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评《年会不能停》:新左翼电影及其困境


  01

  1949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前夜,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主席撰写的社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六评白皮书》。

  在这篇高屋建瓴的评论名篇中,毛主席用诗一样的语言写到: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毛主席关于“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的判断,奠定了新中国在对待“人”的问题上的基调。终其一生,毛主席都在致力于人的彻底解放,致力于唤起人的主体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毛主席都认为可以从人民那里找到答案,都可以沿着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相信群众的路径得到解决。

  当然,人是分为阶级的,毛主席并没有忽略这一点,他特别重视工人阶级的作用。

  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斩钉截铁地指出: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

  虽然在同一时期,党内也出现了争论,即恢复国民经济,究竟主要靠工人阶级,还是靠资产阶级?有人甚至提出“剥削有功”,在毛主席表明态度之后,争论很快有了答案: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依靠工人阶级”的立场贯彻始终,也在很多电影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在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解放了的工人阶级,为了恢复生产,抢修桥梁,支援前线,争相献计献策,主动加班加点,表现出了主人翁的责任感与创造性,在同一时期的一系列影片《无穷的潜力》《光芒万丈》《走向新中国》等,都表现了这样的主题。

  文G期间摄制、上映的工业题材影片《沸腾的群山》《火红的年代》《创业》,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能够爆发出怎样惊人的创造力!

  这一时期,把工人当成包袱、累赘,用下岗的方式将其抛弃,是不可想象的。

  但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

  八十年代后,随着承包制、厂长负责制的普遍推行,“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当时代的主题词从“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转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大锅饭养懒汉”的舆论也被制造并且流行起来了。

  这一时期的电影、文学作品,对这样的变化有及时的反映,比如《乔厂长上任记》《血总是热的》等。

  事情的变化是以令人习焉不察,温水煮青蛙的节奏逐步实现的——一开始还仅仅是用“浮动工资”、“奖金”等来刺激“懒汉”们勤快起来,到了九十年代,就直接开始“减员增效”、 “下岗改制”了。

  有意思的是,尽管“下岗”已经和“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形成了一个无法调和的悖论,但当年的文艺作品,还是极力把“下岗”纳入到传统的革命叙事中去,使之看上去像是一个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行动。

  比如在九十年代末的电视剧《省委书记》中,最优秀的党员劳动模范主动要求下岗,声称这是为了挽救企业,这等于是要工人主动承认自己是工厂的包袱、累赘了,承认自己不再是工厂的主人,而只是与机器、厂房并列的“生产要素”之一了。

  已故著名作家曹征路在小说《那儿》(原名《英特纳雄“那儿”》)中,批判了这一套说辞的荒谬。在《那儿》中,工厂垮台,是因为有人蓄意要侵吞国有资产,工人才是最优秀的。

  在这里,我之所以要不避繁冗,梳理1949年“工人”在现实和“话语”中地位的变迁,是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一变迁,才能够真正看懂并且理解《年会不能停》。

  02

  《年会不能停》,口碑很好,票房也在贺岁片中一骑绝尘,不是没有原因的。

  编导选择了“错置喜剧”这一类型片模式,奠定了本片令观众“笑破防了”的基础。

  什么是错置喜剧呢?

  简单点说,就是一个小人物,因为某种阴差阳错,突然被置于一个根本不属于他的地位上,然而,他无知与懵懂中的言行,却被周边的人自动做了一番附会夸张的解读,以至于他被当成是一个重要的VIP人物,头上似有某种神秘光环,由此产生一系列笑料和强烈的讽刺效果。

  在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错置喜剧”,当属果戈里的《钦差大臣》。

  一个来自首都圣彼得堡的纨绔子弟赫列斯达可夫,与人打赌输得精光,被困在一个小城市的旅馆里一筹莫展。巧合的是,这座城市的上流社会中,正在流行“钦差大臣”将要来进行微服私访的传言。赫列斯达可夫的口音、穿着所流露出的“彼得堡派头”,一下子就被市长当成了“钦差大臣”,于是,当地的官僚和商人都争相贿赂他,市长甚至要把女儿嫁给他。

  在这部差不多200年前发表的喜剧中,果戈里刻画了一系列颟顸卑污的官僚形象,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俄国官僚阶层贪赃枉法,谄媚钻营,卑鄙庸俗的本质特征,将沙皇俄国官僚体制的所有丑恶都暴露了出来。

