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成立 孔庆东担任主任：意义何在？

曹征路和刘继明

　　前段时间，从网上得悉，“曹征路-刘继明研究中心”成立，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担任主任，看到这个消息，笔者甚感欣慰，在这“大雪压青松”的年代，左翼文学这棵“青松”能屹立不倒，并赢得一片天地，着实不容易。

　　这不禁让我想到一年多前去世的曹征路同志，主流媒体对他的评价是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澎湃新闻《作家曹征路去世，享年72岁》），而与此相对，泛左翼舆论界热情称赞他是左翼文学的路标（人民食物主权网：“他用自己的作品，接续了整整中断30年的左翼文学传统，为新左翼文学要关注什么、表现什么树立了一块块路标。”）、人民文学的传承者（范景刚：“开辟了新时代的先声，是人民文学光荣传统的传承”。）这样的评价实际就把曹征路与一般底层文学作家区别开来，他的创作实现了对底层文学的超越和升华。

　　2004年，曹征路的《那儿》发表，震动整个中国文坛，随即掀起了一股底层文学的热潮，一时间涌现了许多底层写作的作家和研究者。

　　底层写作成为一时风尚，源于深厚的现实土壤。自转折以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引下，社会分化日趋显著，中国社会也由毛时代的扁平化社会发展为金字塔社会，在这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的两极：一个高高上在、掌握着无限权力和财富的少数上层精英集团和一个沦为弱势群体，被全面剥夺的广大的社会底层。触目惊心的底层社会存在不能不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有所表现，进而在文学艺术上有所反映。

　　底层写作以《那儿》发表为契机，井喷式暴发，成为当时文坛的一大景观，然而，在蔚为壮观的背后，深刻的危机却隐含其中，关于底层文学的论争也由此展开。一部分作家将底层写作变为渲染苦难，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以获得吸引眼球的商业卖点；一部分作家希望利用底层写作，来拯救奄奄一息、穷途末路的纯文学，因而虽然披着“底层”的外衣，其内核仍然与纯文学如出一辙；有更多的作家，虽然采取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来书写底层，但他们仍然停留在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将底层仅仅作为一个人道主义关照的对象，而非揭示其主体性；只有少数作家，如曹征路、刘继明将底层写作中通常表现的苦难常态化，揭示悲剧发生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从而使作品中人物的悲剧命运具有了典型意义，具有了“引起疗救注意”的呼唤意义。

　　同时，也是曹征路和刘继明最先清醒地对底层写作现状发出了深刻警惕，如曹征路尖锐指出：“因为它（指底层叙事所指——引用者注）本身不清楚，它就很容易又被吸纳到主流叙事当中去，又变成什么“底层人写底层”，“打工族写打工”，好像这就是底层表述了，其实它已经歪曲了“底层叙事”原有的含义。当我们寻求用底层来叙事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表达，希望用这种表达的方式来突破我们的困惑（指中国现实的困惑——引用者注）。所以底层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底层的困境，就是知识分子的困境。因此，所谓底层叙事，实际上就是我们大家的叙事。如果仅仅把底层写作当作一种苦难题材，一种关怀姿态，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