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评《年会不能停》：新左翼电影及其困境
01
1949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前夜，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主席撰写的社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六评白皮书》。
在这篇高屋建瓴的评论名篇中，毛主席用诗一样的语言写到：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毛主席关于“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的判断，奠定了新中国在对待“人”的问题上的基调。终其一生，毛主席都在致力于人的彻底解放，致力于唤起人的主体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毛主席都认为可以从人民那里找到答案，都可以沿着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相信群众的路径得到解决。
当然，人是分为阶级的，毛主席并没有忽略这一点，他特别重视工人阶级的作用。
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斩钉截铁地指出：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
虽然在同一时期，党内也出现了争论，即恢复国民经济，究竟主要靠工人阶级，还是靠资产阶级？有人甚至提出“剥削有功”，在毛主席表明态度之后，争论很快有了答案：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依靠工人阶级”的立场贯彻始终，也在很多电影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在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解放了的工人阶级，为了恢复生产，抢修桥梁，支援前线，争相献计献策，主动加班加点，表现出了主人翁的责任感与创造性，在同一时期的一系列影片《无穷的潜力》《光芒万丈》《走向新中国》等，都表现了这样的主题。
文G期间摄制、上映的工业题材影片《沸腾的群山》《火红的年代》《创业》，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能够爆发出怎样惊人的创造力！
这一时期,把工人当成包袱、累赘，用下岗的方式将其抛弃，是不可想象的。
但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
八十年代后，随着承包制、厂长负责制的普遍推行，“人”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当时代的主题词从“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转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大锅饭养懒汉”的舆论也被制造并且流行起来了。
这一时期的电影、文学作品，对这样的变化有及时的反映，比如《乔厂长上任记》《血总是热的》等。
事情的变化是以令人习焉不察，温水煮青蛙的节奏逐步实现的——一开始还仅仅是用“浮动工资”、“奖金”等来刺激“懒汉”们勤快起来，到了九十年代，就直接开始“减员增效”、 “下岗改制”了。
有意思的是，尽管“下岗”已经和“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形成了一个无法调和的悖论，但当年的文艺作品，还是极力把“下岗”纳入到传统的革命叙事中去，使之看上去像是一个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行动。
比如在九十年代末的电视剧《省委书记》中，最优秀的党员劳动模范主动要求下岗，声称这是为了挽救企业，这等于是要工人主动承认自己是工厂的包袱、累赘了，承认自己不再是工厂的主人，而只是与机器、厂房并列的“生产要素”之一了。
已故著名作家曹征路在小说《那儿》（原名《英特纳雄“那儿”》）中，批判了这一套说辞的荒谬。在《那儿》中，工厂垮台，是因为有人蓄意要侵吞国有资产，工人才是最优秀的。
在这里，我之所以要不避繁冗，梳理1949年“工人”在现实和“话语”中地位的变迁，是因为，只有了解了这一变迁，才能够真正看懂并且理解《年会不能停》。
02
《年会不能停》，口碑很好，票房也在贺岁片中一骑绝尘，不是没有原因的。
编导选择了“错置喜剧”这一类型片模式，奠定了本片令观众“笑破防了”的基础。
什么是错置喜剧呢？
简单点说，就是一个小人物，因为某种阴差阳错，突然被置于一个根本不属于他的地位上，然而，他无知与懵懂中的言行，却被周边的人自动做了一番附会夸张的解读，以至于他被当成是一个重要的VIP人物，头上似有某种神秘光环，由此产生一系列笑料和强烈的讽刺效果。
