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究竟如何批判《资本论》“过时论”？

　　卫兴华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资本论》研究权威，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多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最近又出版了《马克思与<资本论>》(中国人大学出版社)。笔者没有看到他的这部书，但从网站上(昆仑策网，6月20日)读到他关于这部书写的一篇文章即《<资本论>过时了?——解读“经典中的经典”》(以下简称卫文)。当今中国思想理论界确有鼓吹《资本论》“过时论”的错误观点。读到该标题后很感兴趣，真想知道其如何批驳《资本论》“过时论”的错误观点以及如何阐发《资本论》的当代现实意义的。但读后大失所望。该文并没有真正回答出《资本论》“过时论”错误的理由及《资本论》当代最重要最根本的现实意义。

　　一、不阐述《资本论》的主要观点，如何批判《资本论》“过时论”呢？

　　搞清楚《资本论》没有过时，实际是搞清楚《资本论》的基本观点没有过时。大家知道，《资本论》实际是《资本主义论》，是论述资本主义的规律、本质和发展趋势的著作。《资本论》之前也有关于资本主义论的著作，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该书的最大价值就是发现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范畴和规律现象，如商品、货币、资本、利润、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等。它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如马克思所说，把经济学发展为一种整体。但该书有三大基本缺陷，一是该书的历史观是唯心史观，没有把资本主义社会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角度加以认识。二就是其阶级立场是站在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立场上，其目的是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永恒性和不可改变性。三就是其思维方法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由此决定该书不是一部科学著作。马克思也要写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的著作。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正视、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存在剥削、压迫的不公平、不平等的阶级社会，马克思要揭示这种剥削、压迫的深层次的经济根源。二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发现，已经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无限的发展过程，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要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灭亡的内在根源及发展的历史趋势究竟是什么?三是马克思要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自身解放的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理论武器和指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并决定了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但马克思认为，他还没有真正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特殊的经济运行规律，没有揭示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内在秘密，没有从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所以他19世纪50 年代以后，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对经济现象、经济规律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上。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就是他这方面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和代表作，是《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认识进一步深化的具体表现。《资本论》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但最重要最基本的观点有三点。

　　一是《资本论》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劳动价值论对商品本质、货币本质的揭示，进一步发现和揭示了资本的本质、本性和剩余价值规律。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追求剩余价值，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就是剥削。资本不是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利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马克思的这些关于资本的基本观点对学习和研究过《资本论》的同志是再熟悉不过了。恩格斯把马克思《资本论》中全部经济学观点简化为“剩余价值理论”。

　　二是《资本论》通过对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本性的揭示进一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和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的本性是不断追逐剩余价值和扩大再生产，导致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就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资本主义产生时对小生产私有者的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 即开始剥夺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又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即否定的否定。也就是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基础上，建立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

　　三是马克思对剩余价值规律、资本本性的揭示以及论证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的哲学依据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马克思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讲他如何发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以及如何运用唯物史观原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因此，没有唯物史观的物质生产劳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等原理，就没有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结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就具体深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深层次的经济根源。马克思还把颠倒了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思想再颠倒过来运用来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现象，研究个别中的一般，研究各种经济范畴之间的唯物辩证的内在的逻辑联系。在一定意义上，《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逻辑学》。因此列宁说，不懂得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懂得《资本论》。

　　因此，论证《资本论》是否过时，首先必须讲明《资本论》的最基本观点是什么?论证《资本论》是否过时，实际是论证《资本论》的基本观点是否过时。然而卫文中明明是在论证《资本论》是否过时，却不直接阐明《资本论》的最基本观点。这显然是一种无的放矢的论证方法，没有任何的批判力和说服力。固然，卫文也讲到《资本论》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特征的一段论述，但这不是《资本论》的主要观点，而是从主要观点派生出来的某一具体观点。那些鼓吹《资本论》“过时论”观点的人并不是主要鼓吹这一观点的“过时”，而是鼓吹《资本论》主要观点的过时。讲不清楚前三种基本观点，也就讲不清楚马克思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特征的论述。

