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丁琪：“进步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特朗普的崛起
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作为当年全球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无疑深刻地反映了当代西方和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如今美国即将迎来新一轮大选，特朗普又有卷土重来之势。特朗普的崛起与西方左派运动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应该如何去应对？南茜·弗雷泽的《进步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民粹主义：一个霍布森选择》一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南茜·弗雷泽指出，特朗普的当选与英国脱欧、桑德斯获竞选美国民主党提名、国民阵线党在法国支持度日益高涨等一系列“戏剧性政治变乱”一起，“共同宣告着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崩溃”（p71）。尽管这些政治人物和政党的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却共同拥有同一个目标：“抵制企业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作为它们推手的政治体制”（p71）。选民对这些政治人物和政党的支持，本质上是“对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客观结构性危机的主观政治反映”（p71）。这些投票支持特朗普、英国脱欧、国民阵线党和桑德斯的民众，饱受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压榨，对“宣扬企业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嗤之以鼻，开始站起来反抗“他们政治上的主人”（p72）。
但是在弗雷泽看来，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反对的不是简单的新自由主义，而是“进步新自由主义”（p72）。所谓“进步新自由主义”，是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新自由主义和进步社会运动的一种政治联盟。在这个“进步新自由主义”联盟中，“进步力量与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特别是金融化的力量，有效地扭结在一起”（p72）。在1992年比尔·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为了取代由制造业工人联合会、非洲裔美国人和城市中产阶级组成的“新政联盟”（the New Deal coalition），他组建了一个“由企业家、郊区居民、新社会运动和年轻人构成的新联盟”，并“通过拥抱多样性、多元文化主义和妇女权利来宣扬他们现代的、进步的善意。”（p72）克林顿一方面标榜自己在性别、种族、性取向等领域的进步观念，另一方面则坚定地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讨好华尔街”：“将美国经济转交给高盛商人的举措，解除了政府对银行体系的管制，并商定了加速产业空洞化的自由贸易协定。”（p73）在失控的金融化过程中，美国工人阶级遭受了严重的打击，他们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美国中西部的“锈带”与南方的新工业中心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他们逐渐从“新政社会民主的大本营”，转变为特朗普的主要票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