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红歌风波看当代文艺的两条路线

　　近期，郭德纲改编红色经典歌曲的事件迅速冲上全网舆论热搜，关于曲艺创作边界、传统艺术传承方向的讨论再次席卷公众视野。

　　我们暂且不纠结这一事件本身的是非对错，顺着这场舆论的脉络回望当代曲艺界，会发现两个始终如影随形的名字、两个极具争议的团体，始终占据着行业的核心位置：一个是郭德纲带领的德云社，一个是赵本山掌舵的赵家班。他们就像曲艺江湖里一时瑜亮的周瑜与诸葛亮，各自在相声和二人转领域掀起了颠覆性的浪潮，又都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收获了鲜花与争议。

　　而要真正看清他们的功过得失，最公允的标尺，不是票房数字、粉丝热度，而是新中国确立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评判观，更是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对文艺改造“存在与意识”双重维度的深度审视。

　　一、文艺改造的双重底层逻辑：物质存在决定意识导向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视角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文艺改造，不是删掉几个低俗段子的表层调整，而是一套完整的系统性工程，由“物质存在层面的文艺组织模式改造”和“意识层面的文艺内容改造”双向构成，二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共同搭建起了人民文艺体系的完整骨架。其中，文艺组织模式改造是“物质存在”层面的根基：通过取缔旧社会私人戏班、地摊卖艺的逐利生产关系，建立由国有文艺院团、各级文联协会组成的公共文艺组织体系，把艺人从“靠卖艺讨生活的江湖个体户”，变成受国家保障、为人民创作的文艺工作者，从生产关系层面彻底消灭了“为了挣钱无底线迎合低俗”的土壤。这是整个人民文艺体系的硬件骨架，没有这个物质基础，后续所有正向的文艺创作都无从谈起。

　　而文艺内容改造是“意识层面”的上层建筑：在新的组织模式保障下，引导文艺工作者跳出“挣钱第一”的旧江湖思维，建立“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创作意识，剔除旧曲艺里的低俗糟粕，创作扎根人民生活、传递正向价值的作品，最终完成从“旧地摊文艺”到“新人民文艺”的意识升华。这是人民文艺体系的软件灵魂，脱离了稳固的组织模式根基，单纯的内容提纯根本无法长期维持。

　　这套完整的改造体系运行几十年，诞生了《夜行记》《如此照相》等无数扎根人民的经典作品，让曲艺真正成为了服务最广大群众的大众艺术。

　　而德云社与赵家班的出现，恰恰从最核心的“物质存在”层面，跳出了这套改造体系的框架。

　　二、同途同源：颠覆“存在”根基的私人曲艺班底

　　二人与各自的团体，从诞生之初就有着高度相似的底层逻辑，这也是他们始终被放在一起讨论的核心原因。他们完全脱离了党领导下的国有文艺体系，绕开了新中国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公共文艺组织框架，复刻了旧社会“班主绝对集权、师徒人身依附”的行帮传承模式，本质上都是市场化运作的“文艺个体户集群”。

　　这种模式直接颠覆了文艺改造最核心的“物质存在”根基：他们彻底抛弃了国有文艺院团的公共生产关系，重新建立起“班主私人所有、演出完全为盈利服务”的逐利生产关系，把文艺创作的生产属性，从“公共属性的人民文艺生产”倒退回“私人逐利的商品文艺生产”。整个班底的生存完全绑定在票房收入上，艺人的收入、地位甚至职业前途，都完全由班主和市场票房决定，从根源上恢复了旧社会“为了挣钱可以放弃艺术底线”的生存土壤。

　　这种“回归摆摊文艺”的模式，天然就和主流人民文艺体系存在结构性冲突。他们靠市场化运作快速抢占了绝大多数曲艺演出市场、流量资源和商业收益，挤压了国有曲艺院团的生存空间，打破了新中国成立后文艺行业的公共资源分配规则。而“物质存在层面”的倒退，必然会催生意识层面的偏差，他们“挣钱即正义”的创作逻辑，不断向市场输出带有旧江湖属性的内容，消解了新中国几代文艺工作者建立起来的“人民文艺”审美标准，这也是两个团体长期深陷行业争议的总根源。