　　二、不具体揭示《资本论》“过时论”的具体观点和理由，如何批判“过时”论的错误呢？

　　《资本论》一诞生，就遭到它的敌人的根本否定和攻击。这种攻击和否定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否定《资本论》基本观点的科学性，特别是对《资本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根本否定。否定了这两点，也就否定了资本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的本性，否定了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二就是间接否定《资本论》基本观点的科学性。主要是认为，《资本论》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即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著作，20世纪以后的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资本主义，其社会和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出现了马恩时代资本主义没有的许许多多新的现象、特征和条件。《资本论》“过时论”也就是《资本论》的基本观点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过时”了。再直接了当说，就是资本的本性过时了、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本性过时了，改变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过时了，改变了。卫兴华教授文章主要批判《资本论》“过时论”，也就是批判间接否定《资本论》基本观点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错误观点。那么就应该在指出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主要出现哪些与马恩时代资本主义不同的新的现象和特征的特殊，论证《资本论》基本观点并没有因为新现象、新特征、新问题的出现而“过时”，而是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和检验。但非常遗憾，卫文中大标题是批判《资本论》“过时论”的错误观点，但文中丝毫没有提起“过时论”的主要具体观点及具体理由，因此也看不到该文究竟如何具体批判和论证《资本论》“过时论”究竟错在何处?这难道不是文不对题吗?其实，列宁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就是对《资本论》“过时论”的批判。2016年列宁这部著作出版100周年之际，笔者写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现实意义》(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8期)也再次揭示和阐明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和新特征，但不仅不能证明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观点过时，反而进一步证明其真理性、正确性。同时列宁《帝国主义论》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性、腐朽性、寄生性、垂死性在100年之后的今天也没有过时。因该题目较大，本文这里不再赘述。

　　三、《资本论》的当代价值究竟是什么？

　　批判《资本论》“过时论”一方面指出，“过时论”的错误表现、实质，另一方面还要论证《资本论》对当今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还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也是批判“过时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卫兴华同志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其整篇文章也着重阐明了《资本论》的现实意义。但非常遗憾，其阐明的《资本论》的当代现实意义不是从《资本论》的最重要的基本观点即笔者揭示的上述三点内容阐明的，而是从其派生出来的的一个具体观点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论述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导”。这种论证《资本论》的当代现实意义和批判《资本论》“过时论”的方法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笔者认为，《资本论》中所揭示和阐明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包括文中所提到的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特征的那段论述。但针对《资本论》“过时论”的主要错误观点，笔者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应该阐明《资本论》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观点的现实意义，才能够真正批驳“过时论”的错误观点。

　　首先，《资本论》关于资本本性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资本论》没有过时，首先是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的本性、资本主义的本性的论述没有过时。一是它有助于认识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本性。近几十年来，中国当代思潮中有一种极其严重的崇美媚美现象，他们把美国打扮成正义、公平、法治的化身，美国的经济发展完全是自由贸易、自由平等交易的结果，美国的一切经济、政治、军事交往和活动都是从善意出发。只有同美国交往，与美国和资本主义接轨、拜美国为师，才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夫妻论”、“和平与发展”论就是这种观念的典型产物。当今打得如火如荼的中美贸易战在某些国人看来，责任不在美国，而在中国，是中国违反了有关“条约”，中国只有投降，投靠于美国怀抱，才能是中美贸易战的最好结局。其实，所有这些论点，反映了某些国人包括个别当权者始终没有认清美国的实质、认清资本主义的实质。运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的本性及建立在资本本性基础上的国家的本性的观点认识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贸易战问题，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美国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发家史就是不断剥削、掠夺和压迫世界人民的结果。尤其二战以后，美国对外的战略总原则和总方针就是要称霸世界，他所有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都服从于它的这个总方针。中美贸易战只不过是它的总原则、总方针的一个具体表现罢了。只有从《资本论》的资本本性及其延伸为国家本性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解释中美关系和中美贸易战，才能制定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应对措施。二是它有助于解释中国当代极其严重的暴富、两极分化、社会矛盾等现象。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最大特点就是涌现出无数个以赚取利润为主要目的所谓“民营”企业实则私有企业，涌现出数十万、百万亿万富翁。这种企业和暴富之人绝大部分(个别企业除外，如华为等)运行的基本规律就是《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及其派生的具体规律(某些国有企业也是按这种模式及其规律运行的)。同时这种“资本”的本性必然导致在权力者当中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官商勾结就是成为中国当今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和靓丽景色。近些年发生的极其严重的官员腐败及昆山大爆炸、天津大爆炸、盐山大爆炸背后的经济根源就是“资本本性”在中国当代的表现和产物。