在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错置喜剧”，当属果戈里的《钦差大臣》。
一个来自首都圣彼得堡的纨绔子弟赫列斯达可夫，与人打赌输得精光，被困在一个小城市的旅馆里一筹莫展。巧合的是，这座城市的上流社会中，正在流行“钦差大臣”将要来进行微服私访的传言。赫列斯达可夫的口音、穿着所流露出的“彼得堡派头”，一下子就被市长当成了“钦差大臣”，于是，当地的官僚和商人都争相贿赂他，市长甚至要把女儿嫁给他。
在这部差不多200年前发表的喜剧中，果戈里刻画了一系列颟顸卑污的官僚形象，真实地、典型地反映了俄国官僚阶层贪赃枉法，谄媚钻营，卑鄙庸俗的本质特征，将沙皇俄国官僚体制的所有丑恶都暴露了出来。
《年》剧也采用了与《钦差大臣》像类似的手法。
一个钳工胡建林（大鹏 饰）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地被调入总部，由于无人能解释他不可思议的升迁，于是他被视为与董事长有特殊关系的神秘人物，甚至被传为董事长的私生子，对此一无所知的胡建林，一夜之间从“蓝领”变“金领”，因与总部复杂的人际关系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
《年》剧首先戳破了主流经济学家制造并维持多年的一个神话：私有制更有效率。
影片中，众和集团是一个大型私企，但集团内部充斥着腐败、人浮于事、相互扯皮和铺张浪费，集团遇到危机要大规模裁员，但还要花费6000万元开年会，令来自基层的胡建林目瞪口呆。
所有这些毛病，在主流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改革的叙事中，似乎都是国企专有的，最后被归结“产权不明晰”，结论是只有进行产权改革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但《年》剧却让我们看到，只要企业大到一定程度，无论国企还是私企，都可能出现这些问题，所以这并非是产权问题，而是管理与文化问题。
用编剧兼导演董润年的话说，“其实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体系，里面每个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想趋利避害，想要自己更好的地位前途，想要金钱上的收获，也都不想背锅，出了事希望责任别砸到自己头上。”
董润年说的也对也不对。优秀的公有制企业，通过建立“一心为公”、“爱厂如家”的文化，可以把这些问题压缩到最低限度。而私企由于无法解决“企业是老板的，工资和身体是自己的”这一固有矛盾，无论怎么搞团建，也就只能这样了。
03
《年》剧的核心情节是大规模裁员，这一计划有一个讽刺性的代号“裁员（财源）广进”。
在《年》剧中，“广进计划”是被当成一场灾难，乃至罪恶来表现的。
裁员被用“优化”的名义伪装起来，秘密进行，但小道消息早已在集团内部传开，于是人人自危，深恐自己会成为“时代齿轮下的摩擦力”，来路不明的胡建林被认为是可以一言决生死的可怕人物，成了总部员工争相献媚的对象。
故事到了这里，已经带有对晚近四十年进行反思的味道了，尽管这种反思是一种时空错置的方式曲折地折射出来的，但也再次激活了人们对国企改制年代“以三铁砸三铁”那段历史的思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裁员，是竞争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逻辑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规律性、经常性现象。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观点，竞争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也就是说，为了战胜竞争对手，资本用于设备和技术的比例会越来越高，用于雇佣劳动者的比例会越来越低，导致大量过剩人口。
“广进计划”进行得很顺利，直到开始裁撤整个众和机械厂及其所属的300名员工时，才遇到麻烦。
在《年》剧中，最大反派是总裁徐云峰（李乃文 饰），他以阴谋家的形象出现，处心积虑地想搞垮胡董事长（欧阳奋强 饰）。
但严格说起来，徐总才是市场青睐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他理性、冷静、铁石心肠，看问题富有前瞻性。众和集团上上下下都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只有他意识到了，集团根本没有必要保留一个自己的机械厂，只有裁掉这个厂及其所属的300名员工，向互联网企业转型，才有生路。