　　三、德云社的独特病灶：反潮流的封建师徒契约

　　在两个私人班底的共性之外，德云社还存在一个赵家班没有的、更具争议性的核心问题：郭德纲照搬的旧社会师徒契约体系，本身就是一套和现代社会潮流完全相悖的陈腐制度，从根上就注定了德云社内部师徒矛盾频发，几乎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公开决裂事件。这套旧社会师徒契约的核心本质，是复刻了旧社会曲艺行帮“三年学徒、两年效力、三节两寿”的旧规则，本质是一种人身依附性质的不平等契约，而非现代职场的平等劳动合同。学艺期间徒弟几乎没有合理薪资，登台演出的绝大部分收入都要归师门所有，徒弟的职业发展、演出资源分配完全由师父一人掌控，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它还保留了大量封建行帮糟粕，用“师徒如父子”的伦理绑架替代现代契约精神，把正常的劳务关系扭曲成了“师父给饭吃，徒弟必须无条件感恩服从”的人身从属关系。

　　这套制度从诞生起就和现代社会潮流全面对立：现代社会的核心准则是人格平等、契约自由，企业和员工之间是基于劳动合同的平等合作关系，员工的合法权益受法律明确保障。而德云社的师徒制却刻意强化等级差距，师父拥有绝对权威，徒弟的基本权益很难得到公平保障，本身就和现代法治理念背道而驰。

　　新中国成立后早已完成了对旧戏班封建师徒制度的改造，这种限制人身自由、分配极度不公的行帮规则，早就被时代彻底淘汰。郭德纲逆潮流而动，把这套陈腐制度重新捡回来，本质上就是开历史倒车。

　　随着时代发展，年轻一代艺人的平等意识、权益意识早已觉醒，他们不可能像旧社会艺人那样无条件接受这种人身依附的不平等规则，双方的观念冲突从拜师第一天起就已经埋下。从当年曹云金公开决裂，到后续宋昊然临阵拒拜高峰等事件，核心冲突几乎都集中在收入分配、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上，这是这套制度自带的结构性问题，不可能靠内部调和彻底解决。

　　这套制度完全没有现代企业的透明管理和监督机制，权力高度集中在师父手中，很容易出现权力滥用的情况，进一步激化师徒之间的对立情绪。当徒弟成长起来、具备独立的市场价值后，必然会追求平等的权益和职业自主权，和这套要求徒弟无条件服从、长期榨取价值的旧制度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只能走向师徒反目。

　　公开信息显示，这套封建班规和行帮习气，早已被主流舆论明确指出是文艺界行风建设需要警惕的隐形危害，它以“传承传统”为伪装，本质上是和现代文明、现代法治完全对立的陈腐糟粕，只要不彻底摒弃，德云社的师徒矛盾就永远不会停止。

　　四、殊途异向：一个局部进步，一个全面倒退

　　虽然同属跳出体系、颠覆了“存在”根基的私人曲艺班底，但在内容改造的意识层面，赵本山与郭德纲走出了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最终形成了本质上的天壤之别。赵本山带领的赵家班，走的是“复古框架下的内容正向升级”路线。在他出现之前，二人转是东北田间地头生长出来的地摊野曲，三百年传承里始终带着原生粗野的底色，脏口、粉词是野场演出的常态，长久被贴上“低俗”标签，几乎要被时代洪流淹没。赵本山顶着行业内外的巨大压力，率先提出“绿色二人转”理念，系统性对传统二人转进行提纯改造，把所有不适宜全家观看的低俗内容全部剔除，让这门曾经登不上台面的民间艺术，一路从铁岭小剧场走到央视春晚、人民大会堂的主流舞台。