　　其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国内国际始

　　终存在质疑和否定《宣言》和《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错误论调。原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2008年在《炎黄春秋》杂志第3期发表文章《走出<共产党宣言>的误区》中说：“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走向更高生活水平的平等和正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教训。”再如1989年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的《历史的终结》文中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已经最后战胜了社会主义。国内还有些人鼓吹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过去的毛病，恢复了青春，在这些人头脑中，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成了“理想天堂”，他们还借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较大的曲折等原因，也开始怀疑共产主义是否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和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宣扬共产主义欺骗了我们，导致相当多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共产主义理信念完全丧失。上述谬论就是对《资本论》观点的根本否定，是对100多年来世界发展史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的根本否定。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有助于批判和揭示这种这些错误观点的荒谬性，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再次，《资本论》中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共产党宣言》，更没有《资本论》。《资本论》是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更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做出的科学结论。唯物史观最重要的基本观点是物质生产、阶级斗争、社会基本矛盾、群众史观等基本原理。因此，《资本论》全书中体现的唯物史观的这些基本原理也没有过时，也对当代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资本论》揭示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就在于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本身就是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由此导致的帝国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经济掠夺和武装侵略、占领、文化渗透等都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对立就是当今世界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有剥削压迫，就一定有反抗斗争，由此必然引发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反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的斗争。朝鲜和伊朗人民反对美国制裁的斗争就是国际阶级斗争的典型表现。《资本论》中的阶级斗争理论不仅适用于国际斗争，也适用于中国的国内现实。40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国内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及黑恶势力的猖獗本身就是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表现。最近打黑除恶斗争中发现的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根本无法解读这些社会现象。

　　四、卫文的所谓“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说明了什么？

　　卫文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解读‘经典中的经典’”，而是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但卫文的这种“理论联系实际”方法笔者实在不敢苟同。首先，本文既然是阐述作为“经典中的经典”的《资本论》没有过时，为什么不论证《资本论》的最基本观点没有过时，而是主观随意抽出《资本论》中并不是最主要的一段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的观点没有过时呢?其次，解读《资本论》的现实意义联系实际为什么不联系当今世界(国内和国际)活生生的尖锐激烈的社会冲突和矛盾斗争呢?而只是解读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而是典型的偏离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实用主义的方法。如此“理论联系实际”既不能帮助人民群众科学理解和掌握《资本论》的精髓和核心思想，更不能帮助人民群众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社会现实问题。

　　辩证法认为，任何现象包含本质，任何个别包含一般。卫文的这种“理论联系实际”方法是现象、个别，但这种现象、个别也包含着一般，也就是它包含和反映了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界一种对待马克思主义错误的研究态度和方法。

　　第一，不敢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内容特别是精髓思想完整、准确阐发出来。如去年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理论界发表了大量文章。但揭示和阐明《宣言》的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观点的文章少之又少，即使有些文章提到这些观点，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不能深入阐发上述思想在《宣言》全书及其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理论地位。如同卫文，既然是讲《资本论》没有过时，为什么不讲《资本论》的核心、精髓思想剩余价值理论及资本的本性原理呢?不讲这个原理在整个《资本论》的理论地位呢?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吗?

　　第二，割裂、歪曲经典著作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也以《共产党宣言》研究为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确实是《宣言》中的一个极其重要思想，但这一思想不能离开全书中的阶级斗争、群众史观、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思想。它是《宣言》一书的整体思想中的其中之一。但近些年来，某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家”大讲特讲《宣言》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且把它提高到《宣言》的核心思想地位，否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及其内在联系等。这显然是典型地割裂和歪曲《共产党宣言》。再如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思想。这段论述是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马克思为什么对研究经济学感兴趣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发现了唯物史观，然后讲唯物史观物质生产方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等原理。“两个决不会”是马克思表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时讲的，着重还是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的又一种表述方法。但哲学界的某位“大家”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把“两个决不会”解读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现状(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还没有发展到必然灭亡的阶段)的概括，是对《宣言》中“两个必然”的修正。这不典型地是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和歪曲吗?

　　第三，不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和回答社会现实中尖锐激烈的社会问题。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批判了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好箭好箭，就是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却存在有一种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是他们也联系实际，但不联系或者绕开国内国际尖锐的社会冲突、矛盾等社会问题，如中国当今极其严重的社会腐败问题，社会群体矛盾问题等等基本见不到或很少有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有独到深入的分析和论证的文章。他们只联系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现行路线、方针、政策，且一律从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不加任何分析地论证其正确性。这种理论研究文章当今思想理论界太多太多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歪曲、割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甚至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真理性。这同样是一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

