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电影与全球60年代》（四）“资本主义价值观”

　　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建立在新教伦理之上。新教伦理大概可以概括为两个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延迟满足”是资本主义最重要价值体系的起点。

　　但金融资本和信用经济的形成不仅开始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结构，而且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观念。

　　信用卡是“借钱和欠债”的文明。

　　欧美社会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把本国的无产阶级变为小布尔乔亚——有房有车、有儿有女、有猫有狗是中产阶级成功人生的模版。

　　理论上说，只要你不是在社会最底层，每个人都能实现有房有车；但有房有车的同时，你也变成了万劫不复的负债者——你把你整个生命规划在一个负债、还息和还钱的过程当中。

　　这是一种预知人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这种形式的一个极端版，就是战后日本经济起飞当中实行的一种明确的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

　　战后日本曾经有一个全面的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工作单位提供住宅和几乎所有的设施，但是个人工资的绝大部分用来还债，还债的时间几乎和你的工作劳动生命同期，直至你退休时才差不多还完所有款项。

　　这种极端形态凸显了信用经济的基本特征——你预知也预售了你的一生。

　　但是在这套逻辑的建立中，它不会说这是“超前消费”，而会说是“你预支了快乐”。

　　一筐苹果是从最好的吃起还是最烂的吃起，原来说从烂的吃起，把好的攒下来；现在会说从最好的吃起，这样你永远在吃最好的。

　　内在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造成文化价值观的转变，造成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个深刻的断裂出现。

　　在这样的变化之中，形成出“青春”的概念——一代人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当中被教养起来。（青春含义的产生会在后面专门出一篇文章阐释）他们的父辈祖辈是在新教伦理的规范下长大，另外一代则在物质极端丰富、社会极端安定和没有肉眼可见的剥削与压迫中长大。

　　鼓励消费、鼓励满足是六十年代后被养育年轻人的社会形态。

　　用这套视野来看中国的80-90一代，也曾经“60年代后的年轻人”。

　　土地财政拉动中国的经济腾飞，以信用为依托的房地产经济使得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得不向我们的未来借钱以满足住房刚需。

　　同时，它也鼓动我们的改变消费观念，曾经祖辈以省吃俭用来累积财富的生活方式被我们所抛弃。“先用后付”“花呗”……成为常见的消费习惯。

　　社会上绝大部分人是快乐的消费者同时是悲惨的负债者，成年后背负车贷房贷，是再正常不过的路径。

　　后工业社会、后工业主义、消费主义、消费社会、景观社会……这样的一些词都是欧洲社会的自我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