　　他打造的独树一帜的东北乡土喜剧电视剧系列，《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等作品，以浓郁的东北地域生活气息，成为几代观众的集体记忆。

　　这些作品扎根东北普通农民的真实生活，让亿万观众在小人物的家长里短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客观上契合了“文艺服务人民”的部分导向。

　　但受限于私人班底逐利的“物质存在”根基，这份进步始终是局部的、有限的，完全不足以掩盖其整体方向上的倒退：后期作品陷入题材固化的局限，乡村振兴相关的主题表达简单肤浅，所有严肃的时代议题最终都会被消解成邻里斗气的闹剧，甚至为了博眼球不断产出庸俗化桥段，消耗观众对东北乡土文化的好感；二人转的“绿色改造”也并不彻底，小剧场演出中低俗内容屡禁不止，本质上依然是把“流量变现”放在艺术追求之前。这些偏差本质上都是私人班底的逐利属性倒逼内容向流量妥协的必然结果，所谓的局部进步，更像是为了获取主流认可的包装，其核心依然没有跳脱出旧社会地摊文艺“为盈利放弃底线”的逻辑，整体上依然是对人民文艺改造方向的倒退。

　　而郭德纲带领的德云社，走的是“模式与内容的双重全面倒退”路线。在他出现之前，相声经过侯宝林等前辈的人民性改造，早已成为深受群众喜爱的主流曲艺形式，《夜行记》《如此照相》等经典作品，既充满逗乐巧思，又承载着时代温度。但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相声渐渐脱离市井土壤，陷入创作悬浮、剧场凋零的低谷。郭德纲的出现，确实把大量被遗忘的传统老段子从故纸堆里翻出来，把流失的观众重新拉回小剧场，从消亡边缘救活了相声行业。但这份功绩无法掩盖他的倒退本质：在私人逐利的“物质存在”根基之上，他以“回归传统”为旗号，直接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几代文艺工作者完成的相声“去三俗”改造成果，把当年被清理掉的低俗伦理哏、擦边包袱重新搬回小剧场舞台，完全倒退回了旧社会天桥地摊相声的原生形态。

　　他的创作始终把“逗乐博票房”作为唯一目标，刻意迎合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弱化了相声“寓教于乐、正向价值引领”的核心功能，完全放弃了新中国相声改造建立起来的人民文艺属性。

　　他的德云社体系完全复刻旧社会曲艺行帮的封建等级规则，和现代文艺行业的平等开放理念完全相悖，是对新中国曲艺现代化改造成果的全面倒退。

　　五、破局之道：以人民为标尺，做大做强国有文艺主阵地

　　这场由改红歌事件引发的舆论讨论，终究会慢慢淡去，但它留给当代曲艺行业的思考不会停止。德云社与赵家班这对当代曲艺界的一时瑜亮，本质上都是脱离人民文艺体系、以逐利为核心导向的私人班底：赵家班虽然在特定阶段对乡土艺术做了一定的内容提纯，但其局部调整始终没有突破私人资本逐利的底层逻辑，整体依然走在背离人民文艺改造方向的倒退道路上；德云社则在复兴传统的旗号下把已经完成改造的曲艺直接拉回旧江湖的逐利老路，是更彻底的全面倒退。

　　他们的探索与偏差，恰恰指向了当前文艺领域最核心的结构性问题：我们曾经建立起的人民文艺体系出现了部分阵地失守的情况，不少国有文艺团体早已陷入名存实亡的困境——很多地方戏曲剧团只剩一块空牌子，不是人民群众不需要传统戏曲、不需要优质曲艺内容，而是过往一段时期对国有文艺体系的投入不足、定位偏差，让这套曾经产出过无数经典作品的运行模式被逐渐边缘化，没能承担起引领文艺风向的核心责任，才给了私人逐利班底填补市场空白、主导行业潮流的空间。

　　要从根源上破解这一困局，我们完全可以参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系统重振国有人民文艺团体，让其重新成为主导文艺发展、传递正义声音的核心力量，具体可以从五个维度精准发力：

