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拿手术刀的医生，也需要心怀济世救民的“社会医生”

　　社会是需要医生的，没有医生不行，因为人会生病。

　　同时，社会还需要另一种“医生”，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医生”，因为社会也会生病。

　　鲁迅年轻的时候，特别想当一名医生，因为他的父亲因为没有得到好的医治而去世了，这让他很伤心，他就想当个医生，“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就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他去了日本的仙台，师从藤野严九郎，很努力地学习医学。这个过程中，一件事情让他备受刺激，他在看日俄战争的幻灯片的时候，看到日本人处决为俄国人搞情报的中国人的画面，我们的国民却麻木地充当着看客，甚至高呼着“万岁”，他跟藤野先生说：我不学了。因为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了，“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放弃了手术刀，他用文化的投枪和匕首，奋不顾身地医治着中国社会的痼疾，被毛主席称赞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五 日，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拉希迪，期间，拉希迪称赞毛泽东是一位诊断了并且治好了中国社会疾病的伟大医生，所作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毛泽东说:如果拿医生作比喻，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我和我们的党在一起，治好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病。但是，也还有一些病，发现了还没有治好;也还有一些病，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发现。”

　　拉希迪大使用伟大医生来表达对毛主席的敬意，是再恰切不过的了。

　　旧的中国是个生病的中国，而且处在一个病重的状态。四十年代美国战地记者西奥多.H.怀特对陪都重庆的描写是旧中国的一个缩影：

　　“城市里蒸腾着鸦片气息。霍乱、痢疾、梅毒和沙眼，腐蚀着人民的健康。工业是几乎不存在的，教育是原始的，该省五千万人中，只有两间所谓的大学以及一所第一流的教会学校……在战争将近结束时，重庆变成了一个毫无忌惮的悲观厌世的城，骨髓里都是贪污腐化。”

　　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年轻时曾参观过革命成功之前的中国一座城市的鸦片烟馆，他在诗中写道：“在这里，他们在遭受侮辱，在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走兽，不被当成人而被当成牛马看待以后，在走啊，走啊，流汗流血之后，他们在这里孤单地倒在迷幻花下。”

　　毛主席尚是一个青年学子时，即立宏愿医治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他早年与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创立“新民学会”，就以“改造中国和世界”做为学会的方针，探讨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研究俄国革命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

　　他曾发出“人有病，天知否?”的扣问。

　　他曾抒发“无非一念救苍生”的志向。

　　他用枪杆子，他用笔杆子，他用思想，把自己的一生投身到改造中国的宏伟事业去了。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一九三六来到延安保安，采访了毛泽东，当时他对毛泽东的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以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斯诺只所以当时不敢确定毛泽东会成为中国的救星，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他觉得中国已经不可救药了。

　　然而陕西的人民却唱响了《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一九四六年的春节，延安的老百姓又给毛主席送来了“人民救星”的牌匾。

　　因为老百姓看到，陕甘宁边区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毛主席为中国开出了适治对症的药方子。

　　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说：“在共产党人控制的延安地区，共产党人破坏了、有时是摧毁了在中国社会长达2000年的历史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的权力，它标志着从公元前221年封建帝国建立以来的中国历史的第一次真正社会革命的开端。”

　　毛主席虽然不是一个拿手术刀的医生，但他经常拿医生的道理来诊治社会机体的病灶。

　　延安整风的时候，他发明了一种治疗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说：“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关系时说：“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

　　一九五五年三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对新时期的要求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全党同志钻得有深有浅，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像医生一样，有的能够开刀，有的不行。有的打针能够打静脉，有的就不能，只能打皮下。有一些医生连皮下都不敢动手，就在那个皮上面。虽然有些同志没有钻进去，但大多数同志是在钻，看样子有许多人是钻进去了，就是有一点内行的味道了。”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毛主席召集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谈到思想斗争这个问题时，他说：“思想斗争是动口不动手，而且动口要恰当，不是采取专政的办法。思想斗争是文的，要惩前应后，治病救人，统一战线，团结一一一批评一一一团结。我们是当医生，开刀是为了把人救出。谁说不需要继续改造?我六十多岁了还要改造，一万年还要改造。人要前进，就要改造，这是合乎规律的。如果老是一套，像过去骑在马上打蒋介石那样，就不行，就要改。”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毛主席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谈到世界形势时，他说：“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头几年，不讲和平，不说要缓和紧张，而现在大讲特讲。没有病，就不要看医生，有病，他就要看医生。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球治病。我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到处跑，相当怪!黄昏的时候，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

　　毛主席在有限的生命之年，只争朝夕，为民族，为世界，号脉，诊断，开方，施治，让人民的体质更健康，让民族的肌体更强壮。

　　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中国已经从一个贫弱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不仅能造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还能造原子弹、洲际弹道导弹，还能发射人造卫星，长期以来被耻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

　　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世候，在发展中的国家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还没有通货膨胀的国家，没有给后人们留下一堆的债务。

　　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世候，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将近1倍——从1949年前的35岁延长到70年代中期的65岁。

　　这便是毛主席，一个伟大的“社会医生”，留给我们中华民族的财富。

　　发生在年末岁初的这场武汉肺炎大疫情，不少人又想起了毛主席的《送瘟神》，想起了毛主席时代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想起了毛主席留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想起了众志成城，想起了万众人心，一个省级的会议室里还挂起了毛主席画像，人们用种种方式表达对毛主席这位伟大医生的怀念。

　　这场疫情的发生，也让我们深切地认识到，社会机体里也是会滋生病毒的，如果不加诊治，它就会助长自然病毒的嚣张气焰，人民就会遭殃，拿手术刀的医生也会被它累死，损失会无法估量。

　　毛主席曾在纪念国际主义战斗白求恩的悼词里说：“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社会医生”，时刻把脉我们的社会，向那些对人民麻木不仁的“社会病毒”投去锋利的匕首和投枪，这或将是我们建立最牢固的种种“防疫”防线最可靠的保障。