遗憾的是，徐总的思考虽然正确，但因为胡董事长（欧阳奋强 饰）是从机械厂厂长任上起家的，一直在力保机械厂，于是他采取了一个愚蠢的做法，即通过向机械厂生产的螺栓中掺入残次品的方式，制造裁撤的理由。这一阴谋被同样对机械厂有深厚感情的胡建林在年会上揭露，徐总及参与阴谋的人都锒铛入狱，机械厂被保住了，一切皆大欢喜。
无疑，这是一条“光明的尾巴”，然而却违背了市场和现实的逻辑。因为董事长违反市场竞争规律的做法，最终必然导致众和集团的破产。
可是，如果不加上这样一条“光明的尾巴”，“市场竞争必然导致裁员”这一逻辑又会非常骨感地凸显出来，喜剧就不成为喜剧，编导也无法收场了。
04
《年会不能停》这样的作品，我将其命名为“新左翼电影”。
类似的影片还有一些，如《钢的琴》《暴雪将至》《引爆者》《缝纫机乐队》《让子弹飞》以及去年的《八角笼中》等等。
在这些影片的对面，则是右翼电影庞大、喧闹的序列。
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传统左翼电影，如《桃李劫》《万家灯火》（同样表现公司裁员）等传统左翼电影相比，新左翼电影的最大特点在于，失去了张望未来的能力，也缺少对黑暗现实做彻底控诉的勇气，而是藕断丝连，一步三回头，最终与现实苟且。
用一位网友一针见血的评论，就是“过程很亢奋，结局很空虚”。
新左翼电影，新在哪里呢？
新就新在，在经历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撞击之后，在冷战以柏林墙倒塌，西方获胜而告结束之后，左翼的叙事，由于失去了总体性理论的支持，不再能够想象另一个世界。
既然另一个世界不可能，那么与现实苟且就是唯一选择。
概括来说，由于娜拉已经预知了出走的结局，所以她在跨出门槛的那一刻就犹豫了，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终于还是没有迈出门去——这是新左翼电影的困境，也是一切打工者的现实困境！
《年》剧的结尾，胡建林、杰克马、潘尼在年会舞台上唱了一段rap——
“你是不是像我在裁员中忐忑，守着岗位加班加点地工作。
你是不是像我就算每天背锅，也放不下五险一金的枷锁。
你是不是像我整体幻想能够，不用再看上司的脸色生活。
你是不是像我只会懦弱退缩，面对不公就应该打破沉默。”
“我是马杰克，不是Magic，在K8待了几年没涨钱也没尊严，
落个头痛失眠，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我干得兢兢业业，上司在莺莺燕燕。”
“我是外包潘妮潘，脏活累活都我干，
功劳簿与我无关，说话从不兜弯弯，
我不算理想主义，我只想无愧自己，
油腻的酒局get off me，掌权黑手can't beat off me。”
“我是HR经理庄尼胡，标准件厂钳工胡师傅，
调任升职、没人在乎，不懂装懂、心里没谱，
啥叫颗粒度啊，整得我挺恍惚，
但是没关系，只要站对队伍、拍对马屁就保住前途。”
“众和是众志成城天地人和，
其实不过是众星捧月、一唱一和。
基层人心惶惶，中层拉帮结党，
黑话说得很棒，表面风光，全是假象。”
“总裁放个屁，总监翻成句，经理接到命令不能解密，
只想逃避，丢给基层，今晚OT，你做个PPT。”
“做不满意，把他开除，万事大吉。
花天酒地，整体称兄道弟，
财务危机，贪污腐败不停，
自称扁平，等级像丛林。”
“高楼大厦平地起，埋多少蝼蚁，
我是员工，不是奴隶，也想做我自己，
这么心酸压抑，有什么意义，
公司是一台机器，没有人性，只有目的地。”
……
这段rap，许多打工者听了以后觉得痛快，拨动了他们心弦。但如果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又该怎么办呢？
即以影片给出的情境论，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职场生活是在胡董事长的统治下出现的，经过一场风波之后，胡董事长不仅没有被推翻，地位反而变得更加稳固了。
正如几年前我在评论《缝纫机乐队》时说过的那样，小资产阶级不满大资本的碾压，但又不敢突破资本的逻辑，于是就只能寄希望大资本的怜悯了。
潘尼选择了辞职，但辞职又能如何呢？换一个职场也无非如此，她无所逃遁于天地间。影片结尾，潘尼参加了流行歌手的海选，但这与其说是一种出路，不如说是一种逃避罢了。
05
《年》剧中，众和机械厂的工人得知厂子将被裁撤，自己将被裁员后，立时群情激愤。
恍惚间，这似乎不是一个私营的小厂，而是一个改制潮流中的国企。
其实，这也是一种时空错置。
胡建林决心要同徐总抗争时，闪回了九十年代末期，机械厂陷入困境，时任厂长的胡董事长鼓励大家不要放弃，坚持办年会的镜头。
我忽然领悟到，胡董事长原来是通过对机械厂进行“改制”，捞取了第一桶金。
机械厂工人进行抗争，似乎已经完全遗忘了这段社会主义“前史”，他们不再为夺回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而斗争，而只为了保住受剥削的地位而愤怒、焦虑、甚至哭泣。
这倒是应了姜文在《北京人在纽约》中说的一句话：“有人剥削你多好啊，心里真他妈踏实！”
这才是《年会不能停》这部讽刺喜剧中最有力度的讽刺。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