教场所，还有道士住在观内。观内供有周武王、姜太公和哪吒、玉皇大帝等塑像。这些，都是《封神演义》中描写的主要人物。毛泽东走进观内，仔细看过供奉的神像，边看边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封神演义》你看过没有？”工作人员回答说:“在家读中学时看过。”毛泽东问:“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回答说：“纣王宠信妲妃，乱了朝政。”毛泽东说:“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毛泽东又说:“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就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用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所以蒋介石被我们打败了。”

　　从这段对话中可知，毛泽东熟读《封神演义》，并且，他本人在阅读这部书时，就采取分析态度，由此形成认识事物的独特视角。因此，他的看法也是常人意想不到的，他的议论也常常发别人所未发。而且，他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角度来读这部书的。他读这部书时，对纣王失败的看法，就与众不同。他对纣王失败的原因，从军事角度作了独特分析，认为纣王失败在于他分兵把守，被善于集中兵力的武王打败了。由此毛泽东引申到对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上来，认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采用了集中兵力的办法，打败了蒋介石，而蒋介石不善于集中兵力，经常采取分兵把守的战法，这一点甚至不如古人，因此，毛泽东的话虽然风趣幽默，但包含了这样的道理：读书要广博，还要善于读书，从书籍中发现智慧，发掘道理。

　　三样法宝

　　毛泽东读《封神演义》，不光善于从书中故事发现道理，还善于将书中情节加以引申，用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经验，阐述新的道理。这是毛泽东读书时博古通今，古为今用的一面。他往往从书中很容易抓住一话题，用以阐述我们自己的新经验和新认识，目的是启发人们思考，形象体会共产党的经验。

　　1939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周年纪念日，陕北公学即将奔赴华北前线，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广征博引方式讲话，并且在演讲中谈到《封神演义》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毛泽东把姜子牙得到三件法宝之事，直接引申来，比喻我们共产党经过对自己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掌握了三条真理：要搞统一战线，要武装斗争，要搞好自身建设。认识并正确运用这三条真理，共产党就将无往而不胜。毛泽东用《封神演义》中三件法宝的故事，借古喻今，十分精炼地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概括成“三件法宝”，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

　　时隔几个月后的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刊物《共产党人》撰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毛泽东对共产党的“三件法宝”正式作了概括，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毛泽东此次改变了他几个月前在陕北公学讲话时使用的“三件法宝”一词，使用了“三大法宝”的词汇，这无疑带有强调意味。同时毛泽东还进一步阐明了“三大法宝”，即民主革命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指出，“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毛泽东在文章中解释道：在三大法宝中，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深刻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8年来的主要经验，采用直接引申《封神演义》故事的办法加以概述，既生动又深刻。关于“三大法宝”的概括，就是他运用古典文学名著中的故事讲述新道理的成功范例。

　　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合乎历史发展

　　《封神演义》是用神话形式写周武王时代的事。书中歌颂了武王伐纣的正义战争。毛泽东读《封神演义》，是肯定武王伐纣战争的，他甚至把这场战争给予“人民战争”的定义。他曾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运用《封神演义》中的故事写道：“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琳以无比的热情歌颂了这场人民解放战争，这应该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的时代”总比“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要好。

　　的确，《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琳，是支持周文王和周武王，反对纣王的，他在《封神演义》这本书中，赞颂了文王的开明，赞扬了西歧的政治民风，也表明了作者的民主思想。他在书中所写周武王讨伐纣王的战争，就是带有人民战争色彩的。

　　其实，那时的人民战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有本质的不同。毛泽东显然对此是清楚的，但他借用《封神演义》这些描写，说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人民要争取民主自由的战争，是符合人民意志的战争，蒋介石反动统治违背人民意志，人民自然要起来，用战争手段推翻他的统治，而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是违背中国人民意愿的，美国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才运用《封神演义》中的故事写出“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样的话，以此比喻人民解放战争势不可挡。

　　学文王之贤

　　广泛阅读历史书籍的毛泽东，对于各朝各代的明君贤相是持赞赏态度的。他认为，历代明君贤相虽然也属于统治阶级，代表统治阶级利益，但他们采取的开明施政办法，对于下层劳动人民大众的生存有益处，一定程度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发展，他们的政治经验也值得借鉴。他读《封神演义》时，对于书中描写的文王之贤，也持赞赏态度，并且在讲话中多次赞赏文王，希望共产党人也学文王之贤。