　　第四，缺乏论证的内在逻辑性。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思想体系，其科学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内在的逻辑性。马克思主义所有的著作都有这种特点。《资本论》这种特点更为突出。任何深入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人都能够为《资本论》的深刻的内在逻辑性所折服。我们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认识问题，必须体现出分析和论证的内在的逻辑性来。如果分析论证过程中缺乏内在逻辑性，那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说服力。笔者记得2017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苏州大学一马克思主义教授写的文章《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文章立论无疑是正确的，但该文论证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具有意识形态性，由此直接推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坚持正确方向。显然二者之间缺乏逻辑性。我们之所以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坚持正确方向，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意识形态性，更根本原因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如果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意识形态性，那么历史上的所有社会学科包括儒家学说、宗教神学、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论都具有意识形态性，难道我们也应该重视和加强这些学科建设和教育吗?这种典型的缺乏科学逻辑性的文章竟然刊载在《人民日报》的理论版上。卫文中也有这种逻辑错误。文章引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第4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特征的一段论述。卫文解读这段话说：“这段论述事实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四个主要特点：(1)劳动者是摆脱了受剥削与压迫的自由人，是生产资料和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人;(2) 生产资料归社会公共所有，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3)按照社会需要分配劳动时间于不同的部门，即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4)实行按劳分配制度。”笔者认为这种解读是正确的。但是卫文继续说：“《资本论》还指出，在新社会制度中，要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而只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才能为实现这一原则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解释就有错误了，而且前后矛盾。前面解读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四个特点恰恰就讲到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摆脱受剥削受压迫才能做“自由人”，而后面却不提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提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只提“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正确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吗?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离开了消灭私有制，离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能够实现吗?另外，卫文认为这段话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但中国当今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讲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实际上私有企业已占大部分，各个省市地区基本上不存在国有企业了，同时搞私有化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搞按资分配。《资本论》中讲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因素现实中所剩无几了。因此《资本论》的观点与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还有必然的内在的逻辑关系吗?如果非要说有“逻辑”关系，那就是我们的实践已经程度不同地偏离、背离《资本论》中所讲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卫兴华同志是研究《资本论》的大家和权威，不可能不知道《资本论》的内在逻辑性的显著特点吧!但为什么自身运用《资本论》观点认识现实问题就缺乏甚至违反逻辑性呢?这究竟是为什么?

　　思想理论界出现上述现象和方法，既与社会大环境，与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与私有观念的严重泛滥有关系，也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自身的世界观及其改造、思维方法和理论素养等有直接关系。这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点到为止。

　　本文的见解也不一定正确，也望卫兴华同志、理论界的同仁和其他读者、网友同志批评指正!

　　2019年6月29日

　　附录：

　　卫兴华：《资本论》过时了？——解读“经典中的经典”

　　2019-06-20 10:49:51  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卫兴华

　　《资本论》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卫兴华教授被学界称作“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国《资本论》研究权威”。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约，他写作了《马克思与〈资本论〉》。该书突出了新的理论思考、新的体例安排、新的着笔点和新的侧重点，系统、深入地阐述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情况、《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以及《资本论》内容的简繁取舍与评介等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资本论》提供给我们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资本论》过时论显然是错误的，但《资本论》提供给我们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教义，其中一些理论观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发展和完善。《资本论》不仅可以为认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特点提供经典范本，还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导。

　　《马克思与<资本论>》一书从《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角度，指出《资本论》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直接指导意义。这一内容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为什么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必定会带来深刻的启迪。

　　1

　　如何看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资本论》虽然没有设置专门的篇章阐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是，在研究商品和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时，为了对比分析，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规律出发，提出了一些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与预见。这些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特征的原则性规定，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讲: “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

　　自由人联合体，就是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的集体性社会结构。

　　“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

　　这段论述事实上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四个主要特点：(1)劳动者是摆脱了受剥削与压迫的自由人，是生产资料和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人;(2) 生产资料归社会公共所有，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3)按照社会需要分配劳动时间于不同的部门，即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4)实行按劳分配制度。《资本论》还指出，在新社会制度中，要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而只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才能为实现这一原则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

　　继承《资本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继承《资本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在所有制关系上，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坚持、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做大做优做强国有经济。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在分配关系上，要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要处理好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也就是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要兼顾效率与公平，确保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在经济运行上，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使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各司其职、协调配合，既要克服经济运行的自发性、盲目性，又要防止由不恰当的干预造成的资源错配。

　　《资本论》提供给我们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资本论》过时论显然是错误的，但《资本论》提供给我们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教义，其中一些理论观点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发展和完善。

　　对待《资本论》，既要摒弃肤浅的过时论、无用论，又要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要坚持《资本论》中蕴含的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时不拘泥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个别观点，要敢于、善于根据新实践情况进行创新发展。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既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资本论》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需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总结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不断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成果。

　　(本文选摘自《马克思与〈资本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