  《年》剧也采用了与《钦差大臣》像类似的手法。

  一个钳工胡建林(大鹏 饰)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地被调入总部,由于无人能解释他不可思议的升迁,于是他被视为与董事长有特殊关系的神秘人物,甚至被传为董事长的私生子,对此一无所知的胡建林,一夜之间从“蓝领”变“金领”,因与总部复杂的人际关系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

  《年》剧首先戳破了主流经济学家制造并维持多年的一个神话:私有制更有效率。

  影片中,众和集团是一个大型私企,但集团内部充斥着腐败、人浮于事、相互扯皮和铺张浪费,集团遇到危机要大规模裁员,但还要花费6000万元开年会,令来自基层的胡建林目瞪口呆。

  所有这些毛病,在主流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改革的叙事中,似乎都是国企专有的,最后被归结“产权不明晰”,结论是只有进行产权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但《年》剧却让我们看到,只要企业大到一定程度,无论国企还是私企,都可能出现这些问题,所以这并非是产权问题,而是管理与文化问题。

  用编剧兼导演董润年的话说,“其实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体系,里面每个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想趋利避害,想要自己更好的地位前途,想要金钱上的收获,也都不想背锅,出了事希望责任别砸到自己头上。”

  董润年说的也对也不对。优秀的公有制企业,通过建立“一心为公”、“爱厂如家”的文化,可以把这些问题压缩到最低限度。而私企由于无法解决“企业是老板的,工资和身体是自己的”这一固有矛盾,无论怎么搞团建,也就只能这样了。

  03

  《年》剧的核心情节是大规模裁员,这一计划有一个讽刺性的代号“裁员(财源)广进”。

  在《年》剧中,“广进计划”是被当成一场灾难,乃至罪恶来表现的。

  裁员被用“优化”的名义伪装起来,秘密进行,但小道消息早已在集团内部传开,于是人人自危,深恐自己会成为“时代齿轮下的摩擦力”,来路不明的胡建林被认为是可以一言决生死的可怕人物,成了总部员工争相献媚的对象。

  故事到了这里,已经带有对晚近四十年进行反思的味道了,尽管这种反思是一种时空错置的方式曲折地折射出来的,但也再次激活了人们对国企改制年代“以三铁砸三铁”那段历史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裁员,是竞争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逻辑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规律性、经常性现象。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观点,竞争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就是说,为了战胜竞争对手,资本用于设备和技术的比例会越来越高,用于雇佣劳动者的比例会越来越低,导致大量过剩人口。

  “广进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直到开始裁撤整个众和机械厂及其所属的300名员工时,才遇到麻烦。

  在《年》剧中,最大反派是总裁徐云峰(李乃文 饰),他以阴谋家的形象出现,处心积虑地想搞垮胡董事长(欧阳奋强 饰)。

  但严格说起来,徐总才是市场青睐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他理性、冷静、铁石心肠,看问题富有前瞻性。众和集团上上下下都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只有他意识到了,集团根本没有必要保留一个自己的机械厂,只有裁掉这个厂及其所属的300名员工,向互联网企业转型,才有生路。

  遗憾的是,徐总的思考虽然正确,但因为胡董事长(欧阳奋强 饰)是从机械厂厂长任上起家的,一直在力保机械厂,于是他采取了一个愚蠢的做法,即通过向机械厂生产的螺栓中掺入残次品的方式,制造裁撤的理由。这一阴谋被同样对机械厂有深厚感情的胡建林在年会上揭露,徐总及参与阴谋的人都锒铛入狱,机械厂被保住了,一切皆大欢喜。

  无疑,这是一条“光明的尾巴”,然而却违背了市场和现实的逻辑。因为董事长违反市场竞争规律的做法,最终必然导致众和集团的破产。

  可是,如果不加上这样一条“光明的尾巴”,“市场竞争必然导致裁员”这一逻辑又会非常骨感地凸显出来,喜剧就不成为喜剧,编导也无法收场了。

  04

  《年会不能停》这样的作品,我将其命名为“新左翼电影”。

  类似的影片还有一些,如《钢的琴》《暴雪将至》《引爆者》《缝纫机乐队》《让子弹飞》以及去年的《八角笼中》等等。

  在这些影片的对面,则是右翼电影庞大、喧闹的序列。

  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传统左翼电影,如《桃李劫》《万家灯火》(同样表现公司裁员)等传统左翼电影相比,新左翼电影的最大特点在于,失去了张望未来的能力,也缺少对黑暗现实做彻底控诉的勇气,而是藕断丝连,一步三回头,最终与现实苟且。

  用一位网友一针见血的评论,就是“过程很亢奋,结局很空虚”。

  新左翼电影,新在哪里呢?