　　书中对文王施仁政作了描写：文王奉诏往朝歌，将内事托与散宜生，外事托与南宫适、辛甲诸人，召长子伯邑考吩咐曰：“你在西歧，须是守法，不可改于国政，一循旧章；弟兄和睦，君臣相安毋得任一己之私，便一身之好。凡有作为惟老成是谋。西歧之民，无妻者给与金钱而娶。贫而衍期未嫁者，给与金银而嫁；孤寒无依者，当月给口粮，毋使欠缺”。书中还记载了这样的故事：樵夫武吉打死王相，违反了西歧的法令，只受到“画地为牢”的处分，后因他有老母在家无人奉养，又放回家办理母亲棺木日用之费，然后回来。书中还有这样的故事：文王筑灵台，见挖出枯骨，忙叫人用木匣掩埋，这叫做“圣德之君，泽及枯骨”。书中这些描写，完全是儒家明君仁政的观点。

　　毛泽东并不因为《封神演义》中歌颂的是统治阶级政治家而对他们的明君仁政持一概否定态度，相反，他在讲话中多次称赞文王。他说：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吸纳商人文化，促进周朝社会的发展，积极准备推翻商朝的统治。他们施行贤明政治，对奴隶们很有吸引力，周的军队打来，商朝的俘虏纷纷起义，掉转矛头，联合周军进攻商纣。纣王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而死。

　　毛泽东把文王之贤和周朝的兴起、商朝的灭亡联系在一起说明：实行贤明政治，关系事业成败。我们要学文王之贤。

　　专门倒退的人就像申公豹必定失败

　　毛泽东读《封神演义》时，对其中一些有意思的神话故事情节非常注意，并且用这些故事说明大的道理。他曾引用《封神演义》中申公豹眼往后看的故事，说明：凡是这样的人都是搞倒退的人，他们是必定要失败的。

　　在《封神演义》的第三十七回中写了这样一个神话故事：申公豹以抛头入天，复又归位的妖术，力阻姜子牙助周灭纣，结果落得头反眼背终不得安的下场。

　　《封神演义》中这样描写，正和作者所记述的申公豹总是倒行逆施，妄图扭转历史潮流的情节相一致，意思是表明申公豹总是向后看，倒行逆施。作者用这一形象，给申公豹以极大的嘲弄，也警示人们：向后看的人们是永远没有出息的，就算你发动了三十六路人马来伐周，结果都为历史车轮轧得粉身碎骨。

　　毛泽东对《封神演义》中这一故事记得非常清楚，并且用来说明当前的政治道理。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说：“《封神演义》里有一个申公豹，是姜子牙的不肖师弟，他脸向后长，眼朝后看。现在在抗战阵营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群‘申公豹’，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毛泽东用申公豹，来形容蒋介石集团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千方百计把中国拉向倒退，实际上是说他们就像申公豹一样，脸朝后，眼睛专门向后看，是中国的反动势力。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

　　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封神演义》中的故事描写，常常发人所未发，阐述出深刻的道理来。他曾经举《封神演义》中各种法宝之间相互制约的例子，说明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一物降一物的道理。

　　在《封神演义》里描写了许多神怪斗法宝的故事，如该书第八十一回里有这样的描写：“话说余德祭起五方云来至周营，站立空中，将此五斗毒痘四面八方泼洒，至四更方回。不表。且说周营众人倶肉体凡胎，如何经得起，三军人人发热，众将个个不宁。子牙在中军也自发热。武王在后殿，自觉身疼。六十万人马俱是如此。三日后，一概门人，众将，浑身上下倶长出颗粒，莫能动，营中烟火断绝。”《封神演义》中类如“十绝阵”中的“化血阵”、“红水阵”等描写，分析起来，真有点儿像现代化学战争中的瘟疫病菌、天花病菌。《封神演义》还写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战争，写了各式各样的法宝和破法宝的方法。

　　毛泽东阅读此书，曾运用书中描写斗法宝之事，讲述事物相生相克的道理。他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那样多的‘法宝’都破了。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毛泽东在这里用《封神演义》中的故事讲了如下道理：帝国主义尽管强大，手中有先进的武器，但我们不要信那个邪，不必怕它。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法宝”，帝国主义手中的任何法宝都是可破的。前提是我们要依靠人民。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毛泽东对《封神演义》中的姜太公是予以较高评价的，称赞姜子牙辅佐周武王开创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他多次提到姜太公，但提的方式不同，也用来讲述不同的道理。他曾经运用“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形容美帝国主义扶持蒋介石。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故事源自《封神演义》中文王访贤的故事。文王梦虎添双翼，兆将得梁材。故三度寻贤溪边，见姜子牙在渭水河边用无饵的直钩在水面三尺上钓鱼，并且自命不凡地说：“负命者上钓来！”文王大幸，终请姜太公出山辅佐，得以治好国家，打败纣王。