　　一是锚定核心功能，把准国有文艺院团的根本定位明确国有文艺院团是公有制文化领域的核心载体，核心使命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正义发声”，而非单纯追求票房盈利，从顶层设计上剥离过度市场化的逐利考核导向。将国有文艺院团纳入文化领域国有经济布局优化范畴，对标国企“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改革要求，把院团打造成传递主流价值、引领文艺风向的核心战略力量，彻底摒弃“向德云社等私人班底看齐、靠低俗内容博流量”的错误思路，把“扎根群众、服务群众”作为所有创作和演出的根本出发点。

　　二是深化体制改革，破解名存实亡的机制沉疴

　　参考上海组建新型国有演艺集团的改革经验，对区域内分散的国有文艺院团资源进行系统性重构、整体性重塑，打造演艺“航空母舰”，解决小散弱、资源分散的问题。针对不同院团的艺术品类、历史积淀、现存问题推行“一团一策”精准改革：转企改制院团重点强化经营活力，传统深厚的院团重点强化文化传承，头部院团重点强化创作示范引领，避免一刀切的改革模式。把党的领导融入院团治理全流程，严格落实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确保文艺创作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为正义发声不偏向、不走样。

　　三是激活人才活力，打破“人散艺亡”的困局

　　参考陕西省歌舞剧院的项目制激励经验，推行“基础薪酬+精品创作绩效+惠民演出补贴”的分配模式，既保障文艺工作者的基本待遇，又让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激励机制落地，彻底解决“骨干人才流失到私人班底”的问题。摒弃旧社会封建师徒制的糟粕，建立现代平等的传帮带人才梯队，把“德艺双馨、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人才考核的第一标准，培养一批真正愿意为人民发声的文艺工作者。打破职称评定的僵化壁垒，把“惠民演出场次、群众口碑、作品社会价值”作为职称评定的核心指标，替代唯论文、唯奖项的僵化评审标准，让扎根基层的文艺工作者获得合理的职业上升通道。

　　四是强化精品创作，夺回主流文艺阵地话语权

　　集中优质资源攻坚现实题材、红色题材、正能量题材的精品创作，打造一批经得起群众、市场和历史检验的“高峰之作”，用优质内容挤压低俗逐利文艺的生存空间。参考57家国有文艺院团团播的成功经验，把经典剧目重新编排为“微缩版舞台演出”搬进直播间，打破剧场的地域和场次围墙，让优质人民文艺内容触达亿万普通观众，用专业内容引领网络文艺风向。围绕精品创作全链条构建多维度、分类化评价体系，把群众口碑、价值引领作用作为核心考核指标，彻底扭转“唯票房、唯流量”的错误评价导向。

　　五是政策资源托底，夯实院团发展的物质根基

　　参考陕西财政支持国有文艺院团的政策，筹措专项扶持资金，为基层县级院团补齐演出设备、排练场地的硬件短板，同时安排专项创作资金支持重点院团打造原创精品。通过暂免国有资本收益、减半征收文化事业建设费、推出“文旅贷”风险补偿等政策，为院团减负松绑，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托国有院团的核心资源，联动剧场院线、艺术节展、文商旅融合场景，构建完整的演艺产业生态链条，在保障社会效益优先的前提下，提升院团自身造血能力，实现从“养人”到“养事”的正向转变。

　　真正的曲艺传承，从来不是把几百年前的旧内容原封不动搬回舞台，也不是把“挣钱”当成艺术的唯一评判标准。只有跳出旧江湖“摆摊卖艺”的逐利生产关系，摒弃封建行帮的陈腐糟粕，回归党领导下的人民文艺体系，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创作的核心出发点，古老的曲艺才能跳出“俗与雅”的争议，走出一条真正属于新时代的、健康的发展道路。我们期待着国有人民文艺团体重振旗鼓的那一天，让属于人民的文艺，真正回到人民手中。

　　【文/ahlazy，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