  新就新在,在经历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撞击之后,在冷战以柏林墙倒塌,西方获胜而告结束之后,左翼的叙事,由于失去了总体性理论的支持,不再能够想象另一个世界。

  既然另一个世界不可能,那么与现实苟且就是唯一选择。

  概括来说,由于娜拉已经预知了出走的结局,所以她在跨出门槛的那一刻就犹豫了,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终于还是没有迈出门去——这是新左翼电影的困境,也是一切打工者的现实困境!

  《年》剧的结尾,胡建林、杰克马、潘尼在年会舞台上唱了一段rap——

  “你是不是像我在裁员中忐忑,守着岗位加班加点地工作。

  你是不是像我就算每天背锅,也放不下五险一金的枷锁。

  你是不是像我整体幻想能够,不用再看上司的脸色生活。

  你是不是像我只会懦弱退缩,面对不公就应该打破沉默。”

  “我是马杰克,不是Magic,在K8待了几年没涨钱也没尊严,

  落个头痛失眠,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我干得兢兢业业,上司在莺莺燕燕。”

  “我是外包潘妮潘,脏活累活都我干,

  功劳簿与我无关,说话从不兜弯弯,

  我不算理想主义,我只想无愧自己,

  油腻的酒局get off me,掌权黑手can't beat off me。”

  “我是HR经理庄尼胡,标准件厂钳工胡师傅,

  调任升职、没人在乎,不懂装懂、心里没谱,

  啥叫颗粒度啊,整得我挺恍惚,

  但是没关系,只要站对队伍、拍对马屁就保住前途。”

  “众和是众志成城天地人和,

  其实不过是众星捧月、一唱一和。

  基层人心惶惶,中层拉帮结党,

  黑话说得很棒,表面风光,全是假象。”

  “总裁放个屁,总监翻成句,经理接到命令不能解密,

  只想逃避,丢给基层,今晚OT,你做个PPT。”

  “做不满意,把他开除,万事大吉。

  花天酒地,整体称兄道弟,

  财务危机,贪污腐败不停,

  自称扁平,等级像丛林。”

  “高楼大厦平地起,埋多少蝼蚁,

  我是员工,不是奴隶,也想做我自己,

  这么心酸压抑,有什么意义,

  公司是一台机器,没有人性,只有目的地。”

  ……

  这段rap,许多打工者听了以后觉得痛快,拨动了他们心弦。但如果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又该怎么办呢?

  即以影片给出的情境论,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职场生活是在胡董事长的统治下出现的,经过一场风波之后,胡董事长不仅没有被推翻,地位反而变得更加稳固了。

  正如几年前我在评论《缝纫机乐队》时说过的那样,小资产阶级不满大资本的碾压,但又不敢突破资本的逻辑,于是就只能寄希望大资本的怜悯了。

  潘尼选择了辞职,但辞职又能如何呢?换一个职场也无非如此,她无所逃遁于天地间。影片结尾,潘尼参加了流行歌手的海选,但这与其说是一种出路,不如说是一种逃避罢了。

  05

  《年》剧中,众和机械厂的工人得知厂子将被裁撤,自己将被裁员后,立时群情激愤。

  恍惚间,这似乎不是一个私营的小厂,而是一个改制潮流中的国企。

  其实,这也是一种时空错置。

  胡建林决心要同徐总抗争时,闪回了九十年代末期,机械厂陷入困境,时任厂长的胡董事长鼓励大家不要放弃,坚持办年会的镜头。

  我忽然领悟到,胡董事长原来是通过对机械厂进行“改制”,捞取了第一桶金。

  机械厂工人进行抗争,似乎已经完全遗忘了这段社会主义“前史”,他们不再为夺回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而斗争,而只为了保住受剥削的地位而愤怒、焦虑、甚至哭泣。

  这倒是应了姜文在《北京人在纽约》中说的一句话:“有人剥削你多好啊,心里真他妈踏实!”

  这才是《年会不能停》这部讽刺喜剧中最有力度的讽刺。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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