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间接控制：条约体系下的文化渗透

　　章太炎就注意到，西方这些“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

　　入侵的西人并不十分想亡中国，却立意要亡中国人的“天下”。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对中国采取了一种“凡可能说服时皆说服，不得已则强制”的方略。

　　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订立，毋宁是开创了一种中外交涉的“方式”：简言之，即炮舰出条约，而条约代表胜者的意志;所能谈判的，只是反映胜者意志的程度而已。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修订版)

　　内政与外交的互联互动，是民初政治的一大时代特征。今天为大家分享罗志田教授关于近代中国政治史的一部力作，这本书详论了北洋时期政局的动荡更迭与隐伏其间的民族主义思潮，既有风云跌宕的大格局，也写到了个体在大时代中的思想激荡。

　　近代西潮东侵，中国士大夫多以为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迄今仍常被引用的名言当然不甚符合史实，却反映出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即不少中国士人逐渐认识到，入侵的西人并不十分想亡中国，却立意要亡中国人的“天下”。用今日的话说，西方入侵者的主要目的，不是变中国为殖民地，而是要在文化上征服中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习惯，以全面控制中国。

　　从根本上言，帝国主义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之间最关键的实质问题是对被侵略地区的全面控制。只要能达到实际的控制，是否直接掠夺领土是次要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侵略，但具体的侵略方式则千差万别。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中国朝野对外国入侵的持续有效抵制，再加上入侵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相互竞争造成的均势，这些因素迫使列强逐渐认识到全面的领土掠夺既不合算也不可能。故其退而采取一种不那么直接的侵略方式，即以条约体系巩固其非正式的间接控制，同时寄希望于文化渗透，以为长久的经济利益铺路。

　　近代中外条约基本是武力威胁的结果，故所谓“间接控制”并未改变其帝国主义性质。而条约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条文上，而且首先就体现在其主要反映战胜者的意志这一基本精神上。早期的帝国主义研究较多侧重实施侵略的一方，但恐怕更多是被侵略所在地的现实条件，而未必是侵略者的主观意愿，制约甚或决定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和特性。如鲁宾逊所说：“有多少被侵略的地方，就有多少种歧异不同的帝国主义。”

　　从入侵者视角看，在中国实施“间接控制”是依据实际情形最可行也是效益最高的取径。在被侵略方面，中国除一些割地和少量租界外，领土基本得以保持完整;不平等条约固然侵犯了部分中国主权，但基本的主权仍在中国人手中。若返回当时人的认知，我们今日注重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类近代传入的西方观念，对晚清中国人似不十分要紧;他们更看重的，恐怕是基本的纲常礼教和政治体制这一“国体”仍依其旧。这个重要因素的意义是多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