　　熟读《封神演义》的毛泽东用变通方式讲这个故事，形容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美帝国主义愿意扶持蒋介石，是想让他跟美国走。而蒋介石愿意投靠美帝国主义，是想依靠美国打内战，实现他在中国的独裁统治。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说：“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毛泽东用这个故事，深刻揭露了美国和蒋介石的关系，同时指出：蒋介石投靠美国，最终不会有好下场：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对纣王要分析

　　毛泽东有很广博的历史知识，又善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常常发表与常人不同的看法。他对书中所写的纣王，看法就与众不同。

　　《封神演义》一书中记述了一个“反面人物”——纣王。在第九十五回中，姜子牙历数了纣王沉湎酒色，纵淫败度，败沦丧德，兴极酷刑，滥杀无辜等等十大罪状。周武王伐纣时，发表了两篇檄文式的文章，即《尚书》中的《泰誓》《牧誓》。《牧誓》中批判纣王说：“今殷王纣唯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兄弟不用，乃唯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

　　后人对纣王的评价，大多源自上面这些材料，普遍认为纣王是个暴君，是个“万恶无道”的人。但毛泽东却认为，对纣王要分析。而他本人对纣王的看法，的确与众不同。

　　1958年10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把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看做坏人是错误的。”他说，史书上把纣王描写得如一个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恶人，太过分了。连孟子也为他打抱不平地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桀纣之恶未有为此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均归焉。”纣王宠爱妲己、剖开比干心，这两件坏事，使他得到了一个大暴君的恶名，于是天下之恶就都归结到纣王头上了，好像他什么善事都没有做。其实纣王这个人聪明能辩，尚武能文。他打起仗来是很有英雄气概的。商朝晚期，江淮之间的夷人强盛起来，威胁商朝，纣王的父辈曾经几次对东夷用兵，获得了胜利，但没有击退东夷向商朝的扩张和冒犯。纣王当政后亲率大军东征夷人，打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仗，俘虏了“亿兆夷人”，由此击退了东夷的扩张，保卫了商朝在东南方的安全。而且纣王尚武能文，他对东南的经略，使中原文化渐渐发展到了东南，这对我国历史是有贡献的。毛泽东说，商朝这个词就是做生意的意思，它标志着商朝已开始有了商品贸易，到纣王时已成为当时最富强的、文化程度最高的奴隶制国家。

　　毛泽东认为，纣王的失败，自然有他的教训，他认为纣王亡国的教训，一是纣王对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吸纳商人文化，促进周朝社会的发展，积极准备推翻商朝的统治，完全丧失了警觉性。他根本不听商朝大贵族微子、箕子和王子比干的不断进谏，结果，比干被杀，箕子被囚禁为奴，微子见势不妙逃走了。纣王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二是纣王不会做俘虏工作，把大量战俘集中于京畿；而周人在纣王的战俘中却做了卧底工作。当周武王率领的大军距离商都70里的地方，商王宫廷才得到消息，赶忙停止为庆祝胜利而举行的歌舞和酒宴，开始讨论应敌的策略。这时商朝的主力军还远在东南战场，一时征调不过来，纣王只能把大量东夷战俘武装起来开向前线。结果，俘虏纷纷起义，掉转矛头，联合周军进攻商纣。纣王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而死。“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这就是商朝的结局，纣王的悲剧。

　　1958年11月，毛泽东组织几个人一起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发表谈话，再次讲了他对纣王的看法，他说：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做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

　　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在同吴芝圃等人谈话时再次重复了上述观点。

　　毛泽东并不否认纣王存在重大错误甚至罪过，他评论纣王的话，中心意思是讲：对纣王要一分为二；纣王本人，也是一个聪明能辩，尚武能文的人，是个有本事的人，他做的不少事，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对于纣王的失败，毛泽东也做了独特分析：主要原因是内部有反对他的力量，而纣王在策略上的失策是：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把东夷战俘武装起来开向前线。结果，俘虏纷纷起义，掉转矛头打纣王。由此可见，毛泽东是真正把《封神演义》这本书读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